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琛 诗人
任海龙到杭州是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他把出租房选在离地铁站很近的地方。余杭区、迎宾路、翁梅站，一米宽的床就在推开门以后的左手边。床头的墙上是一张埃菲尔铁塔的画片。刚住进来那天，他把它拍下来，传到抖音。
以后就要在埃菲尔铁塔下睡了，他说，这是梦开始的地方。
在人们喜闻乐见的那种年轻人一无所有的故事开端，这是任海龙作下的乐观的生活标记，旁观者看到这种标记，感动于年轻人此时的勇气，也感动于另一个隐隐约约的时刻：那是多年以后这年轻人果然成其所愿的时刻。人们在双重的感动里为他写下鼓励，人们鼓励他就是鼓励自己。
在任海龙的抖音里人们常常乐意这样做，因为他总在为生活做着这种朴素的标记。使他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在2019 年10月26 日的晚上。那天，船厂打磨工任海龙加完夜班，计算了工作量，坐到路边，高兴地向手机镜头陈述他的喜悦：
“我今天赚了三百块钱。”
虽然当时是在大连的夜色当中，人们仍能看见任海龙的脸上涂着一层尚未来得及擦洗的黑色。那颜色是一天的劳动带来的结果。在船厂，任海龙的任务是手持机器打磨船舱的铁皮，他的身体钻进船舱的边边角角，为了把重心放到操作机器的手臂上，有时他要竭力地扭曲身体。一天下来，铁皮在他的面前渐渐闪了光，他的脸上也落满了铁屑。任海龙和工友们尽量使出力气，以便于驶入大海的轮船可以抵挡海盐的腐蚀。船厂几乎没有一天不加班，但任海龙喜欢加班，因为工钱按时间计算。
很少有人这样谈论自己的收入。人们常常说到“坦诚”这个词，人们也真的乐意见到“坦诚”，但生活里的坦诚常常是有水分的，有时甚至是一种修饰、一种表演，我们难辨真假。一些细小的标志可以检测它，比如谈论到钱的时候。常常在说到具体的数字时，一个正在袒露心扉的人突然压低了声音，或者支支吾吾、沉默不言。人们常常乐意谈论自己付出了多少、损失了多少、如何消耗、如何吃亏，很少乐意谈论自己得到了什么——尤其如果得到的是金钱。似乎小心谨慎地谈论它才是正确的、体面的，才是最应该遵守的生活法则。钱是秘密。
任海龙似乎从没习得这种成熟的态度，他不加掩饰地向着所有人抒发自己的秘密。他想告诉全世界他一天赚了三百块钱。人们已经很少在网络上见到这种务实的态度了，这种态度似乎早已过时了。人们现在更愿意谈论那些一夜暴富的故事，那些热钱、快钱，那些突如其来的钱，金山、银山，财富只有与速度与数量同时出现时才别具光辉。现在，任海龙谈到钱的时候那种向存钱罐里塞进硬币一样的天真而务实的态度简直令人陌生。三百块钱一天，在船厂这是个太难得的数字了。
作家加缪在《提帕萨的婚礼》的中说，有生活的时刻，也有见证生活的时刻。赚到三百块钱的时刻就是任海龙生活的重要时刻，也是人们见证他交出生活底牌的一刻。那底牌是乐观、务实，对生活没有不着边际的愿望。
赚更多钱正是到杭州来的目的之一，他想做直播带货。在抖音上，有了超过110万的关注者以后，任海龙想着能靠自己的本事改善生活。他自信于一种朴素的勇气，旁观者们也鼓励这一点。带货吧，一种响亮的声音说，你可以带货，这是带货的时代。还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在一侧，你太单纯了，有人说，小心踩了雷；到处都是坑啊，有人说；水很深，路很长，还有人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展事业。十七岁那年他通过征兵入伍，离开了河南省获嘉县泰山乡丁村，到了丹东，成为一名工程兵。因为天生不爱运动，鸭绿江边残酷的新兵训练让他的膝盖生了疲劳性骨膜炎，再严重会导致膝盖骨裂。他忍了下来，从新兵成了老兵。随部队在鸭绿江上修桥的日子结束以后，任海龙退伍回了河南，没有转业，而是去了一所大学门口卖臭豆腐，一是为了赚钱，二是为了他现在已经三缄其口的目的：去追求那学校的一位女生。两样都失败了，他离开河南，又一个人去了大连，到了船厂。
他不认为那是一个理想的工作，认为自己混得不好，因此很少跟以前的同学联系。当抖音账号想要关联通讯录时他总是拒绝。直到赚了三百块钱这天，人们传播他的视频，他再也不能把自己藏起来了。带货吧，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说。
任何时候人们都乐于看到一个人积极地参与时代生活。人们鼓励他人就像在鼓励自己。那个想象中的自己似乎鼓足勇气显示出别人的面孔。这面孔年轻、笃定，一往无前。人们更乐意看到鲍勃·迪伦在自传《编年史》里的回忆：出路变化莫测，我不知道它将通向哪里，但无论它通向哪里，我都会跟随着它。一个陌生的世界将会在前方展开，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有着被闪电照亮的犬牙参差的边缘。很多人误会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的有过正确的认识。我径直走进去。它敞开着。
现在，来到杭州两个月后，站在屋里，任海龙怀疑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他想到临走时工友们的眼神和言辞重复着祝福，他们说离开这个出苦力的地方是对的，南方、杭州、电商、带货，这些词在他们听来也都闪着一种热情的光彩，比在船厂伺候冷冰冰的钢铁要有希望。当时任海龙的心里也是充满激动，但隐隐约约，他觉得还有一些拿不准的东西。那些拿不准的东西他没说出口，想说也说不清楚，他在心里琢磨着。到了杭州，他坚决只签了三个月的租房合同，中介不理解，他也没说什么。现在他觉得这个合同签得对。
这些天，在杭州他坐着地铁到处跑，见了不少人，谈了不少事情，最后落到签合同时，他都犹豫着收回了手。他是受他们邀请才走进了那些写字楼，那些人向他陈列出公司的业绩，嘴里说着“宝马”、“美女”和“别墅”之类的词语，向他播着“辛巴”、“薇娅”、“李佳琦”的影像，他们告诉他，那些人做到的事情他也可以。
但任海龙一个合同也没签，他一直在心里琢磨着。那些带货主播掷地有声的谈吐让他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不合适。像辛巴这么强势，雷厉风行，我不可能做到，他想。他分析着自己的性格，“长这么大没怼过别人一句”，“从小都是优柔寡断”，很多斩钉截铁的话他从来都说不出口。当时在部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自己带不了新兵。除了性格，他更拿不准的是那些商品。有人要他带的是酒，也有人要他带的是卫生纸，东西不一样，相似的是他们都说优惠大、利润好、提成高，但是货的质量如何，他觉得自己根本把握不了。
“质量不用你操心。”他们许诺他。
那些隐隐约约飘在心头的担忧、那些离开船厂时任海龙拿不准的东西这时开始显形了。可能就是它们。他不能做他拿不准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些货好不好用，要是买了不好用，我就坑了别人，”他说，“我不能为了赚钱去坑人。”
知难而退吧，他走出一家一家公司，走出地铁翁梅站，回到出租房，他告诉自己。
杭州是个昂贵的城市。在抖音里他说，第一天早饭竟然吃了十四元。过去这些年，在丹东，在河南，在大连，他住的都是集体宿舍，床窄，人多，现在一个人住，安静得倒几乎有些不习惯。就是在这舒服的时候开始怀疑他做了错误的决定。电商之都，他嘴里说着听来的这个词，看着窗外的城市景观。他是因为听说杭州是电商之都才来了这里，现在，三个月的租期没到，他觉得待不下去了。
但如果离开这里，他并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似乎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从小到大他和父母的联系都不多，一年也说不了几句话。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外出打工，父母把他从小寄养在姑姑家，他最亲密的人因此是姑父。姑父不善言辞，除了教他不欺不骗、不被人骗，不能再指出一条更清晰的道路。他的朋友不多，如今他们也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有些朋友甚至自己也朝不保夕，比如卖臭豆腐的时候他帮那个发小借了贷，差五万块还不上，他只能自己赚了钱贴进去，到现在那五万块也没要回来，他说。生活里就是有这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我应该带什么货？最后他来求助的就是那些鼓励他往前走的人。他直接提出了问题。“请你们给我建议，”他说，“以前我没有这么迷茫过”。
防寒耐受的衣服，品牌零食，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他们说。现在，坐在“埃菲尔铁塔”下，看着这些热情的建议，任海龙拿不定主意。有人仍然在表达担心：“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带货，这就是一阵风，根本不适合你的长期发展。”“不要被不好的事情蒙蔽自己。”
他想起了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在河南，在丁村，为了锻炼身体，他一个人去村东边的田野里跑步，只有一条狗跟着他。他自己缝了两个沙袋，两只手做天平，一手一个，掂量它们。绑到腿上，跑了很久他才发现两条腿不对劲，两个沙袋重量不一样。生活里那种隐隐约约的迷茫就像那两块沙袋的区别，他总是得靠自己的两条腿去跑了，它们才能渐渐显示出某种形状。
前文提到的鲍勃·迪伦也记录了这样的迷茫时刻：现在我注视着这间屋子，目光穿过后窗，看见曙光正射进来。消防出口的扶手上积满了厚厚的冰。我向下看着巷道，然后又向上看着一座一座的屋顶。雪又下起来了，覆盖了铺着水泥的大地。如果我在营造一种新的生活，那它真的不是我现在看到的样子。我不想过旧的生活。如果可能，我想要理解生活里的事情，然后摆脱它们。
杭州的地铁总是坐过站，回到房间，任海龙一个人仍在琢磨着。他不加掩饰地向关注者们坦诚自己的迷茫，那迷茫人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他说起集体生活，在部队，领导安排了方向，“让我打下一个山头我就打下一个山头”，现在他得一个人做决定。人们将看着这个人依赖自己的勇气做出生活的决定，人们也将看着他实现那些愿望。那些愿望看起来就像那些三百块钱一样朴素。比如他想带姑父去北京看长城，比如他想把村里买的二手房装修一下，搬进去，有一个自己的家。
人们相信他一定可以，人们鼓励他就像鼓励自己。即使他们当中早就有人发现生活有时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