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某个名下有二十多套房产的公职人员被曝光处理，这名“房叔”的境遇着实令人唏嘘。其实在古代，类似的“房叔”屡见不鲜，每个朝代都能筛出个百八十人。
《水浒传》里的蔡太师，名列三公，工资待遇高得令人发指，且懂得以权生财之道，所以蔡京的住房自然相当有牌面，称其为北宋第一“房叔”也不为过。
乡绅史太公、祝太公，靠着乡镇企业做大做强，坐拥大量房产田产，足可称得上是中号“房叔”。
大周皇族的后裔柴进，住的是三进三出的大宅院，能够奉养百十号反政府分子，也算是一小号“房叔”了。
然而，别看宋朝“房叔”多，但在当时想当房叔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根据《宋史》的记载，太平兴国元年，有个叫田钦祚的武官，花一万两银子在汴京买了套别墅。仅一年后，武宁均节度使陈洪进，花了两万两白银在汴京买了几栋别墅。太平兴国三年，枢密使楚昭辅紧随买房热潮，花一万两银子购置豪宅。
一栋别墅，一万两雪花银，即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这笔支出也可谓天文数字。我们且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文献记载，元祐年间，一个穷人每天的开销仅有二十文钱。只需花二十个大子，就能混个温饱。绍兴十三年，南宋经济复苏，是以临安府的囚犯每天能享受到二十文的生活费，外地的囚犯亦能享受到十五文，这笔钱便是保证囚犯饿不死的最低限度。
宋真宗年间，吕夷简刚跻身仕途那会，每月的工资为五贯八百文，一年的俸禄还不到七十两。宋代的军事制度是募兵制，当兵的需要靠军饷来养活一家老小。宋仁宗时期，一位禁军军属每年要花掉五十贯，算下来每天要花销一百三十文。
一万两银子，相当于穷人或南朝囚犯一千四百年的生活开销！相对殷实的禁军家庭，也要全家人二百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一万两银子。处于官僚场最底层的吕夷简，需一百四十年的俸禄才能抵得上一万两。
显而易见的是，在那个年代，想要凭借个人努力买一套豪华房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当上房叔的，除了一夜暴富者，大多是官僚或豪绅，要么，就像柴进一样有前朝皇族的背景。
当房叔有个莫大的好处，那就是除非天灾人祸导致房子塌了，或是遭逢改朝换代的乱世，房子的价值是相当稳定的，还能在盛世增值。若将房产用于出租，便能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
北宋有个叫文同的文人，他在秦蜀一带曾担任过地方官。在这里当官时，文同并没有考虑异地买房，所以他便像广大外放的同僚一样选择租房，以每个月四贯钱的价格租了十间房。《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云，大中祥符年间，开封府华容县有一处民宅出租，仅日租金就要五百钱，合月租金十五贯。
由此可见，古代早已出现了“地段”这一概念，越是靠近京城房价越高。京城的一处小房产，租金可抵得上边远地区大宅的三倍。
不过，有些人偏偏不信这个邪，打算将资金投入到偏僻之地，竟也成了坐地吃租的房叔。《东轩笔录》里收录了一个叫丁谓的官员，此人就是个擅长经营的投机者。丁谓在朝廷的地位中规中矩，也颇有些政绩。不过，这人擅长溜须拍马，所以他的仕途一马平川，十分顺畅。宋仁宗时期，丁谓在汴京的冷柜街购置了一处房产。
在当时，冷柜街算是“冷门地区”，既不是学区房，公共设施又比较老旧，地势低洼容易积水，增值空间相当有限。不过，这些条件都没能限制住擅长钻营的丁谓。丁谓靠着职务的便利，以改善冷柜街公共设施并美化环境的旗号，搞起了蓄水消防。虽然名义上是修建消防设施，但实际上丁谓就是想修一处人工湖。
他在会灵观门前挖了一个小型人工湖，随后将泥土运到自家门前的低洼地上。后来，丁谓还向宋仁宗汇报情况，随便找了个借口开展道路工程，将自家门口的逼仄小路修成了豪华官道。一瞬间，冷柜街成了京城最繁华的地界之一，处于黄金地段的丁府瞬间增值。虽然丁谓没有当“房叔”的打算，但看着房产交易市场上自家的房价水涨船高，心里肯定会乐开花。
参考资料：
【《宋史》、《东轩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