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之城攀枝花打造芒果之城,它能冲破“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个世界性难题吗?

钢铁之城攀枝花打造芒果之城,它能冲破“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个世界性难题吗?

首页休闲益智袖珍矿井3更新时间:2024-07-26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6期,原文标题《攀枝花:矿产上的芒果之城》

攀枝花因地下矿产资源而诞生,也因此而备受困扰。当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再可行时,过去被忽视的芒果种植成了转型之机。

记者/黄子懿 摄影/于楚众

攀钢对面的仁和区山上。一位老农接到放学的孙女后,特意带她来山上转转。山下仍有几处煤窑

煤上种芒果

晚上7点,天空还是一片金色。金沙江南岸一处山坡上,车开到一半就开不上去了。一车道宽的上山路铺满煤渣与矸石。路面是黑色的,被雨水冲得七零八落,坑坑洼洼,让底盘只有16厘米高的雪佛莱卡在半路动弹不得。道路尽头,一个身高约1.6米的男人光着膀子,挥舞着半米长的大锤打着地桩。地桩间拉起警戒线,提示着外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主要怕人不小心掉进去。”打地桩的是40岁的武伟安。他是这片的保安,负责守护警戒线内的煤矸石山堆。界内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煤矸石坑,深60~70米,近千平方米,布满高低起伏的小堆。三处残破的镂空圆柱在坑内伫立,那是过去用来洗煤的水泥罐。坑外,一个废弃厂房停摆着,破败颓唐。

这里是灰槽子,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太平乡,过去煤窑众多。一如其名,灰槽子地处金沙江河谷,距城区约25公里,整个山区被黑灰煤炭覆盖包裹,堆放着约600亩、近500万吨矸石堆,在金沙江和周围绿林黄土的衬托下格外显眼。环保整治后,煤窑停了,这些煤矸石留了下来。主管方攀枝花煤矿集团(下称“攀煤”)为不让人在此排倒煤渣,就雇了武伟安等人在此24小时轮流看守。平日傍晚,灰槽子很难看到外人,也没有电。武伟安和同事就养了一条不到1岁的小狗做伴,“多亏了这狗,有两条蛇都是它发现的”。

武伟安说,白天的灰槽子会热闹一点,有专人来种植芒果——在煤矸石坑外的山体表面,铺有一层不到1米厚的黄土,种上了芒果树苗。薄薄的黄土盖在黑色的煤上,仿佛一块巨大的抹了奶油的黑巧克力蛋糕。几十个工人白天要在刚铺不到一年的土壤上浇水施肥,维护芒果苗。

这些芒果树苗共约3500株、近300亩,最近刚铺上滴灌系统,每棵苗都配有一个直立的滴灌头,远看好似一个要输液的孩子。这些煤矸石上的土壤没有污染吗?武伟安说,灰槽子矸石场2018年起进行生态修复,除环保效益外,其上规划的430亩种植经济林,每年还将带来约370万元效益。

一位种植专家说,攀枝花很多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在煤矸石上种芒果重金属含量会更甚,土壤至少要3-5米厚才行,“可以种,但成本会很高,对人体危害不会很大。”2019年1月,相关负责人将在高海拔、干旱贫瘠的煤矸石山上种植芒果树的施工方法申请专利:填碾煤矸石山坡、挖坑换土,覆设可降解防水薄膜,树苗种在薄膜上。

为平整修复这些煤地,曾经每日都有大型机械进出。如今在灰槽子靠近金沙江一侧,已有多排土地平整如新,呈阶梯状种上芒果苗,像一层层台阶。这让我想起了此前听过的一则往事:作为城市名片的攀枝花钢铁厂(下称“攀钢”)建造在一块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与国际标准的5平方公里差距不小。上世纪6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把山爆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这才孕育了攀钢和攀枝花这座城市。

攀钢厂区所在地弄弄坪依山傍水,由三线建设的建设者爆破而来

攀枝花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钛、钒储量位居世界前列,还拥有丰富的煤矿。这些年来,以芒果为代表的热带水果产业正成为其另一张名片。我踏上灰槽子的煤上芒果地细看,黄色土壤上还有很多残存矸石。绿色的苗、黄色的土与黑色矸石交织,像是这些年攀枝花城市转型的一个隐喻。

在攀枝花,随处可见芒果的身影。酒店送的水果是袖珍的小金煌芒果;酒店外,一摞摞装箱的芒果被摆在水果店口等待快递收件。在灰槽子山下目光可及的村镇,高低不一的芒果树与楼房为邻,见缝插针地覆盖了黄色的大山。绿白相间树枝,与对岸送煤的货运火车、冒白烟的烟囱的工业区隔江相望,遥相呼应。武伟安站山上,往南、往东的两处村子一指:“那儿,还有那儿,全是种芒果的。”

据官方数据,整个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为57万亩,产量23万吨,是农业中第一大产业。2017年,新发地销售的33万吨芒果中,攀枝花芒果约占30%。每年在外的芒果推销会,市领导会亲自出去站台。快手、抖音等APP上,也有粉丝过百万的攀枝花芒果销售农户。除芒果外,这里出产石榴、火龙果、牛油果、莲雾等水果。

尽管是在傍晚的江边,站在灰槽子芒果地上,仍能感受到一阵阵炙热。攀枝花地处攀西大裂谷,四川最南部,是典型热带干热河谷气候。四川很少有这样的地方,没有盆地的常年阴云、“蜀犬吠日”,攀枝花是阳光高照的,每年日照时常达2700小时,降水量少。6月中旬,这里白天体感温度约40℃,地处亚热带,实则更像是热带。

“对面山上的草经常自燃。”站在能望见金沙江的观景台上,66岁的李德指着对岸邻县说。李德是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拉村的老*,90年代初种植芒果,是全市第一批种植户。混撒拉是一个彝族村,坐落在大山深处,距市区约一小时车程,90年代初一度是省级贫困村。这里几乎所有村民都种芒果,他们靠此脱贫致富,盖起洋楼。如今,全村种植面积近2万亩。与灰槽子刚种下的芒果苗不同,混撒拉的芒果树多有一人高,上万亩地绿油油地起伏一片,与对岸邻县的光秃荒山对比鲜明。

挂果的芒果都被套上了白色和黄色纸袋,这是为防止阳光暴晒。目前全国有三大芒果主产区:海南、广西、攀枝花,后者最靠北。不只一个当地人说,攀枝花日照时间更长,出产芒果甜度更高、口感更好。李德随手给我们剥了两个芒果试吃,“是不是很甜?”李德说,攀枝花芒果如今产量饱和,“销售和品牌还是一个问题,有很多地方还不知道这里有芒果”。

芒果的成熟有季节之分。我们吃的小金煌和椰香是早熟品种,一般6~7月能成熟上市。而在混撒拉及攀枝花,多数人种植晚熟的凯特品种,一般7月到12月上市,刚好弥补市场空缺。这些芒果,多被卖给上门经销商,也有少数做电商销售。“目前刚开始,还没到最忙的季节。”李德说。

60岁的承包种植大户李光军种植早熟品种。他到了最忙的季节,约800亩吉禄芒果上市了。每天,他要驱车前往市区两次,发出200~300箱芒果给客户。为此,他在物流商那里做了近万件纸箱包装件,写着自家品牌。当员工打包好,他从山庄驱车下山,会打电话给物流:“(寄件)条子打好了没得?”

李光军开一辆哈弗SUV,后座和后备厢都装满芒果件。下山路上,他要挨个经过芒果庄园、花卉基地及一个废弃煤矿厂区。厂区类似灰槽子,厂房被铁丝围着,只有一处已经发黄的职工楼,偶尔有人在楼上走动。李光军说,这煤矿也是前些年关掉的,之后一直停摆。“地下资源用尽了,我们要用好地上的。”

混撒拉村老支书李德是当时第一批芒果种植户

为钢铁而建

初见武伟安,他本说着四川话,当他听到摄影记者的东北口音时,立马改口,说起一口纯正东北话。我和摄影记者惊了:“你咋会讲东北话?”武伟安笑了:“从小,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是东北人,天天都听东北话,你说我该讲啥话?”

攀枝花是一座移民城市。上世纪60年代,中国拉开“三线建设”大幕。地处横断山区河谷、地下矿产资源丰富的攀枝花成了其重点之一,现有市名来源即是当初发现矿藏时周围有几棵攀枝花树。来自东北、上海等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工人,让一座最初只有7户人家的城市在金沙江畔拔地而起。

攀枝花建于金沙江河谷中,四周皆山,江水穿城,主城区沿江边的山坡而立,景观立体得好似另一个重庆。1965年,首座横跨金沙江的老渡口大桥通车,过了桥,就到了江北的弄弄坪——那个60年代被爆破成台阶的3平方公里的山坡,也是攀钢主产区。三线建设中,攀钢是重中之重。在弄弄坪,由鞍山钢铁厂派出7000名员工支援,攀钢于1965年起步建设,1970年出铁,1974年出钢材。攀钢创下多个纪录,是中国西部最大钢企。

“当时整个城市基本是围绕攀钢而建的。”攀枝花市发改委副主任付建平说。比如,灰槽子的主管单位攀煤集团,就跟攀钢同步建设,提供炼钢的煤矿,上百米高的煤山多为攀钢而累积。采煤与炼钢都需要配套服务,林业、交通、建筑系统等一起涌来。在北岸攀钢攻坚难题时,他们在南岸拓荒建城。为保密,直到1987年前,攀枝花市一直叫“渡口市”。

50岁的谷军曾任攀钢某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他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来攀钢的场景。1975年,来自四川广元的他跟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南下,“一路要过好多个铁路口,全是哐当哐当的声音”。在城里,他见到一次攀钢的铁渣倾倒,“天瞬间就红了,很壮观”。懵懂的谷军觉得这就是大钢铁、大工业,“很骄傲”。

以钢铁为代表的工业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上农产品很少。攀枝花市农业局副局长伍从银记得,最早城里只有大白菜卖,“全是东北过来的”。上世纪70年代末包产到户后有了其他蔬菜,80年代初具规模,90年代起开始有人种植芒果等经济作物。

攀钢家属区现在剩下的多是中老年人

在农民们的记忆里,那时日子虽穷苦,但也能吃饱肚子。“这地方‘出食’。”芒果大户李光军说。得益于光照,村民们能种玉米和红苕自给自足,但可支配收入极低。1976年,李光军家里4~5斤的土鸡只卖2元/只,黄牛卖200~300元/头。1986年,他当兵退伍回来,村民推举他当生产队长,因为没人愿意当,“要催粮催收,农民一说交钱就恼火”。

农民开始想方设法地增收。1987年,李德担任混撒拉村村支书,当时村里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0元/年。村里引进香蕉、荔枝种植,效果都不好。1988年,李德在毗邻的云南元江县带了100多棵芒果树苗回村。他算过一笔账,一棵芒果树3年挂果100多斤,按照市场售价0.6元/斤,能抵上一亩地粮食。但村民都不愿意种,怕种不了粮食了。李德决定开辟荒山,以身作则,成为第一批种植户。

“你要能在荒山上种出芒果,我用手掌煎鱼给你吃。”有村民嘲讽。芒果一般种下后3~5年才会挂果。1992年,李德的芒果收获,卖了几千块钱。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以村集体名义承包了500亩荒山种芒果,发展集体果园。为了筹集经费,他去市里跟人喝酒,1.5两白酒容量的一个杯子,对方允诺1万元/杯,他一口气喝了8杯。

最初,芒果多被政府和攀钢消化。李光军在1995年时被政府授予当地“芒果大王”,他当时承包1000亩芒果地,获乡镇支持。他说,那时芒果量小,种植少,种植户有定价权,最高能卖到17~18元/斤,之后只卖7~8元/斤,5~6元/斤,最后降到现在3元/斤左右。

首批芒果收获时,正值攀钢鼎盛日。经过多年发展,那时的攀钢已成为一个巨大系统,员工约有10万人,此后还有大批的中小煤窑矿厂依附其而生。而在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的计划城市,攀钢采取了“企业办社会”的方式,试图靠自己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医院、中学,甚至办了大学。

福利待遇更是从优。李德记得,有一次他去市里,向当时攀钢总经理推销芒果。总经理问他:“我有10万职工,要给每人10斤。你们有吗?”李德吓到了。据他了解,当时整个攀枝花产量可能都没那么多,只好暂罢。

1991年,谷军当兵退伍回来,没有任何犹豫,他首选进入攀钢——当时人人都以能进攀钢为荣,很多职位被留给家属子女,本地人要靠高分才能进入。攀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婚后分房、子女教育医疗不愁。每年单位还会发放家电券,凭票就能在市场上抵扣,以不到100元的价格买下冰箱、彩电等家电。“要是谁家女儿找了攀钢的对象,大家都会觉得好不错。”谷军说。

至于果蔬,“一年四季都是新鲜的”。芒果当时稀有,但并未给谷军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即使是深处内陆,攀钢逢年过节都会给职工发海鲜食材——为保鲜,攀钢在浙江舟山投资建了冷冻库,将海鲜冷藏后发回四川。“一米多长的带鱼、筷子那么长的天津对虾,我们都吃过。”谷军说。

这些多跟农民无缘。攀钢一家独大,最多时占攀枝花GDP的70%以上。作为城市的攀枝花产业结构失衡,城市建设滞后,农民能进城打工的很少。工业企业中,很多岗位需技能,也常被内部消化,农民只有务农为生。“那时城市建设不完善,服务业基本没有,大家只能在家种地。”李光军说,“当时市里建设局下面就有几个公司,工程都是让自家职工干。”

“攀枝花很不一样。成都周边的农民,劳务收入能占到可支配收入的60%~70%,但攀枝花的农民收入主要就是在农业产业上。”农业局副局长伍从银说,即使打工也多是零工,集中在攀钢产业链上,“干段时间就回家歇几天”。

攀枝花很多老旧小区被列入了棚户区改造中。因经费不足,一些老小区后来由拆迁改为加固维修

外流的人口

从灰槽子下山,沿金沙江往城区走,会在沿江公路对岸看到攀钢弄弄坪。一眼望去,弄弄坪极具立体台阶感,最上面是生产区,底部是金沙江,中部是职工住宅区。一连几里,五六层的职工楼房并列着,在近8点的晚上,除靠城区部分有零星灯光外,多数楼房灯火黯淡。

谷军两口子住在弄弄坪的向阳村,这里是攀钢集团总部所在地,住着上万名职工家庭。向阳村老而安静,篮球场被小车占据,小区里走着散步的几位中老年人。对面有几栋大楼,广告牌已跌落,从依稀痕迹中,勉强能认出是向阳宾馆。楼上已人去楼空,年久失修。谷军说,向阳宾馆此前是市区最火爆的宾馆,“那时拿批条买钢材的人多得很”。

昨日盛况今难在。从向阳村出来,搭乘的出租车的司机是攀钢工人,司机说他工资3000元左右,“有时还拿不满”,他平日会兼职开出租养家。攀钢效益好时,他开出租每天能有200多元收入,“买钢材的多,跑西昌、昆明都跑过很多次”,现今他每天收入只有100~150元。

钢铁业不比从前,攀钢在21世纪后开始滑坡。2008年,受国际形势、产能过剩、自身经营等多重因素影响,攀钢一度陷入长达数年的亏损。颓势下为节省成本,集团10万员工被一次次裁员分流,企业所办的社会职能也多数划归市有。2013年,攀钢被鞍钢兼并。

这过程漫长痛苦,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和人气。几次分流后,攀钢职工人数降至如今的3万余人。攀枝花因移民而建,也因移民而衰。当支柱企业风光不再,人们也会用脚投票。2012年,攀钢在西昌建设二基地,分流职工2万人。“一下子走了好多。”谷军说。

最近一次大分流是2016年。那年,攀钢分流职工1.5万人,通知员工可主动买断工龄、提前退休。“当时很多人是把房子卖了,户口迁走,走得很干净。”谷军说。官方数据显示,全市户籍人口正以约1万人/年的速度流失,从2013年的112万人降至2018年的108万人,流失大头集中在非农业人口。

在攀枝花,很容易感受到城市所处的境遇变迁。除冷清的攀钢职工小区外,城区服务业发展也是有限的。外卖有配送费9元,却要一小时才能送达;约定一小时取件的快递员,最后将时间推迟5个小时——他还兼做水果电商。发改委副主任付建平坦承:“第三产业最初是以工业配套为主的生产型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后来才开始发展。”

近些年,谷军待遇变低了,带鱼和对虾也渐渐没了。攀钢效益不好时,他进城吃饭都会听到商家抱怨生意难做。2016年,谷军看到分流通知后左思右想,觉得“钢铁是夕阳产业”,就主动买断工龄,去了成都工作。谷军说,那几年,走的同事很多。

买断工龄前,谷军就于2014年在成都买了房。他说,这样的家庭在攀枝花不是少数。今日,在向阳村对面的攀钢某下属单位的旧楼,我甚至还能看到一行若隐若现的广告宣传语:“单位组织去成都团购买房,绝对省钱,超级方便。”

在攀钢持续亏损、人口外流的拐点,攀枝花转型的决心越来越明确。付建平说,2010年前政府已意识到形势有变化,逐步摸索转型方向,去了很多国内外城市考察。“资源型城市,始终也是带着资源陷阱的”;2012年左右,领导班子思路逐渐明确,确定转型。

一个大动作是,大规模关停不合规的小煤窑与矿厂。过去围绕着攀钢,在攀枝花西区、仁和区聚集了大量煤窑矿厂。他们和攀钢的存在,让攀枝花成为唯一一个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的四川城市,人口呈净流入态势,66.6%的城镇化率也显著高于四川平均水平。

但其造成的环境和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谷军记得,2004年前后,他出门都不敢穿白衬衫。“上班出门前拖了地,晚上回来地上又是一层灰。”2004年,攀枝花被列为全国空气污染最差的十大城市之一。

取缔与治理下,城市环境在逐步变好,但打工的人失去了机会,只好回村或离攀。约123万的常住人口增速出现收敛,在2014年与2018年甚至还出现下降。“只保留了年产量在30万吨以上的煤矿,其余统统关掉。”付建平说。为此,那几年攀枝花损失了约7个百分点的GDP增速。

一些人回家干起农活,种起芒果。李光军的果园雇了12个工人,有3~4人都是煤矿关停后来的,他们多来自隔壁邻县。“以前在煤窑300~400元/天,在农园140元/天,他们不乐意,但是没办法。”李光军说。混撒拉村,如今也有300~400名外来人口。上万亩芒果地,挂果套袋、采摘装箱都需要人,这吸引了很多来自四川凉山、云南楚雄的劳动力。

传统工业转型阵痛之时,芒果却迎来大发展,成为一些农民新的选择。2000年后,第一批芒果种植户收获不小,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开始大量上涨。以混撒拉村为例,1999年全村种植约3000亩,2008年即过1万亩,2010年1.35万亩,如今近2万亩。另一方面是政府逐渐重视。2003~2007年,李德每个礼拜至少要接待3~5批来自各级政府和企业的领导前来考察,“每年要花1/3的时间在这上面”。混撒拉采取“退耕还林”的方式,鼓励村民种植,后者每年每亩地拿到300斤粮食补贴和50元现金,开了7000亩荒山。期间,政府帮他们解决了水利、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

产量上去了,芒果也开始外销了。2000年后,李德和李光军都向外拓展市场。李德最远到过佳木斯,那是2008年,攀枝花名片还是迈入困境的攀钢。在哈尔滨,李德给一个当地经销商推荐芒果,别人问他:“你们攀枝花不是产钢铁吗,居然也有芒果?”李德只好笑笑,用一口彝族口音普通话耐心解释。如今,混撒拉村芒果年产量1.05万吨,产值5100多万元,全村几乎人人种芒果,人均年收入2万元。传统工业经济备尝苦头的时候,芒果为攀枝花带来了一丝欣慰。

转型的可能

在李德等人看来,攀枝花芒果产业也有问题:产量饱和,近年增产面积过大,销售出现压力,且市场竞争变得混乱。官方数据显示,全市57万亩种植面积中,挂果面积有27万亩。这意味着,有30万亩芒果种植于最近3~5年。

“不管适不适合种芒果,都来种了。”李德说,海拔1700米以下、坡度25度以下地块最适合种植芒果。攀枝花是山区,很多地方还很缺水。2019年的降水量比往年少许多。在混撒拉,很多农户10天浇一次水,一次5~6小时。6月,这个干热河谷偶尔飘来一阵乌云,下场约一小时的阵雨就匆匆离去,这在农户们看来远远不够。因为缺水,芒果个头普遍比去年小了,很多人估计今年行情不会好。

这让李光军心累。他每天要工作17~18小时,自己接单发货。导火索是上月,他的助理辞职了。助理30多岁,工资8000元/月。跟了他4年后,助理瞒着他在别处承包了680株芒果树偷种。眼见忙季将至,助理却提出离职。李光军将工资涨至1万元/月,但助理觉得自己卖芒果能赚更多,还是走了。一个月后,助理看出行情不好,想回来,李光军没有答应。他以这个案例给我说明如今种芒果的火热和冰冷的行情。他亲眼看到,有农户开始挖出芒果树,改种其他作物了。

“谁也不敢保证,3~5年后,芒果会不会烂市。”李光军说,现今芒果无论是种植标准、成品质量还是市场销售都混乱不一,大家各自为政,“3~5元/斤在卖,1~2元/斤也在卖”。最近,他开始接触一家企业,想把自己的1000亩果园转让。这家企业成立了10家三农服务站,致力推广统一种植标准和销售。在李光军看来,这种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理念很难得。

而在攀枝花,90%以上的芒果种植都是散户——受限于城市机会,他们留在土地劳动,产出优质果蔬,但这也让规模化种植变得困难。农业局副局长伍从银坦承,市里一直想推土地流转,但很不顺利,是因为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转出来。

而在城里,攀枝花也有结构性的人口困扰。2015年普查显示,攀枝花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不断扩大,比重逐年攀升,老龄化进程加快,其中很多是三线建设老人。退休后,一些老人离开了,但也有很多人选择留下。还有一些老人,离开后选择定期回来,成了攀枝花的“候鸟老人”。

凭着阳光和变好的空气,攀枝花近年大力发展“康养”产业。冬天,有很多老人会来此养老过冬。攀枝花转型的另一方向,就是抓住这些优势,大力发展旅游健康产业。城区周边,很多康养基地与楼盘拔地而起。官方统计,每年冬季约有30万人次来此过冬。

这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房价。作为一个户籍人口外流、常住人口增速收敛的城市,攀枝花的房价近两年却在高涨。相关数据显示,攀枝花二手房均价约5180元/平方米,是四川房价最低的几个城市之一,但二手房价相比去年同期上涨12.02%,涨幅名列全省前列。新房涨幅更甚。

房价上涨的背后,也有攀枝花启动的城市更新。2015年起,攀枝花启动大规模棚户区改造。2017~2018年,以每年超2万户的速度推进。付建平说,棚改是将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和老旧社区改造结合起来,“因为传统工业城市老旧小区特别多,所以棚改也主要是集中在这些地方”。同时,在城南,一座新区拔地而起,名为花城新区,这是规划中很多康养基地所在地。这座城市,似乎正努力地改变过去的面貌。

“资源型城市转型,确实是个大难题。世界范围看也只有德国鲁尔区较成功。”付建平说,目前攀枝花康养产业季节性明显,瓶颈很多,还需做大量工作。与强势的第二产业相比,一产、三产比重仍不够,结构仍不平衡,目前为3.4∶62.3∶34.3。“我们也在努力扭转这种产业结构。”付建平说,虽然攀钢占全市GDP比重已逐年降至30%左右,但全市32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仍有50%~60%是围绕攀钢而建,其带动作用至少未来3~5年不会改变,需走高质量发展路线。

2017年,攀钢扭亏为盈。谷军为之高兴,但也知道这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一年之后,谷军所住小区被列入了棚改名单,他签了合同,预计2019年就会拆迁。棚改补偿高于老房市价,但若要买新房,在房价高涨的今天仍有一定距离。他的孩子在当地上高中,需他频繁往返于成都、攀枝花两地。目前,两口子初步打算,等孩子高考完,就举家迁到成都,一如他很多同事一样。

重要原因是他的父母。2008年,谷军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退休后离开攀枝花,搬到离老家更近的成都。“他们觉得攀枝花不好。”谷军说,三线建设的艰苦、后期的环境污染让两位老人很不舒服。但这些年,他和爱人带父母回过攀枝花,二老看到变化后,印象也比之前好了不少。“至少感觉转型的大方向是对的。”谷军说。

(文中武伟安、谷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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