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几乎是人类充满不确定的生命中唯一确定的事情，但我们往往极力避免直视、谈论和触碰这一话题。我们精细计算摄入的卡路里、吃各种保健品与维生素、适度健身、研究体检报告上的数值高低变化，以抵抗与死亡相伴而来的健康焦虑。死亡本身所带有的未知、恐惧、不祥，以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疼痛、残缺、悲伤和离别，使得这一字眼成为了某种社交表达禁忌。
这种禁忌的后果之一，是实实在在的死亡成为了房间里那只不可言说的大象，我们愈是为大象赋予无数似是而非的代号——走了、去了、驾鹤西游了、前往极乐世界了、去见耶稣/马克思了——愈是给死亡加上了诸如消失、萎缩、腐败的隐喻，也愈加强化了这些代号和隐喻里的中心思想——否认死亡。正如耶鲁大学医学教授、外科医生舍温·努兰曾写到的：“现代的死亡发生在现代的医院里面，在那里，死亡可以被隐藏，随之而来的器官萎缩也可以被清洗，最终打成包裹，进行现代的掩埋。我们现在可以否认的，不仅有死亡的力量，还有自然本身的力量。”
这一禁忌所带来的更坏后果，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管是正在经历死亡的个体还是其至亲至爱，人们无法体面而认真地彼此告别。只要死亡被认为是一种不幸、一个了断、一常离场、一次非日常事件，只要我们每每谈及死亡都像在谈论一场经由言说而传染的瘟疫，我们便将一直沉没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永远沉浸在错过告别的遗憾、不舍和痛苦中，而忽略了对于生死的从容的感受和理解。
在下面这份书单里，书写者无一不是预知或经历了自己与他人的死亡，他们之中有母亲、妻子、丈夫、女儿，有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心理治疗师，还有努力将病人拽离死亡边缘的医生，以及在死亡降临后安排一场仪式作为告别的殡葬师。我们究竟要如何面对、接受和谈论死亡，这个书单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奇想之年》：被哀恸淹没的人
美国作家琼·狄迪恩的《奇想之年》和杨绛的《我们仨》常常被放在一起谈起。杨绛在写《我们仨》的时候，三人零落成她一人；而狄迪恩写下《奇想之年》，也是在爱人邓恩突发冠心病去世，而他们唯一的女儿金塔纳病重弥留之际。
狄迪恩和邓恩都是作家，《卫报》曾形容他们是“美国文学界最炙手可热的一对夫妻”，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40年，“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充盈着对方的话语……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和约翰讨论的，”狄迪恩在书中写道。“我并不总是认同他的观点，他也不总是认同我的观点，但我们信任彼此。我们的投资或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在相伴40年后，他们从医院探望女儿归来，坐在桌边准备吃饭时，邓恩突发冠心病，没能再醒过来，“你坐下来吃饭，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结束。只用一拍心跳的时间。”沉入巨大哀恸的狄迪恩开始写作《奇想之年》，而在这本书出版之时，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不幸离世。
狄迪恩形容丧恸如同海浪，如同疾病发作，也如同突然的忧惧。丧恸甚至是有其症状的。埃里克·林德曼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主持麻省综合医院的精神病科室，他把这一症状描述为：“躯体不适的感觉像海浪一般袭来，持续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喉咙发紧，因为透不过气而窒息，总想要叹气，有空腹感，肌肉无力，以及强烈的主观不适，通常被描述为紧张或精神痛苦。”
狄迪恩的哀恸来得迟缓，从纽约医院独自回家后，她甚至将丈夫的衣物用品一件件地摆回原处。其后她在书中回忆说，失去亲人的人们也许会觉得他们像是“被包裹在虫茧或毛毯里”，给别人一种能够“挺得住”的印象，“实则这是死亡的现实尚未穿透意识，令失去亲人的人们表现得仿佛尚且可以接受亲人的死亡。”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角的侄子在打冰球时，听闻了父亲突然过世的消息，他愣了几秒，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向教练请假，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与他的女友继续约会行程。直至几天后的半夜，他去厨房拿食物，看到冰柜里储存的鸡肉，联想到了要在待在冷藏室里几个月而不能马上下葬的父亲，突然崩溃，被悲伤击穿并完全占领。
身为失亲者中的一员，狄迪恩说，新近丧亲的人总会有一种特别的面容，因为她曾在自己的脸上目睹过这样的面容，所以能够在别人脸上将它辨认出来，那是一种“极端脆弱、赤裸与坦诚的面容”。这个面容还会出现在一个被眼科医生命令睁大眼睛，检查结束后从诊室走进有明亮日光的地方的人，或者一个平日都戴着眼镜，却突然要把它摘下来的人的脸上。
《暮色将至》：用语言捕获死亡的到来
凯蒂·洛芙想要查看死亡，但她的查看是以一种与众不同、更加腼腆的方式进行的：打开一本书。凯蒂是美国知名文化评论家，在十二岁那年有了第一次濒死体验，而后有了这种收集与分解死亡的*。
在《暮色将至》中，她探寻了六位作家死前最后的时光，分别是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和詹姆斯·索特，他们普遍“对于死亡特别敏感，或者说同死亡特别合拍，这些人在他们的艺术、信件、风流韵事以及睡梦中，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洛芙认为他们都有着“疯狂的表达能力，有着充沛且非凡的想象力，或者在智力上气势凶猛，他们可以把同死亡的对抗付诸文字或意象”。她对此的直觉是：“我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他们能够回答。”洛芙选定她的写作对象，便立即开始梳理他们的作品、信件、日志、笔记、贺卡、涂鸦漫画、访谈以及手稿，并与这些人的儿子、女儿、情人、妻子、前妻、朋友、照看人、管家以及夜班护理一同交谈回忆。她希望完整呈现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思考与执念，并在此过程中探寻问题的答案：假如用语言捕获死亡的到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最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弗洛伊德年轻时坚信死亡是某种可以掌握之事，即便在为女儿早夭而深感悲恸之时，他仍认为：“假如你能够忍受生命，那么准备好死亡。”然而理智与本能纠缠不休，他在后来的论文里写道，“在心底里，没人相信自己会死。”桑塔格曾两次战胜癌症，既往的对死亡的抗争强化了她自视非比寻常的观念，当再次患病且骨髓移植失败之后，她躺在医院里，继续工作，继续拒绝与亲友谈论自己的死亡，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她的儿子说，“继续活着：也许那就是她告别人世的方式。”死亡是桑达克一生的工作对象，他对它着迷，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尽快结束这一生！”厄普代克是最接近于描绘死亡的人，他在临死前的一个月，仍把脑袋靠在打字机上，敲出关于死亡的最后诗歌。狄兰·托马斯在逝世的那一晚，曾在白马酒店连饮十八杯威士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飞奔疾驰，表现了他身上混合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自我毁灭的力量。”
在这些死亡之中，洛芙查看到的是“几分勇敢和美丽、毫无意义的极端痛苦、狂暴的自我毁灭、真正的糟糕举止，当然也有创造性的爆发、无上的奉献和准确的自我认知在闪耀，还有一些华美的幻象”。
《当呼吸化为空气》：当未来铺陈为永恒的现在
如果人生有很多句子组成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在确诊晚期肺癌的那一刻，觉得自己“已经从每个句子的主语，变成了直接的宾语”。他曾获得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后于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甚至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最高奖。
保罗不是没有思考过死亡的人，他选择医疗事业的部分原因就是试图追寻死神：“抓住他，掀开他神秘的斗篷，与他坚定地四目相对。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但这个想要掀开死亡神秘斗篷的人，却最终走上了从医生到病人的轨道，从行动者沦成被动者，从主语变成了宾语。他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须戴的塑料手环，穿上熟悉的浅蓝色病号服，走过那些曾与他共事的护士，住进了他曾在这里见过成百上千个病人的病房里。“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祝贺病人痊愈，见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他曾在这病房的椅子上休憩过，在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甚至在筋疲力尽的时候，还曾希望能在这病床上睡上一觉，而现在，他躺在了这张病床上，并且“很清醒”。
卡普兰-迈耶曲线被用来衡量治疗的进展，来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保罗之前在和病人谈话的时候不会说“存活期是十一个月”或者“你有95%的机会在两年内死亡”，而是说：“大多数病人都活了好几个月到好几年。”在他看来，这可能是更诚实的说法。但作为医生，他更能明白，在这条曲线上，自己的生命会在哪个节点大概率地走向死亡。在接受手术之后，他向主治医生艾玛问询自己的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但被艾玛坚决回绝，甚至希望他能重回医生的岗位。保罗第一反应是短暂的沉默，心想“她怎么敢这么说话”，毕竟在保罗这样的医生眼里，这种预测是很有必要的，他有权利知道，而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再担任超负荷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是天方夜谭。但在后续的治疗中，他发现自己虽然时日无多，但被病人需要并继续做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仍然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于是保罗以惊人的意志，在患癌的22个月中，站完了作为神经外科医生的最后一班岗，完成了这本书，甚至迎来了女儿卡迪。在最后一刻面对那条生死界线时，他已经明白，自己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
《酗酒、猫与赞美诗：一个殡葬师的自白》：从葬礼中获得疗愈
一个人是否可以一边写美丽的十四行诗，一边做尸体防腐、卖棺材、开灵车，还能在门边接待吊丧的客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托马斯·林奇完成了这样奇怪的混搭——他的一重身份是作家、诗人，但同时在密歇根的米尔福德小镇经营着一家葬仪社，从事殡葬师这个工作已经四十余年。在他这里，诗和葬礼都在为某种连结而服务，“诗，让我们的感受和文字接上了线……但葬礼让我们和‘人固有一死’的自然规律接上了线，”林奇说，诗和葬礼的存在，也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存在的、状态的、肉体的和无法抗拒的疑问，以及生命与死亡的神秘及其必然”。
在林奇看来，一个好的葬礼如同一首好诗，它由葬礼中的声音、意象、思维和恒久度决定，并最终会让我们得到提升，然后回到认知、想象与情感的领域。而葬礼也是一个目睹死亡的人，从死亡中恢复和得到疗愈的场所，因为“没有什么比看见一具死尸，更能帮助活人从逆境中找出希望的了”。他在诗与葬礼之间，得出一个结论——“亲眼看见”，才是是丧葬过程中最难但也最有帮助的部分，“事实就是，即便当时非常痛苦，但这个痛苦是有疗愈力的，比起虚构或幻想效果更好。”
《酗酒、猫与赞美诗》的姊妹篇《殡葬人手记》更为著名，曾于1997年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同名纪录片（The Undertaking）2008年捧得艾美奖。这本手记里充满着见证者和当事者的双重声音。林奇凭借他的“工作之便”，站在生死之间，带着愤怒、惊讶、畏惧和平静，试图一瞥我们所有人终会懂得的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传达死者对生者的隐藏的告诫。“在一个为某种力量所主宰的世界，并非所有结局都美满，每句话都是吉祥的祝福。但每一次死亡总有一些补救；每一次丧失，总有一个写着我们姓名的复活节；每一次悲伤，总有爱作为安慰，”林奇写到。
《悲伤的力量》：悲伤无法克服也不应逃避
朱莉娅·塞缪尔是一名悲伤心理治疗师，她在英国帕丁顿圣玛丽医院工作了25年，为无数丧亲家庭提供了专业心理辅导。塞缪尔说，“真正伤害着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代人的，并不是悲伤所带来的痛苦本身，而是他们为了逃避痛苦所做的事情。”
21年前，在戴安娜王妃因交通事故去世时，不苟言笑的、矜持的英国人表现出了罕见的极度悲伤，千百万民众为她哀悼，人们自发聚在其寓所附近的肯辛顿花园点起蜡烛，献上鲜花，寄托哀思。塞缪尔是戴安娜的朋友，她在《悲伤的力量》一书中认为，这标志着某种转变的开始，至少“英国人抿紧的上唇放松了，我们终于有能力和空间释放情感，这是我们的父辈无法做到的”。
瑞士裔美国人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在其1969年出版的《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认为人在面对死亡时会出现悲痛的“五阶段”，分别是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抑郁（depression）和接受（accpetance）。对死亡的哀悼和正面悲伤除了可以释放情感之外，还有一层作用——更少地沉湎于未解决的悲伤。虽然每个人面对悲伤和逝去的痛苦都有独特的处理方式，但塞缪尔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统计——15％的心理障碍（至少在英国）都是缘起于未解决的悲伤，这些未解决的悲伤将曾直面过死亡的人，拽离他们的心理舒适圈，一路打着游击战，一路都有向心理障碍投降的可能——不去逃避悲伤才是避免伤害的良方。在《悲伤的力量》一书中，塞缪尔把每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面对死亡分为5个对象，讲述了15则故事：伴侣的死亡、父母的死亡、手足的死亡、孩子的死亡以及自己最终要面对的死亡。她所要说明的道理是，悲伤并非是损耗，也不该逃避，真正损耗和折磨一个人的并非是悲伤，而是逃避本身。“悲伤不是可以靠斗争去克服的东西，死亡带来的悲伤也被深深误解，”她写到，直面悲伤才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情绪，最大可能地与悲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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