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历史的荒芜之中，拨开迷人眼的乱花，恍惚回到1964年的隆冬。南京东郊灵谷寺里，一声沉重的声音砸落在耳边，夕阳的血色下，是一个55岁的老人生命的解放。
她是曾昭燏，一个被遗落在历史的沧海明珠。
她将骨血全部不留余力地奉献给国家事业，从不要求回报，认真地践行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她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怀揣着理想而来，却在那个冰冷刺骨的日子里纵身一跃。
茂林修竹、清幽雅静之中，曾昭燏如同浮萍般飘无所依。当红日照耀在神州大地上的时候，漫天的春光灿烂下，我寻不到为国捐躯的英雄的魂魄。
那个梅香扑鼻的年代，除却铮铮铁骨的中国人的热血奋战，我还看到数不尽的满目疮痍。那个颇有才情学识的女子，终究抗不下历史的黑暗，独自走在迷雾中，帮助了别人又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苍白无力的空气中，仿佛还飘荡着那句抓不住的只言片语：“我去灵谷寺散散心。”
不得不说，曾家的子孙后代，个个都是各自领域的人才。例如，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对地理天文也略知一二；曾昭抡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曾约农毕业于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自幼博览群书。
这样的例子很多，无论男儿女儿，都坚定着为祖国出力。曾昭燏就是其中一个。
她出生于湘乡县荷叶乡万宜堂，从小便开始读私塾。考入长沙艺芳女校之后，又在20岁那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来又转为国文系。曾昭燏就是在这样国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下成长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对考古学产生了极高的兴趣。
傅斯年是中国历史学家、学者，也是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抡的连襟，也就是因为傅斯年的建议，曾昭燏决定背井离乡，奔赴英国留学，学习田野考古。
曾昭燏写了一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借此在英国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又去了德国的柏林大学的研究院实习。1938年返回英国，担任英国伦敦大学的助教。
作为考古学的学生，曾昭燏不可避免的会去博物馆学习,她隔着透明的玻璃罩看到珍贵的本该出现在中国的文物，心里万分刺痛，作为中国人，她内心气愤而又无可奈何。
却又正因为这样，她更加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以求好好地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护住属于中国的文物。
后来的曾昭燏，拒绝了英国大学考古学的聘请。她认为此时正值中国危急存亡之刻，她做不出抛下祖国安逸偷生的事情。1939年的一月，她带着母亲回到中国昆明，参加云南的考古工作。
经过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将云南地区这一地貌定为“苍河文化”，曾昭燏及其一众相关考古工作者为中国西南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奉献。
1940年，曾昭燏参与四川彭山县东汉崖墓的发掘工作，并经过研究，著论文《以彭山陶俑中所见汉服饰》，对川康民族进行了深刻考察。
抗战胜利后，曾昭燏反对国民政府将文物迁往台湾。她对筹备处的主任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尽管曾昭燏极力反对且多次上报发表言论，但依旧没有阻止这场文物迁台的运动。
但幸运的是，“文物太大太重不好包装”的理由被采纳，追回了一些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课本上的后母戊鼎。
1955年，此时的曾昭燏已经46岁，早已经历了人生的波澜壮阔。她凭着自身的一腔热血和本事，成为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
曾昭燏是位值得人敬重的独立女性。从小的教育和长大后留学的见多识广,使得她与传统的封建女性很不一样。
那个时代，大多数女人还是认为相夫教子才是一个女人最后的真正的归宿，只有少部分人才真的对“平等”二字有深刻见解。
在曾昭燏身上，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独立女性的光辉，她们自主、优秀、智慧、博学、独立、自信，她们并不依靠男人，也依旧活出了自己最好的模样。依附他人而活的永远是弱者，而曾昭燏是强者。
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你可以把它当作生活的调剂品。
曾昭燏也许曾经也对自己的另一半有过美好的幻想，但并不执着。当初尚还懵懂年幼的她，也曾经对姐姐不愿嫁人感到疑惑不解，姐姐回答道：“嫁了人，只能帮助一个家庭几个人，如果不嫁人，那就可以服务千万人。”
我敬佩于这位姐姐的思想境界，也敬佩于曾昭燏以此同样践行自己的一生。他们是真正做到了为国无私奉献，曾昭燏那句“我早已嫁给了博物馆”不是玩笑，而是事实。多年来的为国效力，却从来不求回报，她自认做着该做的事情，努力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
当曾昭燏渐渐走入夕阳的光辉，年迈将把她缓缓笼罩，但此时的她并不是无所依靠，因为曾昭燏心中有想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因为曾昭燏的灵魂尚还充斥着熊熊热情，所以她并不孤单。
我不会为嫁娶伤心，并且我感到内心愉悦，毕竟我还有我热爱了一生的事业——考古，我还有坚定了一生的国家——中国！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昭燏出身世家无疑是危机四伏的。为了度过难关，她主动参与土改，主动参与写检讨。日复一日的精神上的折磨不断打击着她的热情。就好像是每天实时的监控，她需要写各种交代、证明、自我检讨。
这个显赫的身份就是一把双刃剑，带给了曾昭燏良好的成长环境和物质条件，同时也带给了她无尽的折磨。无法避免，也无法躲藏。
1957年的6月份，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抡被扣上了右帽子，尽管曾昭抡也不断自我检讨，依旧没能躲得过去这场灾难。
曾昭燏的侄儿曾宪洛也不幸中招，他被革除公职，被迫进行劳动教育。到最后，曾昭燏的恩师胡小石也驾鹤西去。
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压倒曾昭燏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断的身心折磨已经让她疲惫不堪。因为一直检讨而不断被消磨的考古事业被搁置，她已经没有余力再思考其它，只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她整日里忧心忡忡，连同精神也越发不好起来，1964年，她因为患上抑郁症而住进南京丁山疗养院。其实病魔早已在心脏处盘旋已久，多年累积起来的悲怆现在正如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
1964年12月份，她从医院看完病出来，面色平常看不出任何端倪，曾昭燏跟司机说想去灵谷寺散散心。司机开车来到灵谷寺，曾昭燏给了司机一包苹果，并嘱咐让司机在原地等她，却再也没能回来。她从高塔飞落，生命截止在55岁的年纪。
尸体被发现时，她的口袋里还写着“我的死与司机无关”的纸条。哪怕到最后一刻，她还牵挂着别人。她就是这样一个无私善良的人。
只是可惜，明明隆冬就要过去了，春光灿烂的日子马上就能熬来，却偏偏死在1964年的尾巴。
那个痴心国家事业一辈子的女子，归国时带着满腔热血与理想报效国家，离开时却带走了满目悲凉供自己品尝。那一年的冬天，好像格外冷也格外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