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博赟
2020年5月13日，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题名《牛津圣经疑云》（A Biblical Mystery at Oxford）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著名记者赛巴尔（Ariel Sabar），他曾经以一篇《耶稣有妻子吗？》（Did Jesus Have a Wife?）揭露了“耶稣妻子福音”纸草是学过科普特文的江湖骗子伪造的，而哈佛大学的金教授（Karen King）中计受了骗。这次，他又揭露了另一件学术界丑闻。但是，这次丑闻的制造者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江湖骗子，而是堂堂的牛津大学纸草学顶级专家欧宾克（Dirk Obbink）。
欧宾克才华横溢，这一点无可否认。2001年，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因为在纸草学上的成就获得了高达五十万美元的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这个奖项也被称为“天才奖”，专门颁发给在某一领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专家学者，鼓励他们继续出成果。那个时候，他任教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教古典学和纸草学，还是鼎鼎大名的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纸草项目的主编。无论怎样看，他都是一位前程不可限量的杰出学者。但这样一位杰出学者，却在2020年3月被拘留，罪名是监守自盗，而且涉案金额极其巨大。这一案件现在还在调查之中，但欧宾克入狱服刑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事。
一般人都会觉得人文学术是象牙塔，曲高和寡，学者虽然生活优渥但不太可能大富大贵。那么，欧宾克是怎样用不法手段把他的知识巨额变现的呢？他的同伙是谁？他又是如何被揭穿的？我会结合之前的媒体报道，以及对美国贝勒大学前首席副校长、北京大学英语系客座教授谢大卫（David Lyle Jeffrey）的独家采访，给国内关心这一事件的读者做出介绍。
欧宾克最重要的金主，是保守福音派富豪格林家族。他们拥有的家居用品连锁店好必来（Hobby Lobby）在美国人尽皆知，大卫·格林（David Green）和史蒂夫·格林（Steve Green）父子都在福布斯榜上有名。大卫·格林是好必来的创始人，他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兄弟姐妹要么当了牧师，要么嫁了牧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按照家族传统担任神职。大卫·格林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敏锐的经济头脑，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在他看来，他的财富都是上帝所赐，他的信仰越坚定，上帝的恩典越加增。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儿子兼接班人史蒂夫·格林也是一模一样：在商界非常成功，却缺乏正规教育。史蒂夫同样没有上过大学，同样属于保守福音派。保守福音派往往忽视早期教会传统，但极度重视圣经，甚至相信圣经字面无谬，认为读经能够得到上帝的直接指引和护佑。不仅如此，在很多美国保守福音派人士的眼中，基督徒身份和美国好公民身份分不开，爱主和爱国是一体的，而圣经是美国立国之本，也是美国强盛之因。
斯蒂夫·格林著《圣经在美国》
斯蒂夫·格林夫妇著《圣经是本危险的书》
格林家族决定建立圣经博物馆，最为关键的一个动机就是他们对圣经的看重。从2009年起，他们开始大量买入圣经抄本。在格林家族的众多藏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古老的圣经抄本，希腊语、科普特语、叙利亚语抄本都有，总数超过一千份。而促成格林家族大量买进文物的，是藏品项目的主管卡罗尔（Scott Carroll）。卡罗尔曾经帮助另外一位富豪范·坎彭（Van Kampen）建立私人圣经收藏，在业内颇有名声。在卡罗尔接手格林家族的这一庞大项目之后，在短短五年中，格林家族就买下了四万多件文物。
卡罗尔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他从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虔诚的保守福音派基督徒，声称和格林家族立场一致：圣经对于个人信仰和国家命运都极为重要，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荣耀上帝的圣名，就要尽可能多地买进圣经抄本，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知名的圣经宝库，让全世界都知道圣经真实无误。格林家族在这种使命感的推动下，不仅大量购买圣经抄本和其他文物，还花了五亿美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地区买下一栋大楼，将其改造为圣经博物馆。开幕之日，他们还邀请到了美国、以色列政要出席。
格林家族虽然有远大抱负和雄厚资金，但有一点他们很欠缺：专业知识。让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格林父子去鉴别文物，固然是强人所难，但他们对自称保守福音派的卡罗尔极其信任，这就是所托非人了。圣经博物馆的绝大部分馆藏，都是卡罗尔负责藏品的时候购买的，其中有相当数量藏品无法确定合法来源（provenance）。也有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劝格林家族，来源不明和真伪存疑的东西不要买。但他们已经被自己的偏执所蒙蔽，反而斥责这些朋友，说不要成为他们的拦阻，这样不荣耀主。
正是在卡罗尔主管格林家族收藏的时候，他与欧宾克接上了头。很快，欧宾克就成为格林家族的重要顾问，进而成了纸草抄本的主要卖家。和卡罗尔一样，欧宾克外表上看上去也非常虔诚，据说每周都去牛津大学圣公会的礼拜堂。格林家族真心相信，他们找对了人，欧宾克、卡罗尔和他们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梦想，他们能一起把圣经收藏做好做大，圣经博物馆能够得到主的悦纳。
与此同时，欧宾克源源不断地把古代纸草卖给格林家族。其中很多纸草，其实来自埃及探索协会（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保存在牛津大学赛克勒图书馆（Sackler Library）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Oxyrhynchus Collection），而欧宾克是负责编辑出版这一藏品的主编之一。他有随时接触纸草的权限，甚至有些纸草就存放在他办公室里。埃及探索协会还觉得占用了他的办公室空间，对他心怀感激之情。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欧宾克不仅卖掉了属于单位的纸草，还径直销毁了图书馆里的索引卡和照片，抹掉了他监守自盗的痕迹。除此之外，他还勾结土耳其文物贩子，而这也是来源不明的纸草流入格林家族收藏的另一个渠道。
欧宾克有随时接触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的权限，图片来源：卫报视频
欧宾克在牛津大学办公室中展示纸草，图片来源：卫报视频
2010年，格林家族收藏的各种抄本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与德克萨斯州韦科市的名校贝勒大学联系，希望能够合作，来释读和整理这些抄本。贝勒大学的谢大卫教授建议他们开展一个专门项目，组织系统研究。不然买了之后束之高阁，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看到，藏品的价值就无法充分发挥。格林家族深以为然，随即以贝勒大学为中心，开展了“格林学者计划” （Green Scholars Initiative），资助一些福音派院校进行与抄本相关的教学与科研。谢大卫教授也在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建立了“手稿研究学会” （Manuscript Research Collegium），其中一些手稿即来自格林家族藏品。笔者有幸跟随自己的叙利亚语教授参与了手稿研究学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上结识的尼尔森（Melinda Nielsen）博士从圣母大学毕业后到贝勒大学做博士后，其资助者正是格林家族。尼尔森博士教学与科研水平很高，博士后出站即留校任教，现在是贝勒大学经典文本项目（Great Texts Program）副教授。她今年将在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一本《人类救赎之镜》（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手稿研究，这部中世纪晚期手稿也是格林家族藏品。
贝勒大学手稿研究学会的负责人，是古典系的费什（Jeffrey Fish）教授。他曾经在牛津大学上过欧宾克的纸草学课程。他在德克萨斯州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欧宾克还给了他很多指导和建议，帮助他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费什对欧宾克极为尊敬和仰慕。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欧宾克以合作为名义，实际上却是有意要欺骗和利用他，而欧宾克的同伙就是卡罗尔。
卡罗尔是首先联系费什的人。费什之前并不认识卡罗尔，也没听说过格林家族藏品，对卡罗尔的身份和目的心怀疑虑。费什刚开始不太相信，现在还会新发现大量的纸草文献，有待释读、编辑和研究。但卡罗尔很清楚，费什对欧宾克是完全信服的。于是卡罗尔提到了欧宾克，说欧宾克是他们的高级顾问，费什的疑虑就开始消解了。接下去，费什给欧宾克发了邮件确认情况，欧宾克随即回复说，希望费什与卡罗尔通力合作。
卡罗尔以“格林家族藏品主任”的名义，代表格林家族在贝勒大学古典系开展“格林学者计划”本科生项目，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卡罗尔所展示的纸草文献获取方法，称为“化开法”（dismounting/dismantling）。埃及木乃伊经常保存在壳筒（cartonnage）里，壳筒是亚麻或纸草加熟石膏层层糊成的。将熟石膏溶解之后，就可以将亚麻或纸草揭开。如果纸草上面有字，就可以解读其内容。这种壳筒在古代埃及是量产，现在也很容易获得。欧宾克联系了奥地利收藏家，卖了很多木乃伊壳筒给格林家族。明眼人一看便知，木乃伊壳筒是给来源不明的纸草编造来源的现成工具，谁也不能事先预知壳筒里能化出来什么。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有时也使用“化开法”来寻找古代手稿。但是，由于这样会毁坏文物，而揭开的纸草经常是行政文书比如账本残片之类，没有重要的文学文献，所以这种方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被弃而不用了。卡罗尔却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拾起了“化开法”，而他的科研设备相当简单粗暴：热水加洗洁精。
从2011年开始，卡罗尔就在贝勒大学古典系展示他神奇的“化开法”。他负责把木乃伊壳筒泡在兑好洗洁精的热水里。按照他的说法，这是高科技，他是老专家，其他人掌握不好，会搞坏无数壳筒也化不出一份抄本来。当他把纸草成功“化出来”，就由学生拿起、展平、压干、释读。他还拿了很多纸草样本给学生看：希腊文、科普特文的圣经抄本，甚至有一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约抄本残片，都是这样从壳筒里化出来的。
欧宾克与埃及木乃伊壳筒，摄于牛津大学赛克勒图书馆，图片来源：卫报报道
卡罗尔在贝勒大学古典系化开木乃伊壳筒，图片来源：贝勒大学古典系新闻通讯2011年秋第8辑
2012年1月，卡罗尔又来到贝勒大学古典系，向本科生展示化开木乃伊壳筒。这次来观看的还有谢大卫教授和费什教授。卡罗尔故伎重演，将纸草样本、壳筒、热水、洗洁精一一准备好。这时，谢教授注意到，卡罗尔将纸草样本放在水池旁边，每一张纸草样本都压在两片玻璃中间，只有一张没有压住。卡罗尔一如既往把壳筒泡水，然后胸有成竹地捞起一张纸草，交给学生释读。学生将纸草压平、打光，字迹放大，将释读出来的希腊文输入数据库，发现是《圣经新约·罗马书》10章，全场轰动。
但几何学家出身的谢教授一眼认出，这张纸草和他之前在水池边看到的那张没有压住的纸草，形状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卡罗尔是偷偷把事先准备好的纸草放在冒着泡泡的热水里，然后假装新发现了圣经残片。谢教授大为震惊，立即告诉了身边的费什教授。费什教授也呆住了，觉得难以置信。谢教授自然对卡罗尔的人品产生了怀疑，对他的履历一条一条去做了查证。这时他更加震惊地发现，履历里有各种造假。其中列出了五本卡罗尔署名的专著，没有一本是真的。谢教授专门打电话给履历中写的要出版这些专著的出版社，出版社的回复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卡罗尔明目张胆讲假话到什么程度呢？谢教授忽然回想起，卡罗尔曾经夸口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就成为美国国家摔跤队队员参加奥运会。谢太太顺手搜了一下，发现卡罗尔上高中的时候，只参加过他们学校的摔跤队。
卡罗尔显然觉得是自己举足轻重的人物，贝勒大学师生能看到多少格林家族藏品，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他要求贝勒大学给他开更多工资。谢大卫教授将卡罗尔“化开壳筒”造假和履历造假的事通知格林家族，格林家族很快解雇了卡罗尔。
但这并不影响卡罗尔在其他的保守福音派人士那里推销他的“化开法”。他早已联系上了著名的护教作家麦道卫（Josh McDowell）和达拉斯神学院新约教授华莱士（Daniel Wallace），如法炮制了一番。而这两位相信圣经残片竟然能以木乃伊壳筒的方式保存至今，实属上帝大能和丰盛恩典。麦道卫在其畅销书《铁证待判》的最新一版中多次提到卡罗尔，称之为圣经文本专家，还引用他的话，表示大量新发现的圣经抄本证明圣经无谬，而他们对圣经的信心乃是无可动摇的。
麦道卫《铁证待判》的最新一版
华莱士选择了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公开辩论。2012年2月，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客场迎战新约教授埃尔曼（Bart Erhman），辩题是“新约原始文本是否可考”。埃尔曼是无神论者，他认为新约原始文本已经失落，存世抄本最早也是公元三世纪初的残片，完整的福音书抄本最早也是公元370年左右的，比成书最早的马可福音晚三百年，因此我们无法获知文本本来面目。但埃尔曼不知道的是，华莱士有一个秘密武器：“公元一世纪的马可福音残片”。他要以此表明，这一离马可福音原文成书年代不远的残片是有力的证据，证明文本没有被篡改过，存世的福音*载是可信的。
这一残片是哪里来的呢？2011年9月，“格林家族藏品”负责人卡罗尔和“格林学者计划”负责人帕登格尔（Pattengale）来到牛津大学拜访欧宾克，咨询关于纸草的问题。在一番交流之后，欧宾克拿出了四份福音书纸草残片，每卷福音书一份。他解释说，其中的马可福音残片可以确定是公元一世纪的抄本，格林家族如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向他购买。
格林家族当然很感兴趣。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圣经抄本残片，简直是上帝格外赐下的恩典。保守福音派护教家听说此事，也激动不已。麦道卫、华莱士是第一批知晓“一世纪马可残片”的人。华莱士完全信任欧宾克这位顶级纸草学权威对残片的年代勘定，而且以为格林家族已经买下残片，并授权他2012年2月与埃尔曼辩论的时候公开这一消息。但他不知道的是，顶级纸草学权威已经改口说残片年代未必是一世纪。这个重要的年代更正，虽然格林家族的代表也知道这件事（华莱士没有点名是谁，但不难猜到），却并没有告诉他。于是他在未曾亲眼见过实物、未曾亲自确认其年代的情况下，宣布了这一重大新发现：在一个埃及木乃伊的壳筒里，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马可福音残片，随后将由博睿出版社出版。埃尔曼教授和台下的一千五百名观众当场惊呆了，请求他继续介绍这个“一世纪马可残片”。但是，华莱士说，因为已经签订了“保密协议”，在纸草正式出版之前不能透露更多信息，所以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
从2012年初到2013年初，格林家族一直与欧宾克商谈购买前面提到的四份福音书残片，包括“一世纪马可残片”。最终的价格不得而知，但谢大卫教授说，他和朋友估算的结果是八位数的美金。而购买合同上卖家的名字不是别人，正是欧宾克。但耐人寻味的是，纸草残片虽然名义上属于格林家族，却并未移交给格林家族，而是仍然留在了欧宾克的办公室里。
欧宾克卖给格林家族的，不仅是这四份福音书残片，还有二十份“萨福残片”。“萨福残片”的发现过程，和《罗马书》10章残片一样，是卡罗尔2012年1月在贝勒大学，用热水加洗洁精化开木乃伊壳筒“当场发现”的。贝勒大学的希腊语教师布利斯（Simon Burris）一眼认出是萨福文风，激动不已。2014年，布利斯、费什和欧宾克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关于“壳筒里化出来的”萨福残片的学术期刊文章。欧宾克对“化开法”的有效性加以肯定，还专门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如何在取纸草的时候保护木乃伊壳筒涂有颜料的表层”。
不过，这个“来源”有一个很大的破绽：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就不再使用纸草作为木乃伊壳筒原料了。如果确定木乃伊壳筒晚于奥古斯都时代，那么是不可能“化出”任何纸草来的。果不其然，“萨福残片”一公开，其来源就成了争议的焦点。欧宾克可能也意识到，之前给出的木乃伊壳筒来源很难自圆其说。随后，在2015年宣读的一篇文章里，欧宾克改口说新发现的、原属密西西比大学的两首萨福诗歌残片，并不是从木乃伊壳筒里找到的，因为上面没有石膏或颜料的痕迹。它们应该是从家用或工业壳筒里找到的，而这种壳筒的用途之一是做书籍的封面。有证据表明，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家用或工业壳筒还在使用纸草作为原料。也许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那两份萨福残片的来源，但在贝勒大学“发现”的二十份纸草，是众目睽睽之下从木乃伊壳筒里化出来的，很难去重新再编一个故事解释来源。
不仅如此，无论是 “一世纪马可福音”、《罗马书》10章，还是卖给格林家族的其它新约圣经残片，也都已经被公开表演、记录、宣传为“从木乃伊壳筒里化出来的”，再改口说是别的壳筒，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木乃伊壳筒是这些新约纸草的来源”的说法，实际上完全不可能成立。原因很简单：奥古斯都时代公元14年结束，此后纸草不再用于制造木乃伊壳筒。而耶稣在公元30年左右才被钉十字架，最早的福音书公元70年左右才成书。木乃伊壳筒不是时间机器，变不出未来的经文。它本来可以成为最方便的来源生成工具，洗白来历不明的纸草，但用在新约圣经上反而欲盖弥彰。
埃及探索协会开始意识到，在纸草来源这个问题上，欧宾克的诚信度很令人生疑。而且，欧宾克作为纸草文献编辑，应该保持客观中立。跟文物买家走得太近，有违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于是，2014年，协会禁止欧宾克和格林家族继续接触，否则就解除他的主编职务。
欧宾克并没有按照埃及探索协会的要求，切断和格林家族的联系。格林家族毕竟是他最大的金主。他可能早就预料到牛津大学那边会东窗事发，于是给自己找了后路。作为“格林学者计划”中心的贝勒大学，每年付给欧宾克十万美元，欧宾克在这里还有“研究教授”的头衔。虽然卡罗尔很快被贝勒大学识破了，但欧宾克暂时还没有穿帮。贝勒大学的教授们也都没有想到，世界顶级纸草学专家竟然会为了谋求一己之私利而监守自盗、勾结文物贩子、编造纸草来源。这时，欧宾克似乎有在贝勒大学拿正式教职，然后在韦科长久住下去的打算。就在同一年，欧宾克买下了韦科地标之一，具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但年久失修的“棉花之地城堡”（Cottonland Castle）。根据当地报纸《韦科论坛先驱报》（Waco Tribune-Herald）的报道，欧宾克买这座城堡花了二十七万美金，而后续的装修还需要近一百万美金。虽然这看上去是一大笔钱，不像是一个大学老师能够轻易支付得起的，但对于欧宾克而言，这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
韦科地标“棉花之地城堡”
欧宾克的马脚还是渐渐露了出来。2015年10月，在一个保守福音派的年度“护教学全国会议”（National Apologetics Conference）上，麦道卫与卡罗尔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卡罗尔声称，他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欧宾克办公室的“台球桌”上，亲眼见过“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还曾经帮助格林家族出资购买；欧宾克将其定年为公元70-110/120年之间，而且很快就会将其出版。这一幕被观众录了下来放到了视频网站上。2016年初，埃及探索协会注意到了网上关于“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的争论，也注意到了麦道卫透露的另一条信息：残片内容是《马可福音》一章。他们随即去检查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很快找到了八十年代早期存档的记录。记录显示，有一份纸草内容正是《马可福音》一章，并注有I/II的字样，说明当时的整理者认为这份纸草年代为公元一到二世纪。很明显，这应该就是那份“新发现”的纸草。这份纸草既然属于埃及探索协会，怎么可能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售卖给别人？埃及探索协会认为一定是内鬼作案，很快锁定了欧宾克。欧宾克辩称，虽然自己给格林家族派来的人看了纸草，但没有卖纸草这回事。协会认为难以继续信任欧宾克，于是2016年8月解除了他主编的职务。欧宾克从此失去了随时接触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的权限。
虽然欧宾克不再是主编，但埃及探索协会仍然责令他编辑这份纸草，并派了另外一位学者科萝莫（Daniela Colomo）担任共同编辑，最终成果将收录在《奥克西林库斯纸草》（The Oxyrhynchus Papyri）系列丛书的最新一卷里。一旦纸草的完整图片、文本内容、年代勘定等信息正式出版，不仅所谓“一世纪马可福音”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也明确了纸草来源：这是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归埃及探索协会所有。这份纸草不属于欧宾克，他也无权将其转卖给第三方。
从2012年2月华莱士宣布“发现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到2018年4月埃及探索协会出版《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整整过去了六年时间。在这六年里，无数人给华莱士留言，催促他赶紧讲一下这份纸草究竟什么情况，更新一下进展，而华莱士也是有苦说不出。2014年，另外一位保守福音派新约教授埃文斯（Craig A. Evans）倒是补充了一些信息，说纸草残片年代勘定为公元一世纪八十年代，是从木乃伊壳筒里化出来的。当时的异教徒不喜欢基督教文献，所以拿新约纸草来做了死人壳筒。他还说，本年度这一文献就要正式出版。但2014、2015、2016、2017一年一年过去了，出版之事仍然毫无消息。对此，埃尔曼教授甚至语带讥讽地说：等待这份纸草公开，怎么跟等待耶稣复临一样，老说要来，老是不来。
2018年4月，《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正式出版的时候，那些保守福音派对“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的希望被彻底打碎了。这份编号为5345的纸草，欧宾克和科萝莫将其年代勘定为公元二世纪晚期到三世纪早期，离之前传言的“接近新约福音成书年代的最早传世文献”差得很远。随后，埃及探索协会2018年6月发表了公开声明：这份马可福音纸草属于埃及探索协会所有，欧宾克已经否认曾将其卖出，协会也从未与华莱士签订过“保密协议”。
所谓的“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编号5345，图片来源：埃及探索协会
实际上，早在格林家族建立圣经博物馆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人发现欧宾克有问题了。2013-2016年，格林家族藏品纸草部的主管是华裔学者朱博士（Josephine Dru）。她从圣母大学博士毕业后，谢大卫教授推荐她去了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格林家族藏品工作。朱博士专门研究古典语言与早期抄本，学问非常好，对待工作也非常认真。在整理纸草的时候，她意识到欧宾克是纸草的最大卖家，但他给出的纸草描述和实物经常对不上号，而且很多纸草来源是根本解释不通的。朱博士马上向格林家族汇报，但没人把她当回事，觉得一个新来的小姑娘懂什么，竟然去质疑纸草学顶级专家。2015年底到2016年初的时候，朱博士给谢大卫教授发邮件说了这件事，还给他打了电话，第一句就是：“谢老师，欧宾克这人信不过。”谢教授随即告知了费什教授，贝勒大学的教授们对欧宾克提高了警惕。朱博士一直坚持不懈地核查文物的实际来源，但格林家族藏品的工作环境给了她很大的心理压力。她于2016年10月辞职，现任职于早期手稿电子图书馆（Early Manuscripts Electronic Library）。
2017年，圣经博物馆终于承认，朱博士是对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宾克卖给他们的纸草，其来源有很多可疑之处。在贝勒大学“化出来”，他们随后买下的二十份“萨福残片”，其实真正的来源是土耳其文物贩子埃克希奥卢（Yakup Eksioglu），和木乃伊壳筒并无关系。2017年12月，博物馆馆藏负责人特洛毕什（David Trobisch）专程去了一趟牛津大学，要求欧宾克为卖给格林家族的纸草提供具体的可靠来源。欧宾克答不出来。格林家族随即终止了与他的一切合作。
2018年，《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出版之后，贝勒大学的教授们很快就意识到，欧宾克竟然在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时有人提议古典系正式聘请欧宾克来出任全职教授，古典系系主任询问谢大卫教授的意见，谢教授坚决反对。2018年12月，贝勒大学明确表示，不会聘任欧宾克出任全职教授。2019年2月，贝勒大学进一步明确表示，不会给欧宾克访问教授的头衔和权限。宗教研究所和古典系也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
2019年6月，“格林学者计划”的新负责人赫尔姆斯（Michael Holmes）授权一直追踪格林家族纸草来源的学者农布利（Brent Nongbri）公开了2013年2月格林家族与欧宾克签订的购买合同。合同里标明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各一份，这四份纸草都被定年为“公元100年左右”。欧宾克的“卖家签名”和手写的经文章节号清晰可见。埃及探索协会此前还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欧宾克这样的大学者竟然会做出监守自盗的事，而且还会有意将纸草年代提前，好卖得高价。但在看到这个合同之后，仅存的一点点疑问也烟消云散了。他们随即做出声明要仔细调查此事，并禁止欧宾克接触任何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2019年10月，埃及探索协会再次发布声明：这四份福音书纸草都属于埃及探索协会所有，仍然保存在藏品库里。其中两份已收录于《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另外两份待出版。此外，他们发现，还有十三份埃及探索协会收藏的文献被非法卖给了圣经博物馆。其中有十二份纸草、一份皮纸，绝大部分是圣经经文抄本。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十三份文献的索引卡和图片，几乎都被人为销毁，试图抹去这些抄本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痕迹。但这个胆大包天的内鬼并不知道，埃及探索协会在各处留有档案备份可供查考，很容易清点出都丢了哪些藏品。据协会估算，像这样不知所踪的纸草，至少还有一百二十份。圣经博物馆随即做出许诺，将把之前买入的这十三份文献归还给埃及探索协会。
欧宾克的“卖家签名”，来源：农布利博客
2020年3月，欧宾克被拘留审讯。虽然现在调查还未结束，但很多犯罪证据已经公开了。这些证据能够浮出水面，多亏了朱博士、农布利、玛扎（Roberta Mazza）、琼斯（Brice Jones）、茅斯（Candida Moss）、贝登（Joel Baden）等学者不停地追踪和揭露，多亏了新约教授埃尔曼和围观群众对“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不停地质疑和喊话，多亏了贝勒大学的教授们迅速意识到卡罗尔和欧宾克在造假，多亏了《卫报》和《大西洋月刊》的深入报道将这一丑闻公之于众。但是，这场骗局长达将近十年，骗子暂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确实有些太晚了。
在这场骗局中，最大的输家当属保守福音派。格林家族付出了巨额财富，然后才发现自己是被大大愚弄了。麦道卫、华莱士、埃文斯这些护教家为不该相信的人背书，结果自己的学术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是一件很值得反思的事：很多保守福音派都有反智主义倾向。一方面，他们不信任保守福音派之外的宗教学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研究不够敬虔，不够正统。另一方面，他们又很轻信那些声称“信仰一致”的人，愿意与他们合作，来发表与自己“信仰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外表的敬虔并不能成为学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更不能成为诚实与否的衡量标准。而符合保守福音派口味的“新发现”，也不一定都真的经得起推敲。学术败类貌似在高举圣经、传扬真理，实际上却以此掩盖了投其所好、造假行骗的事实。不管是格林家族也好，保守福音派护教家也好，他们都中了圈套，还一度以为自己是在捍卫纯正信仰。
但现在看起来，至少有一件事值得肯定：格林家族的圣经博物馆在渐渐走上正轨，对文物合法来源提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格林学者计划”的项目，虽然有“死海古卷残片研究”这种把赝品当真品的负面事件，以及前面提到的“化开壳筒”的大变戏法，但只要找对了人，也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来。在贝勒大学，就有七位学者对格林家族藏品进行研究，并发表了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像欧宾克这种“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毕竟很罕见，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他入狱的消息吧。
非常感谢贝勒大学的谢大卫教授提供内部信息，耐心听我将整篇文章视译为英语，还进一步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
责任编辑：于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