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墙根儿

范建生

恩施老城据说是明清时所建，里面有许多古迹。论久远，恩施周围的县城都无法和它相比。小的时候，我家就住在南门老城墙根儿下。

在古代，老城也是被城墙围着的，是一处军事重镇。老城开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现在只留下西、南两个城门遗迹，而北门和东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毁损而成了历史的记忆。城墙上长满蒿草，在风中摇曳着那份沧桑。当麻雀从城墙上飞过，给人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感觉。

老城墙根儿僻静，大人们都在忙生计，只有孩子们溜到这里玩。没有玩具，就玩点原生态。比如在城墙根儿捉蛐蛐，逮蝈蝈，主要是在清早和黄昏时节。玩得兴起时，就跑到附近公社的菜园子里疯。

只要有蛐蛐叫的地方，都会被我们翻得乱七八糟，本来很整齐的田埂一片狼藉，也损害了庄稼。守园子的老头急了，拿起竹竿撵我们，我们急忙躲开，又在另一处搞“破坏”。

作为一种市井文化，蛐蛐也分种类。比如红头、黑头蛐蛐牙口儿硬，斗起来比较凶猛，得胜后振翅“唧唧”地鸣叫，声音又脆又亮。斗得激烈的时候，老屋场的黄老头也跑过来凑热闹，并且用蛐蛐草逗蛐蛐的牙口，如同老顽童般的兴奋。他的老伴说：“嘿，这么大把年纪了还玩蛐蛐，真是无哒撒！”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一次我逮了一只“黑头”，在斗场上连赢了几场，甚至把小胖的“红头”将军打败，我得意极了，小伙伴高兴地直拍手。没有想到“黑头”受惊后从罐子里蹦了出来，成为一只大红公鸡的美餐。我当时气得不得了，把那只公鸡赶得到处乱飞。

玩蛐蛐也有讲究。在野外捉住蛐蛐后，用纸裹的筒子将其装住，但纸做的筒子很容易被蛐蛐咬破逃走。后来又改用竹筒，中间用篾片隔开，一次可以装十几只。到了晚上，用土罐把蛐蛐装好，放在床下，听蛐蛐弹琴，然后惬意地进入梦乡。

沿着老城墙根儿的小路，可以直接走到清江河边。夏日的黄昏，清江河是一个消暑的大浴场。河滩上的鹅卵石上，到处堆着衣服，大人小孩在河边游泳洗澡。河水很清澈，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可以看见许多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仿佛进入了一个水底的童话世界。因为鱼多，常见有小船在河里放鱼鹰捕鱼，那道风景不亚于美丽漓江上的守渔灯火。涨水季节，清江开始放排，粗犷的号子声，在两岸回荡，随着波涛滚滚而去。

老城墙上的蓝色喇叭花开了，夏日的傍晚充满温馨浪漫。我们在老城墙根儿边的院子里乘凉，看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听摇着大蒲扇的黄老头讲鬼故事。听鬼故事富有刺激，但也带来负面影响，心中的“鬼结”挥之不去。晚上经过大堂屋去茅厕，我们飞也似的跑过去，原因是大堂屋里放着老辈子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附近新办的小学开学了，给老城墙根儿带来新气象，读书声、歌声以及风琴声在这里荡漾，孩子们喜气洋洋，因为上课后每个人可以领一个米粑粑。有些女同学舍不得吃，用手帕把米粑粑包好，带回家给弟弟妹妹。结果，回家打开一看，米粑粑不知什么时候被淘气的男同学啃得像齿轮一般。

当然让老城墙根儿人大开眼界的还不止这些。学校的年轻女老师有些来自大城市，头发烫着卷儿，打着蝴蝶结，嘴上擦着口红，穿着花格子连衣裙，这让老城墙根儿人眼前一亮。有些妇女也脱下老式的对襟衣，学着学校老师那样打扮。一走上街，有人就开玩笑地喊：“哟，哪里来的女妖精！”

老城墙根儿有不少外地人，北方话和恩施方言在这里汇集并发生碰撞。有个山东冯奶奶是随儿子南下到这里来的，喜欢吃大饼和大葱。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些大妈寻找自家孩子时，扯起喉咙喊的方言，冯奶奶就问:“她们咕哝的啥呀，俺怎么听不懂？”

住老城墙根儿的人都不富裕，家大口阔的人家居多。虽然生活清苦，但不忘对文化生活的追求。老城墙根儿边有片树林和草坪，空气清新，汉剧团的人清早就在这里练功，或吊嗓子，或翻跟头，吸引着人们在这里观望。看久了，有些人也学得一式半招。大屋场的董大伯长得胖，声音洪亮，汉剧团的师傅说他适合学黑头，此后，每天能听到董大伯在这里“呀呀”的学唱。一次演包公的师傅病了，汉剧团临时请董大伯顶替。董大伯穿上花脸那身行头，在舞台上一抹胡须，一个亮相，赢得满堂喝彩。

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城墙根儿热闹起来，小商小贩多了起来，从老城墙根儿走过的人也变得时尚起来。戴一副墨镜，穿喇叭裤，手提一个“大三洋”，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标配。人们的出行也发生了变化，摩托车取代了自行车。一些看稀奇的妇女免不了在一起扯闲白。有的说：“那个张狗娃得意不得了，一天都骑个压它马。”另外一个接过话说：“大姐，那不是压它马，是雅马哈……”

磨菜刀的师傅也换了行头，骑一辆麻木车，开着电喇叭。一天中午，一阵“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将老城墙根儿午休的人惊醒。汉剧团的一个编导酸酸地说：“伙计，你的音响比我们剧团的音响还要好！”

老城毕竟老了，老得装不下一个城市的发展，许多人从老城墙根儿搬到新区。

前些年，我到老城墙根儿逛了一趟，遇见一个从小长大的熟人。我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搬走，他说他喜欢住在老城墙根儿的那种感觉，一直舍不得离开。对老城墙根儿有感情的，我想不止他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