19世纪初的英国名医罗伯特·利斯顿以大胆与速度而著称。从骨折、脱臼到五官矫形、截肢割瘤，几乎没有他不敢做的外科手术，而且，他的每一场手术都以快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完成。他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先生们，给我计时。”
在利斯顿的时代，衡量外科医生水平的标准很简单，一个字，“快”。手术时间以秒而不是分钟为单位。截一根手指、割一条大腿、常常只花几分钟的时间。动作越快的医生，水平越高。理由也很简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有效的麻醉药，想减少病人的痛苦，就要尽可能快地完成手术。
享有“快刀”美誉的利斯顿（执手术刀者）
乙醚与笑气
为了制造类似睡觉一样的昏迷状态，古代的医生尝试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手段，例如形形色色的草药，或者把病人一拳打晕过去，或者使用催眠术，或者灌醉病人，效果都不甚理想。
麻醉的发展直到现代才真正获得突破。第一种通过化学合成的麻醉药物是乙醚。据说早在1275年，西班牙人雷蒙德·吕里把硫酸和葡萄酒混在一起，第一次制造了乙醚。但是吕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发明的价值，只是简单地把这种气体命名为“甜硫酸”。
在吕里之后，不少化学家或医生都曾成功地制造了乙醚。一位瑞士医生甚至用鸡来做实验，发现乙醚能够使它们短暂地昏睡过去，而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不过他们都没有想到可以把这种气体用于手术止痛。
与此同时，另一种气体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795年，著名化学家亨弗莱·戴维开始尝试吸入一氧化二氮，即所谓的笑气。戴维在1800年出版了一本厚达580页的著作，描述了他吸入笑气的感受，指出这种气体可以令人感到晕眩、兴奋和肌肉松弛，情不自禁地笑出来，并认为既然它能够消除身体的疼痛，在没有大量出血的外科手术中，可能会有很大的优势。
描绘笑气实验的图画
戴维的同事法拉第注意到乙醚与笑气具有相似的效果。吸入者都会感到情绪低落，然后脉搏变得缓慢，陷入昏睡。他对乙醚的作用也表达了担忧，因为吸入者会出现脉搏缓慢和产生幻觉等副作用。戴维也指出，笑气的作用短暂，停止吸入之后，疼痛可能比之前更加明显。
可是为什么这些科学家和医生都没有真正把乙醚或笑气应用于手术麻醉呢？这个问题令后人感到扼腕。或许就像丘吉尔所说的，“人们时不时会被真相绊倒，但大多数人起身后便跑开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场闹剧
直到19世纪初，乙醚与笑气的医疗用途仍然局限于治疗痛风、痉挛和头疼等疾病，而不是手术麻醉。第一个实施麻醉手术展示的是波士顿医生莫顿。莫顿出生于波士顿，由于家道中落，早早就到西部闯荡，以行骗维生。1839年的一篇报道说他缺乏常识，而且丝毫不掩饰他的无知和评论的愚蠢。
到了40年代，由于行骗无以为继，莫顿到了查尔顿，与韦尔斯合办诊所。韦尔斯曾在1844年参加过一次笑气展示，发现有的吸入者皮肤破损乃至骨头折断之后仍然毫无感觉。这让他大吃一惊。他说服实验者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给他吸入笑气，然后由他的学生为他取下一颗牙齿。整个过程没有丝毫的痛苦。韦尔斯大感振奋，之后连续为多位病人进行使用笑气麻醉的牙科手术，都获得了成功。
韦尔斯因为麻醉手术的展示失败而颜面扫地
莫顿知道此事之后，联系组织了一场公开的外科麻醉展示，结果成了韦尔斯和莫顿的滑铁卢。在手术过程中，病人突然发出了几声痛苦的*，现场的观众哄然大笑。韦尔斯深感耻辱。根据韦尔斯的事后辩护，病人当时因为过早取下笑气袋而没有完全受到麻醉，即便如此，痛苦程度也已大为减轻。不管怎样，这位牙医的麻醉展示以失败告终了。
此后不久，莫顿到了哈佛医学院，跟随杰克逊学习医术，业余继续钻研麻醉术。杰克逊给了他不少关于乙醚提纯的专业建议。1846年，莫顿再次提出做一次麻醉展示，地点设在麻省总医院。这一次，他使用乙醚进行麻醉，成功为病人取下了一颗肿瘤。整个过程中，病人始终处于沉静的睡眠状态。围观的众多教授与医生终于信服了。
莫顿的麻醉手术展示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名与利的争夺。莫顿本来做这次麻醉展示就是为了名利，获得成功之后，马上为乙醚申请发明专利。曾经为其提供指导的杰克逊深感不忿，认为是他告诉莫顿乙醚的麻醉效果，因而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他。两人争执不下，互相对骂，一直闹到国会仍然莫衷一是。结果乙醚专利没有得到执行，谁也没有得到钱。
另一端，韦尔斯听说了莫顿的手术之后站了出来，给杂志去信，声称他跟杰克逊、莫顿有过交谈，他们都承认他的发明贡献。如果他有机会再做第二次展示，或许发明权就会归他。除了韦尔斯，佐治亚医生克劳福德·朗也声称他才是麻醉术的发明人，早在1842年他就在手术中运用了乙醚麻醉。
麻醉术的发明权争夺演变成为一场闹剧，谁都没有获得好下场。韦尔斯在展示失败之后索性弃医从商，改去销售艺术品。1848年，他因为朝路人泼硫酸而被捕，死于狱中。康州议会在其死后确认他为麻醉发明人。莫顿为了专利权到处演讲上诉，耗尽家财，1868年死于脑溢血，其墓志铭称“在他之后，科学控制了疼痛”。杰克逊曾获法国科学院确认为发明人，最后却精神失常，死于疯人院。克劳福德·朗虽然提出了证据，但是没能改变人们的观念。
麻醉发明争议的四个当事人：左上为朗，右上为韦尔斯，左下为莫顿，右下为杰克逊
医生的反对与担忧
在1848年的莫顿手术之后，乙醚和笑气，加上1831年发现的氯仿，都已成功地展现出麻醉止痛的作用。但是吊诡的是，在1848年的莫顿手术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麻醉都没有得到普及。
这一点，首先归咎于莫顿的行径以及当时对医学发展的主流认知。在19世纪初的科学家和精英医生看来，医学的进步建立在日积月累的细心观察和认真实验的基础之上。它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与医生无私地贡献了他们的才智与汗水，才有了医学的日益昌明。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与发明天花疫苗的爱德华·詹纳就是个中代表。
但是莫顿与这一范式截然不同。他的发现谈不上是孜孜不倦的实验研究、数据分析和假说检测的结果，而更像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不是第一个制造乙醚和笑气的人，甚至算不上是第一个将其用于手术麻醉的人；他对乙醚的研究十分原始和粗糙，很多时候依赖杰克逊的指点，而且手术展示的进行也十分仓促随意。更加令人感到尴尬乃至愤怒的是，他实验乙醚麻醉的目的是为了金钱，而且在获得成功之后马上申请专利，企图垄断乙醚麻醉的所有权，而不是将其归功于前人与同侪的贡献。费城的医学杂志公开谴责莫顿的做法，号召波士顿的医生一起反对这个骗子。
即便置莫顿的争议不顾，当时的外科医生对待新麻醉药的态度仍然极为谨慎。他们对麻醉术潜在的副作用感到担忧。考虑到过去用于麻醉的罂粟、曼德拉草乃至酒精，都会对人体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这种担忧并非没有原因。乙醚与氯仿的安全吸入量是多少，仍然没有定论。事实上，当时在美国和欧洲都发生过使用乙醚或笑气麻醉死亡的病例。至于麻醉过程中出现心律失常、循环衰歇、呕吐或者组织损伤，更是不在少数。须知在现代的医学条件下，麻醉都是一件不容小觑的事情，19世纪的医生保持小心翼翼的态度，亦属正常。
麻醉术受到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改变了手术进行的方式。在没有有效的麻醉术的时候，手术考验的是医生的速度与力量，所以像利斯顿那样的医生才会大受欢迎。但是麻醉术发明之后，速度与力量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医生的判断能力与缜密思维。于是那些习惯了过去的方式与荣耀的医生竞相站出来，否定手术麻醉的必要性。
病人的恐惧
病人对于麻醉药的使用同样顾虑重重。首先引起担忧的仍然是它的安全性。许多病人都知道，笑气过去主要用于流浪艺人、马戏团的娱乐表演，现在却成为了麻醉止痛的新发明，这一转变未免过于突兀，而难以为人所接受。
病人的顾虑同样出自“失去意识”的恐惧。即使在今天，很多人都曾经产生过可能一睡不醒的恐惧，何况当时。即使能够醒来，人们仍然担心麻醉可能钝化感知能力，造成永久的伤害。许多人对于失去意识的畏惧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宁可选择痛苦的手术，也不愿意接受麻醉。
正在接受麻醉的女性
“失去意识”引起的另一重忧虑是医患关系的失衡。没有麻醉的时候，医生会在手术过程中与病人进行积极的交流，询问病人的感受，做出相应的治疗动作，同时由于手术的剧烈痛苦，医生往往尽量避免手术。但是麻醉的使用会使病人陷入昏睡，手术变成了医生单方面的操作演绎，这意味着病人权力的让渡与医生权力的空前巨大。不仅如此，由于痛苦的消失，外科医生可能会更加鼓励病人接受侵入性手术，进而给病人带来更多的潜在伤害，例如术后的伤口感染。一位医生曾在1872年写道：
以前，由于手术造成的痛苦，除非有良好的成功前景，否则外科医生不会给人做手术。然而现在，最严重的手术都可以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进行，外科医生急于拯救他的病人，可能会频繁地进行手术，而这些疾病或伤害在以前是不会进行干预的。
麻醉的出现还引发了人们的道德焦虑。乙醚和笑气等刚刚投入应用的麻醉药尽管能够起到减缓疾痛的作用，却有可能跟鸦片一样产生上瘾性，使病人变得冷漠、懈怠与虚弱，甚至激发病人隐藏的罪恶思想。有人评论说，这些使人一时得到“解脱”的药物，其实是穿着天使伪装的恶魔。女性尤其容易受到这些药物的影响，她们上瘾之后，将会变得“迟钝，责任感变弱。提防、狡猾、多疑、欺诈——为了得到珍贵的鸦片类药物，不惜做贼——无所不为……对羞耻麻木不仁，对感情无动于衷。”一位医生评价说，如果女性知道这些风险，她肯定不会接受麻醉，乙醚麻醉的支持者只是重复“长期以来懦夫采取的对道德苦难麻木不仁的做法”。
反映人们对麻醉感到担忧的图画
必要的痛苦
麻醉的反对者除了不断描述麻醉可能的弊端与坏处，也在强调疼痛的必要性。
一个可以引为凭证的理由是提高手术的成功率。不少医生认为，痛苦是手术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减少伤口感染，排出毒素。对于产妇来说，麻醉尤其没有必要，甚至连喊叫*都是有益的，可以提高肺活量，锻炼呼吸器官。这种言论直到今天仍不新鲜，从无痛分娩的比例之低就能看出端倪。也有医生认为，截肢的疼痛可以避免死亡，因为它能够刺激心血管功能。
疼痛的另一个有益之处是锻炼意志和品质。美国医学会的副主席曾在1849年声称，没有疼痛的刺激，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就会垮掉。他又说，没有能够忍耐疼痛的坚毅品质，就不可能从肿瘤中恢复过来。
受到这些医生言论的影响，许多病人都对麻醉嗤之以鼻，认为手术是展现人类的英勇品质和自制力的时刻。每一个人都应该训练自己，使自己能够勇敢地面对痛苦。麻醉的使用只会使人耽于安逸，成为乙醚的奴隶。反过来，医生同样鼓励病人拒绝麻醉。用一位支持烧灼消毒的医生的话来说，最终的目的是培养病人的英雄主义。
疼痛在许多文化里都被认为是一种精神锻炼。图为印度的一位苦行僧
这种看法不单单存在于发明麻醉术的美国，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各种文化里，都有苦行式的修道实践。只有能够忍耐极端痛苦的人，才能得到淬炼，完成精神的蜕变与飞升。古代斯巴达的小孩宁愿让狐狸啃他的肚子，也不愿意让别人发现他的不堪行为；中世纪的欧洲修道士常常使用鞭笞的极端修行方式；印度的苦行僧常有绝食断水，甚至躺在钉床、走在火炭上的苦行。这在东亚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忍”字本身的意义就是在心上插一把刀，说明能忍人所不能忍，才是最高的修养境界。
麻醉既然会消除疾痛，自然为这些人所不取。
疼痛的宗教意义
疼痛是上帝的意志，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这是19世纪的许多麻醉批评者所持有的一种观点。美国牙科协会的第一任主席阿特金森就认为，麻醉是一个魔鬼般的密谋，它剥夺了人们理解和忍受疼痛的能力，这些疼痛是上帝赐予他们去经历的。由此而来的结论当然就是不应人为地减少或者避免痛苦，否则将会招惹上帝的愤怒。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神学根据。《创世纪》里记录了一段关于疼痛的话：“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生儿育女的痛苦是上帝的一次提醒，它表明人类仍是有罪之身。
或许正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麻醉手术的第一次展示才会在波士顿而不是费城等医学更加发达的城市进行。在当时的北美地区，只有波士顿的神职人员和医生对疾痛抱有异样的看法。他们不像其他城市的人一样，笃定地把痛苦和疾病视为神的旨意。例如在1721年，当天花袭击波士顿的时候，当地医生就力主进行人痘接种，即把患者的痘脓接种给未感染的人。这种做法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显然与所谓上帝的意愿相悖。
莫顿进行麻醉展示的麻省总医院，如今是美国的顶尖综合医院
基督教的影响如此深入人心，甚至到了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仍有病人以此为理由拒绝止痛。即将生育的孕妇对于减缓疼痛的手段感到担忧，认为这会破坏她的信仰。南北战争的名将杰克逊在接受截肢手术的时候也拒绝接受氯仿麻醉，称“我一向反对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使用氯仿……我不希望在那样的状态下走向来生”。
最终的普及
麻醉术的最终普及，首先得益于产科医生和牙医的推广。苏格兰医生辛普森回击宗教人士对麻醉术的批评，指出上帝在取出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的时候，就先让他进入类似麻醉的沉睡状态。英国名医约翰·斯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1853年和1857年先后两次使用麻醉术为维多利亚女王接生，帮助她顺利诞下第八个和第九个孩子。两次生产麻醉的名人效应大大地提高了麻醉术的接受度。
与此同时，麻醉术本身也在不断地得到改良。斯诺研究清楚了氯仿和乙醚麻醉的剂量，并撰写了一系列说明与操作指南，打消了许多医生和病人的疑虑。麻醉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与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大量应用于战地医疗，加深了人们对麻醉的认识。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反对手术麻醉，麻醉的重要性也早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并且日益发展成熟，变为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对于疼痛的歌颂，依然存在。那些反对无痛分娩的人，那些鼓吹疼痛是上帝的旨意的人，那些称赞吃得苦中苦的人，当然不会忍痛接受截肢或者肿瘤割除。但在他们眼里，一般意义的疼痛，尤其是慢性疾痛，无需关注和克服。就此而言，麻醉发展到今日，更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减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慢性疾痛。
参考文献：
1）《疾痛的故事》，阿瑟·克勒曼著，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医学史》，洛伊斯·N·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The Wondrous Story of Anesthesia, Editor: Edmond I Eger II, Lawrence J. Saidman, Rod N. Westhorpe, Springer, 2013.
4) The story of pain, Joanna Bour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5) Surgery in the Pre-Anaesthetic Era: 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Liston, Reginald Magee, Health and History Vol. 2, No. 1 (Jul., 2000), pp. 121-133.
6) Ideologies of the Anesthetic: Professionalism, Egalitarianism and the Ether Controversy, Stephanie Browner,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1, No. 1 (Mar., 1999), pp. 108-143.
7)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Human Suffering: Implications for Medicine and Bioethics, Scott J. Fitzpatrick, Ian H. Kerridge, Christopher F. C. Jordens, Laurie Zoloth, Christopher Tollefsen, Karma Lekshe Tsomo, Michael P. Jensen, Abdulaziz Sachedina and Deepak Sarma,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Vol. 55, No. 1 (February 2016), pp. 159-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