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这段话，是“护国将军”蔡锷因病在日本福冈辞世时所留遗言。然而，他在遗言中提出的“薄葬”要求，并未实现：他最终以国葬之礼，被葬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死时虽年仅34岁，却已有6个子女，除早夭的2个女儿外，他尚有4个年幼的子女。这4个子女分别是原配刘侠贞所生长女蔡铸莲；二夫人潘蕙英所生三女蔡淑莲、长子蔡端（又名端生）、次子蔡永宁。
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女儿蔡铸莲也才8岁，最小的儿子蔡永宁则刚出生不久。
蔡锷后人族谱
蔡锷的葬礼上，哭得最惨的是二夫人潘蕙英，她亲眼看着丈夫死在自己怀里。蔡锷离世这年，他们结婚仅仅三年。三年里，作为督军夫人的她，因一直忙着为他生儿育女，而极少在公众面前露过脸。也因此，蔡锷的一些好友，包括唐继尧等，竟不知道他还有位“二夫人”。
潘蕙英从不在意名分，若非如此，她岂会明知他有原配，而毅然嫁给他呢！所以，当后来外界疯传蔡锷迷上名妓小凤仙时，她并未有任何表示。倒是婆婆王太夫人和原配刘侠贞，为了此事，竟在家里摔了物件。
潘蕙英对小凤仙的事如此大度，是因为她对自己和蔡锷的感情有信心。她是新式女子，这是她和大自己7岁的刘侠贞最大的不同之处，她受过新式教育，他们婚后，一直以新式夫妻的方式相处。不论蔡锷在哪儿，他都会按时给自己写信，几乎每封信里，他都会和她说一些情话。
护国运动期间，与自己短暂分离的丈夫，也不忘随时和自己写信。每一封信的开头，他都会亲昵地写上“蕙英贤妹青睐”六字。
这些信，潘蕙英都反反复复读过，很多内容，她都烂熟于心。长期的书信往来，让他们感情日深，也让她对他的理解日深。潘蕙英一心想做丈夫背后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嫁给他后，她学会了很多：料理家事、照顾婴儿，偶尔，她还会和丈夫讨论国事。
潘蕙英与蔡锷
潘蕙英的付出，蔡锷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知道妻子喜欢听自己“絮叨”后，他在信里常常和妻子讨论战事，在1916年1月31日的信里，蔡锷还向妻子表明了自己誓死报国的心境，他写道：
“预想成、沪之间，必有几场恶战。我军士气百倍，无不一以当十，逆军虽顽强，必能操胜算也。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潘蕙英始终相信自己和丈夫的结合是天注定的缘分，他们之间不仅有普通夫妻的琴瑟和鸣，更有精神层面的契合：她懂敬他，他亦懂她、疼惜她。
蔡锷在贫寒中长大，受原配刘侠贞的叔叔接济才得以出国留学，并因此翻身。潘惠英也因家道中落，经历丧母之痛，只能寄人篱下，受尽漂泊流离。
“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自然比普通夫妻多了很多默契，他们的感情自然也比普通夫妻更加深厚。
就在蔡锷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传得最疯的时候，他还在信里一遍遍地和她诉说着思念之情，在1916年3月25日，即她产下幼子后不久，他在信里情意绵绵地写道：
“别经三月，相念弥笃……吾妹产后体态如何？乳儿壮健否？甚念。极盼常寄信来，以慰悬系。匆此，即问近佳……”
写这封信时，正是蔡锷忙于征战之际，因为知道他在前方战事吃紧，收到这封信后，她迅速回了信，她生怕丈夫为自己和孩子忧心，而影响前方战事。
蔡锷家书
护国运动结束后，在蔡锷的几番催促下，潘蕙英携幼子赶赴四川与丈夫团聚。之后不久，她又与他前往日本治疗。正是在此间，他们俩约定：此生，永不再久别。
谁能想到，这话刚落，蔡锷的病就一天比一天重了。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在被注射新药后，在痛苦中辞世了。潘蕙英心痛极了，一想到丈夫死前已经完全无法发声，她就心如刀割，好在，因为死在自己怀里，他走时是安详的。
蔡锷走的那天，潘蕙英含着泪从他头上剪下了一束头发，并设法编入了自己的发髻中。也从那一刻起，年仅22岁的她下定了“永不改嫁”的决心。
“永不改嫁”是一条极难的路，这条路将意味着孤独。可孤独又如何？自己在尘世已经拥有过最好的爱了，那样，即使孤独几十年，又有何妨呢？
下定决心后，潘蕙英将蔡锷生前的物件悉数整理，她又将他给她的所有信件全部封存了起来。往后余生里，这些将是她的精神寄托。
潘蕙英并没有想过将过继给刘侠贞的儿子蔡端接回，她认为：将长子过继，既是丈夫的决定，她就必须遵从，哪怕她有万般不舍。另一方面：刘侠贞家境优渥，又能得到蔡家族人帮衬，儿子跟着他们，定可以过得很好。
蔡锷、潘蕙英（左）、刘侠贞（右）与孩子们合影
下定决心后，潘蕙英带着一儿一女回到了云南老家，继续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这样的选择，对于当时的潘蕙英而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她明白，作为妾室，她若回到蔡锷老家生活，定要忍受很多屈辱。这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她而言，定会生不如死。
相比之下，云南老家虽不富裕，可好歹有遮风挡雨的容身之所，她在带孩子同时谋点生计，不是难事。
潘蕙英在教育子女上丝毫不含糊，她经常告诫子女：务必继承乃父遗志，奋发图强，以为革命做贡献。
一次，儿子蔡永宁上课时搞小动作，潘蕙英得知消息后，让儿子跪在蔡锷遗像前认错。她一边哭一边道：“你的父亲12岁就中了秀才，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却如此不成器，你如何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啊！”
哭完、训完后，潘蕙英还命令儿子跪在丈夫遗像前反思。那日，蔡永宁见母亲哭得像个泪人，也跟着落了泪。自那以后，他上课再也不敢开小差了，他的成绩也越来越优异了。
在潘蕙英的悉心教导下，女儿蔡淑莲的成绩也相当出色。为了考个好成绩，她经常挑灯夜战。长大后，她顺利考入浙江大学农业专业，后来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工作。
女儿在浙大求学期间，一直不放心女儿的潘蕙英曾多次前往陪读。可也正是在此间，一直将蔡锷家书带在身边的她，竟意外遗失了部分家书。
家书遗失后，潘蕙英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蔡淑莲见母亲痛苦不已，力劝母亲搬回云南昆明居住。
相比姐姐，蔡永宁的学业毫不逊色，他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进入父亲蔡锷创办的云南富滇银行，他的最高职务是副总经理。后来，为了更好报效国家，他辗转入了东北大学担任讲师。
蔡永宁的脾气、性格最像蔡锷，潘蕙英曾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蔡永宁也对革命事业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热情。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和父亲一样：始终不忘用思想影响他人。在为人处世上，他也和父亲蔡锷一样：重义气、识大体。
蔡锷穿过的衣物
蔡永宁的一生，并未因父亲的去世而受到太大影响，这多少因为母亲一直在用父亲的理念教育他们，她还时常和子女讲父亲的逸事。蔡永宁和姐姐蔡淑莲甚至一直认为：父亲从未远去。
蔡端却并未如此幸运，他虽自小生活在父亲的家乡，可因为他的继子身份，养母刘侠贞一直刻意回避与蔡锷及其生母有关的事迹。蔡端想要了解父亲、母亲，只能通过自己打听。
有一段时日里，喜欢听父亲各种事迹的他，竟为了听人讲父亲，将家里的东西拿来送人了。听故事的过程中，小小年纪的蔡端默默种下了为国效力的梦想。
蔡端对养母刘侠贞很尊敬，对大自己8岁的姐姐蔡铸莲也非常尊敬。幼年时，知道自己是蔡家长子的他，曾承诺母亲和姐姐：长大后，会一直照顾她们。
蔡端自小聪慧，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太想了解父亲，考入辅仁大学时，他选取的是史学系。他曾对养母说：知史可以明智，明智方可救国。
大学期间，蔡端总算把父亲蔡锷的历史了解清楚了，他对近乎完人的父亲也更加尊崇了。毕业后，他进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在他进入外交部前，她的姐夫，即蔡铸莲的丈夫石潮白已经在外交部供职多年。
石潮白是蔡锷生前好友石陶钧之子，重情义的他，一直将妻弟蔡端当成亲弟弟看待。两人做同事期间，更是互相帮衬。他们建立深厚情谊的另一个原因，自然与他们的报国之志有关。
在外交部任职期间，蔡端为近代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1949年后，蔡端在北京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后，曾任《光明日报》编辑。
蔡端参加工作后，养母刘侠贞曾试探性地问儿子：“你想回去找她（生母）吗？她毕竟是生你的人，你随时可以回去。”
蔡端听了后却赶忙道：“我感激生母，但我更明白‘养我之母大于天’，只要您在，我断不可能抛下您。”
蔡端和父亲蔡锷一样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蔡锷自小在贫困中长大，而蔡端也因父亲早逝一度过着贫穷的日子。
蔡端十多岁时，因为大叔叔蔡松垣（蔡锷大弟）败家，蔡家的房产竟被他抵押了。眼见一家子没了住所，刘侠贞曾试图依靠蔡锷名气做一些“争取”，可结果却反弄得蔡家声誉受损。
因为此时刘家也已家道中落，刘侠贞和蔡锷母亲王太夫人只得住进了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樟树园一号的寓所，因为住房狭小，王太夫人去世时，蔡家曾不得已将吊唁移到中山堂进行。
蔡端真正直观地感受到父亲的影响力之大，正是在祖母的葬礼上。
王太夫人过世这年，即1935年，距离蔡锷离世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王太夫人过世的第三天，湖南省主席何键就向各界发出了通电。
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大人物，都予以了极大关注。看到纷至沓来的挽联，蔡端惊呆了。
更让蔡端没想到的是，相关重要人物关注到了蔡家的贫困，并纷纷请求政府“从优颁给治丧费” 。而湖南本省士绅对蔡母的葬礼也十分重视，并推动省政府隆重筹办。
各方作用下，蔡端祖母的葬礼被办得分外隆重：省库安排治丧费五千元，省政府主席何键主持丧事，随后还成立营葬事务所……
王太夫人的葬礼仪式持续了一个多月，6月8日，王太夫人的灵柩才终于起运，用汽车运回邵阳县原籍安葬。当日执绋者是省主席何键，为了彰显对蔡锷之母的敬重，当地政府还派出了军警前往现场指挥。当日，长沙城里一路送葬的就有九千余人，沿途商店纷纷放鞭炮致哀。
蔡端知道，祖母葬礼的超高规格，是父亲蔡锷人格和功业的感召。
王太夫人去世六年后，蔡端养母刘侠贞辞世。刘侠贞辞世这年，蔡端与妻子刘淑芸的长女蔡安慈刚刚两岁。
养母去世后，蔡端与生母往来便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了。母子俩都非常珍惜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因为多年来一直未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总不似寻常母子那般亲昵。
此后多年，一心想为蔡家延续香火的蔡端又接连生下了四个女儿。连生五孩，皆是女娃，这样的结果，多少让蔡端有些失落。 可生母潘蕙英却安慰他道：
“你弟弟永宁已经有了两个儿了，再说，女孩男孩都是蔡家血脉，都一样的。”
潘蕙英口中的“两个儿”，是蔡永宁和妻子谈素所生的长子蔡协和次子蔡祺。他们分别生于1946年和1949年，他们的出生地都是云南昆明如意巷。期间，他们和两个姐姐蔡慈、蔡群，都由祖母潘蕙英照顾。
照顾几个孙儿的同时，潘蕙英常惦记长子的几个孩子，偶尔，她还会给他们寄些吃食。相比对待子女，她对几个孙儿明显更加宽容，她总说：“我的任务是教育子女，孙辈的教育是他们（子女）的事儿。”
潘蕙英（前排中）与两个儿子一家、女儿一家合影
潘蕙英嘴上虽这样说，实际上却并未如此做。孙儿们刚刚学会走路时，她就开始和他们讲爱国故事，并教他们读书识字，显然，她对孙辈的教育比谁都上心。
1951年，是潘蕙英的57岁高寿。这年初夏，朱德老总邀请他们一家前来北京定居。接到邀请后的那天，潘蕙英失眠了。她习惯了昆明的生活，可她也想念北京的棉花胡同，那个地方，有她和丈夫蔡锷的许多美好回忆。
思虑再三后，潘蕙英带着一家人再次回到了北京。
此后数年，人们总看到一个步履蹒跚、满头银发的老妇人在棉花胡同踱步，有时，人们还听到她嘴里念叨着啥……
入住北京仅仅5年后，潘蕙英因病辞世，走时，这个已经守寡整整40年的女人，脸上竟含着笑。或许，她是为自己终于能与丈夫团聚而高兴，或许，她是为国家终于走向独立、自主而高兴……
潘蕙英珍藏的九封家书，后来一直被珍藏在长子蔡端手中。再后来，蔡端亲手将这些家书赠给国家博物馆收藏。
潘蕙英生前与长子、次子合影
潘蕙英走后，蔡家子孙大多生活在北京，并一直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对于眼下的平静安宁，蔡家人分外珍惜，作为革命后代，他们深知：静好岁月的背后，是先祖和无数革命者的负重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