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三十五岁时，他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只身前往北京。他在物流公司上班，深受上司的喜爱。抵达北京后，他没来得及好好游玩一番，便投身在求职中。在陡峭的春末，他接到顺丰公司的面试短信。面试的地点虽远在亦庄，但他仍毫不犹豫地前往，因为“在找工作这件事上耗费时间划不来，我的条件很难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顺丰可以说是行业内待遇最好的公司。
丰富的工作经验与资深的经历，没有让他的面试变得顺利。在回答“为什么想送快递”时，他说“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就不来送快递了”。紧接着，经理开始旁敲侧击，想要确认他在北京的计划。
显然，他的诚实引发了经理的戒心。不过，他毕竟久经江湖，敏锐地察觉到经理的担忧，回答其他问题时便开始投经理所好，表现出一副渴求工作的模样。但经理心底里的疑虑并没有彻底消除，总觉得他随时会离开公司。好在经理自觉的是位“文明人”，不能断然拒绝一名热忱的求职者，只好“不太情愿似的”收下了他。
看起来，他将会入职顺丰公司。可事情却没那么顺利，在接下来的十余天里，体检、试工、资料不全、人事系统、财务刁难等问题，像是一面面无形的墙，立在他面前，阻碍他的入职。
《我在北京送快递》
以上的经历，出自于胡安焉的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下称《送快递》）。这是一本非虚构，加上后记，共收集了五篇文章。书中记录着胡安焉这些年来从事过的工作与闯荡社会的经历，如快递员、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酒店服务员、服装店售卖员、加油站员工、保安等等。除了短暂的创业经历与漫画编辑之外，几乎都是底层的工种。
这里说的“底层”，并非贬低，而是在大众的认知中，这些都不是体面的工作。跟白领工作者相比，这批人没有傲人的学历。他们从乡镇出来，投身于繁华而热闹的城市中。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像是工蜂一样，或走街串巷，或坚守岗位，串联着城市的每条缝隙，激活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对于大都市而言，他们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却又习惯性地被忽视。借助着胡安焉的自述，我们得以走进一位写作者真诚的内心，得以窥视快递员的工作机制。
《送快递》并非社会学家的调查报告，胡安焉亦无雄心去呈现快递员群体的生存状态。他只是真诚地回顾自己的工作生涯，记录所见所闻，审慎地梳理与确认自我：在庞杂的城市中，是如何不被机械般的工作淹没与吞噬？
以写作来对抗日常的无聊，用文字来挖掘生活的永恒，是作家写作的动力之一。胡安焉亦不例外，“实际上，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与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后记，《生活的另外部分》）
二
胡安焉入职顺丰的艰辛开端，恍惚让我们看到了在城堡外的村庄里徘徊的K。K的入职信息，始终未得到伯爵的确认。工作与生活，悬浮在半空之中。K无法抽身离去，亦进入城堡内部。工作与生活，悬浮在半空中，令人左右为难。可怜的土地测量员先生，被缥缈的希望折磨着——像是挂在拉车驴子前方的萝卜，看着近似眼前，却也永远吃不到——日久月深，终于无望了。无望是比绝望更残酷的境遇，因为绝望里尚包裹着愤怒与不甘，尚有余力做出改变，或决绝地反抗。而无望是不再怀抱希望，拒绝任何反抗，只麻木地、冷漠地应付着一切。个人的意志将不复存在，沦为纯粹的彻底的工具。
《现代性赋格》
这是无法避免的。现代都市是座庞然大物，枝枝蔓蔓，错综复杂，是现代社会的载体与象征。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大行其道，原因无非是“可以把思想转化为物质、效率，为现代社会青睐，助长重物质和实证的现代价值。”（《现代性赋格》，童明，三联书店，p8）因此，个人像是微不足道的零件，分别构建着、支撑着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像是传统社会那样依赖于血缘与宗族，而是建立在工作、生意等方面。人口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资源，然而具体到个体，却又是随时可以替换与淘汰的。这是现代社会的残酷之处，在精密的社会分工之前，在讲究效率的时代，零件也好，工具也罢，必须要开足马力，高速地运转下去。就连休闲与娱乐，都被精准地规划着。上帝的背书，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仿佛此规划是自然产物，是不容置疑的定律。悠闲的午后散步、篝火旁的故事会……无所事事的闲逛，终于成为了奢侈之物了。奢侈品核心的卖点不在于价格高昂，而在于彰显特权——超越精准规划与时间限制的权力，不必为生活四处奔波。
显然，伯爵拥有这种特权，而K是无法拥有的。因此，为了不让自己沦为纯粹的工具，我们必须有所坚持。这种坚持，是让我们拥有锚定自我的亮光。那是灯塔的光束，穿越茫茫浓雾，引领着灵魂的船只前行。
无法后退，又无法前进，人生悬宕在半途中。这是K的境遇。尽管卡夫卡最终没有完成《城堡》，但我们知道K的徘徊，是没有尽头的。K的遭遇，是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万幸的是，胡安焉的境遇并没有K那么无望。他的入职流程，只是他快递生涯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经过十余天的奔波与努力，如重新提交报告、重新填写入职申请等，胡安焉最终先以小时工的身份，入职了顺丰公司，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快递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快递生涯顺利开启了，更为具体而细微的困难，正在前方虎视眈眈，比如缺乏三轮车、路况不熟、客户刁难、投诉罚款等。业务层面上的困难，假以时日总会克服。事实也如此，随着业务的熟悉，胡安焉的工作效率明显的提高。最令人担忧的困境，是职业思维开始侵占他的脑海。其中，体现最明显的是他对时间的感知——重新开始理解与时间与工作的关系。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显然，这是现代社会的思维，以效率为上，以效益为主。根据胡安焉的计算，日薪270元，工作九个小时，时薪为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再细致计算下去，则更为触目惊心，“我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这种触目惊心，除了人力廉价之外，还有就是纯粹的、冷酷的工业属性。快递员必须像个机器一样思考，计算着一次三餐的成本，必须马不停蹄地运转着，才不至于入不敷出。
曾在全网刷屏的调查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给我们呈现了外卖骑手是怎么争分夺秒地将外卖送到顾客手中。大平台经过大数据的计算，极为吝啬与严苛地制定了送达时间：三公里内，配送时间从最初的50分钟，压缩到30分钟以内。为了完成任务，外卖骑手使出各种手段，比如提前点击送达。甚至，骑手们不惜违反交通规则与时间赛跑。时间犹如一把利剑，悬挂在骑手的头脑上。若是在规定的时间完不成任务，则极有可能导致顾客投诉或差评。这将直接关系到骑手的收入。因为一个投诉极有可能将骑手一天的收入化为乌有。惩罚力度远超奖励。换句话来说，惩罚的作用，在于制造恐惧与愤怒。
尽管快递员的送货时间比骑手要裕余一些，但所要面临的困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骑手能遭遇到的刁难，同样存在于胡安焉的身上。客户——留错地址有之，拒绝接电话有之——凡是不顺意，便会愤而投诉。尽管不全是快递员的错，但损失总是要他们承担的。胡安焉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是给某位客户送冷温水果。因为客户屡屡拒绝电话，他只好将水果放在快递柜里。这一举动，无疑惹怒的客户，遭到投诉。在快递的工作机制中，投诉是可以申诉的。胡安焉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并无过错。自然，他的申诉并没有产生作用，最终被罚五十元。胡安焉心中郁闷，将这位客户写进“报复备忘录”中——里面记录着两位“奇葩”的客户。平心而论，任谁都会气不过，辛苦跑腿赚来的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蒸发了。因此，内心深处涌起报复的愤怒，亦在所难免。所幸的是，胡安焉控制住怒火与心魔，没有真正地去实施报复行为。“后来都删掉了，一个都没有报复。”
显而易见，在这高压的工作环境中，总是出现失控的快递员：一位快递员因身后的奥迪司机拼命地摁喇叭，怒而摸出铁棍，“把人家的车前盖与挡风玻璃完全砸烂了”。这位快递员的下场，自然不会很好，“据说蹲牢房去了，因为他赔不起，可能也不想陪。”胡安焉诚实地承认，自己有过类似的冲动。人性的恶意，在胸中淤积着。这是效率为上的现代社会，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三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公司里负责图书营销。其中一项重要的推广，便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起转赠活动。读者中奖后，会给我发来收件信息。我会把地址收集起来，然后集中寄书。中奖者来自五湖四海。倘若只寄一两位读者，倒也不会引发遐思，可整个下午都在填写快递单——看着那些陌生而又神秘的地址，总会好奇去想象：他们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收到赠书时，他们脸上会露出怎样的神情？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描绘了这么一群人：他们无所事事，居无定所，整日游荡在繁华的巴黎街头，像是侦探一样观察着往来不绝的人群，侦查着城市暗处的秘密。他们与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人群中的人”。这群人便是游荡者。
快递员骑着车串街走巷，穿梭在各个小区中，拿着快递在楼层里爬上爬下。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们必须不停地接触人群，又迅疾离去。他们被迫游荡在城市的街头。可以说，快递员具有游荡者的特性。尽管这种游荡，有着清晰的路线和精确的目的地。只是，十九世纪巴黎街头的游荡者拥有充裕的时间去观察人群，快递员们只能匆匆一瞥。
将胡安焉视为游荡者，也许并不合适，因为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始终工作着。快递员只是他众多工作中的一份。严谨地说，胡安焉是具有游荡者气质的作家。他并非与人群格格不入，而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工作之余的爱好，是读文学书籍。平时说话，总是温文尔雅，对公司的短会，保持着抗拒的态度，“我一般都不听，毕竟革命不是耍嘴皮子”。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源自于他的写作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天性。十年间，不断地换工作，大约是怀着积累写作素材的心思。每有积蓄，他便会辞掉工作，专心在家写作。因此，工作是他为写作所做的准备——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胡安焉的性格偏于内向，喜欢独处。“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是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有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攀干活儿很好，在这种人际环境里我感觉很舒适。”繁重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不堪重负。开女装店、淘宝店、蛋糕店……都以失败而告终，与他内敛的性格，不无关系。
无论是送快递，还是做其他工作，胡安焉与同事的关系，几乎都是若即若离的。这也符合当下社会的特征——工作不再是稳固的。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小区、医院、幼儿园都是厂办的。身边的人，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这种乌托邦般生活，已然不存在了。同事们总是来了又走。
因此，胡安焉对人群的观察与记录，几乎是速写似的。他以自身为原点，将值得铭记的人和事，记录在手机里。也许，胡安焉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写作素材库。但他的速记式的书写，让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了鲜活的面孔。快递员、服务生、骑手……只是他们职业，而非本质。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人，是一名叫“飞哥”的快递员。他是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特立独行。快递员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他竟然能在百忙之间，抽出时间到花鸟虫鱼市场里闲逛。飞哥的生活态度，很是自由随意。他是小时工，但“好像并不想转正”，因为“干小时工更自由”。他养着一只成年鳄龟，喜欢养动植物。除了对工作有所懈怠之外，他似乎对周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与热情。有个细节，很是动人：
有次我们在一个老宿舍院子里派件，他突然指着围墙上一个看着像鸡埘的洞对我们说：“这里住着一窝流浪猫。”然后他停下三轮，下车学起了猫叫，想把猫引出来。
在《送快递》一书中，胡安焉记录了太多因生活而紧张不已的人了。比如，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自行车店老板、为谋求工作而坚韧干活的物流小妹、巴结讨好旁人的新人、尖酸刻薄的搭档，就连胡安焉自己亦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物流公司工作时，胡安焉为了缓解紧张与压力，常常在睡前喝二两白酒，以助睡眠。这群人的生活，几乎被工作覆盖了，为数不多的乐趣是在微信里抢红包，或者偶尔聚会吃大餐。
“我在北京送快递”，既是客观叙述，也是隐喻。城市，不只是个区域，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异乡人就连靠近它，亦是能力与冒险精神的体现。回乡后，他们谈起这段经历，脸上仿佛有了荣光。然而，这荣光是转瞬即逝的。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对于大多数异乡人来说，进城几乎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城堡以容纳的面容，来拒绝与挑选进城者。快递员们（当然也包括服务员、骑手、店员）注定只能城堡是匆匆过客。正如快递有正式工与小时工之分，他们是城市的小时工。机器的齿轮在轰然运转，他们只能卖力跟随，不敢有所懈怠。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