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灵：越娇惯，越脆弱

一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以下简称《娇惯的心灵》），如一部“社会科学的侦探小说”，两位作者分别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教育活动家，他们抽丝剥茧，回答了“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美国故事。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教育危机，不仅危及教育，更危及未来。这场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假如我们用书中的美国故事来反观我们自己，亦有些思考之处。

流行的教育谬误

为什么“虎爸虎妈”要用“直升机式”的教育方法把孩子照看得密不透风？为什么这些孩子虽能脱颖而出进入名校，却在青春期时成为前所未见的脆弱一代，焦虑、抑郁，似乎对挫折毫无抵抗力？为什么生于互联网的时代之子，却惯于在社交媒体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找意见的共鸣，而用举报的方式应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为什么一些大学似乎忘却了教育的智慧，失去了教育者的担当，把学生视为消费者，以迎合学生为工作目标？

这些问题在《娇惯的心灵》中得以深入探讨，该书获得了多位中国知名教育家及学者的推荐，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评价此书：“《娇惯的心灵》是对美国当前教育病症所下的诊断，书中所包含的历史教训，值得每一位关心教育的中国读者细品和深思。”

在《娇惯的心灵》序言部分，两位作者用一次想象的智慧之旅，把当下教育界的三大流行观点呈现在读者面前。

观点一：保护孩子，不让他们受一丁点伤害，担心童年创伤会毁掉他们的一生。

观点二：鼓励孩子们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

观点三：告诉孩子世界上的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针对第一点，无论东方、西方，自古以来都有哲人表达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许多文明传统的人生智慧中都有相似的格言，认为痛苦、挫折，有时甚至是创伤性的经验，可以让人变得更坚强。比如尼采曾说，“凡是不能毁灭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我们从小也熟读这么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相比第一点，第二点有一定的欺骗性，“永远相信你的感觉，不要质疑自己”，自认懂教育的现代派父母，经常用这句话鼓励孩子，果真如此吗？基于认知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感觉经常会误导我们，要想心智健康，我们必须学会怀疑自己的感觉，摆脱某些常见的现实扭曲认知，解放自己的心智。

至于第三点，世界是可以如此简单二分的吗？又由谁来判断对错，给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审判？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种观点共同把安全主义请上了神坛——着迷于消除一切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最终发展到不可做任何妥协的地步。安全主义对年轻人很不公平，他们因此失去的，恰是反脆弱的心灵所需的经验。越保护，越脆弱，越焦虑，动辄视自己为受害者。

观点已经在影响行动

或许有人觉得以上三点谈不上“流行”，也算不上错得离谱，但作者在书中给出的众多案例中，可以看到上述观点已经在普遍地影响人的行为。

2015年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故事即为生动一例。哥大的“核心课程”历来被视为哥大教育体系的精髓，但在那一年，四名哥大本科生发表文章，针对“核心课程”中的一门《西方文学与哲学经典》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学生“需要在课堂上感到安全”，但是“西方经典中有许多文本”，“充斥着以排斥和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和叙事”，其中包括“触发性和冒犯性的材料，在课堂上导致学生身份的边缘化”，学生在阅读和讨论这些文本时，“情绪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哥大的故事并非首例。本书作者之一格雷格，早在2013年的秋天就听闻，有些大学生要求将某些“触发性”的材料从课程中清理出去，到了2014年春天，这样的校园动向被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些媒体报道，说明此类事件也成为一种现象。

这是“脆弱学生模式”的最初迹象，两位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原本很可能只是一种不那么舒服或者不喜欢的体验（这些提出清理要求的学生是否能代表更广泛的学生群体，这一点本身也是存疑的），却在“保护脆弱的自己”的防御机制下，升格为受到威胁和压迫的感觉。这些事例隐含了前述三大观点中的前两点：脆弱的自我人设和“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不仅针对经典文本，这类学生针对学校邀请与自己观点、立场不同的学者、名人来校演讲，也做出了十分激烈的反应，甚至夹杂了暴力。在上世纪，这些反应针对的可能是一位好战分子、种族主义分子，但在今天，被邀请者受到抵制的原因变得宽泛而又千奇百怪，任何让学生认为会引起自己不适的观点、立场，都足以让他们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从脆弱的自我人设和绝对自我中心的感受出发，在这类学生眼中，世界就二分为好人和坏人的斗争。这样的故事曾在耶鲁校园上演。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是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讲师，兼任本科生住宿学院西利曼学院的驻院老师。她发现学院的院长办公室对学生的万圣节服饰进行指导，便写了一封邮件，质疑大学行政人员此举是否适当。她在肯定校方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伤害和冒犯”的同时，担心对大学生的生活处处做出指导，会“培养学生身上的脆弱性，这种做法愈演愈烈，就会导致我们现在无法察觉的代价”，她邀请师生一起来反思，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是否可以为自己设定规范并处理分歧。“同每个人多沟通，自由的言论，以及面对冒犯言行，宽以待人的能力，是自由开放社会的标志”，艾丽卡在邮件中这样写道。

就是这样一封邮件，激起了某些学生的愤怒，他们认为（只是“认为”），艾丽卡所言，表明她支持种族主义色彩的万圣节服装，进而证明她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大约150名学生出现在西利曼学院的艾丽卡家的门口，谩骂艾丽卡和她身为学院导师的丈夫，声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艾丽卡夫妇俩工作不保。

这种好人、坏人的二分法，可以从社会心理学著名的最小群体范式实验中找到解释。这一系列实验由波兰裔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开创。作为一名二战期间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他的种种经历，使他迫切想要追问，人们在何种情况下会歧视非我族类的成员。泰弗尔的每次实验，都是按照一个根本不重要的标准，随意地把人分成两组。但每次实验结果都显示，人们一旦有了组别身份，总会认同同组别、排斥不同组别的人。这说明，人类的心灵是向往着部落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以部落的方式来过现代的生活。和平与繁荣的环境通常会使部落主义衰落，但一个衰退与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通常会复活部落主义，这也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之一。

系统问题需要系统解决

三种谬误在美国许多大学校园流行，但追根溯源，它们起始于更早的中小学教育，甚至儿童期的成长经验：越来越少地走进大自然，几乎消失与同伴游戏的经历，沉重的学习负担和强烈的竞争意识，越来越虚拟的人际交往和越来越宅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剥夺了学生从复杂环境中获得成长的机会。家长对孩子360度全方位的保护，延伸到了学校中，父母抛弃了与学校达成的教育契约，不再授予老师批评孩子的权利，在强势的家长面前，教育者甚至变得卑微。

同样的，三种谬误也已经从校园蔓延至校园外的公共领域。诚如彭博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布隆伯格所言，“面对不同的立场，排斥之意不断升级，这不仅是大学面临的挑战，对我们国家政治话语更是一场考验”。这本书讲的远不止教育，教育和整个国际潮流、社会氛围密切相关，呈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相。卢梭把巴黎的孩子带到乡下去教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校园这堵“墙”正四面漏风。

两位作者长期关注美国高等教育及相关领域问题，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在他们的观察中，大约自2013年、2014年起，美国大学校园内就出现了各类令人瞠目的学生事件，到了2015年至2017年，事件愈加频繁，已然成为一个非常值得且迫切需要讨论、研究和应对的社会问题。互联网一代（1995年后出生的人）在2013年、2014年进入了大学，在2017年完全“占领”了校园，他们认为是这一代学生制造了这类校园事件。代际差异研究佐证了他们的看法：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成长发育缓慢，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摆脱大人的看管，所经历的自由玩耍时间更少，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他们所达成的成长成就更少。

确实，新媒体的平台和表达方式使人们，尤其是在家长高密度保护下未能发展出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退回到自我确证的保护泡中。生活在气泡中的他们，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敌对方，而在那些意在传播噪音并收割分裂的极端分子和网络操作者的鼓动下，他们原本的意向会得到确证，甚至进一步放大。但问题仅仅出在互联网一代，责任仅仅由互联网来承担吗？这样的归咎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大学发生了什么，不仅与学生有关，更与大学管理者、大学教授有关。

在艾丽卡事件中，耶鲁校长群发电邮，承认学生的痛苦，承诺将“行动起来，使我们变得更好”，通篇没有对艾丽卡夫妇表示任何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艾丽卡不得不辞去教职，她丈夫也停止了当年的教学。在该学年结束时，夫妇俩双双辞去了他们在西利曼学院的职位。艾丽卡后来透露，很多教授私底下非常支持他们，却不愿公开站出来，为他们辩护或表示支持，因为“风险太大”，害怕受到报复——揭发告密文化在美国大学的盛行，让教授们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

但教授们并非全然无辜，他们自身的言行，正在影响着学生。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哲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有关跨性别的文章，文中某观点引发争议。学者们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杂志社撤回这篇文章。注意是要求撤稿，而不是驳斥这位教授的学术观点。驳斥、辩论才是学术界的惯例，真理越辩越明。这些学者们没有给予这位教授作出学术回应的机会，他们所要求的是抹去，让这篇文章从学术记录中消失无影，而这种情况，通常只有学术不端或剽窃时才动用。

娇惯的心灵培育出的只是娇惯的心灵。娇惯的心灵就是闭塞的心智，心灵越脆弱，独断和偏狭就会越盛行。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苏珊·麦克丹尼尔警告：过度保护放大了孩子们的恐惧，使他们更难成长为可以自我管理、自力更生的成年人。那也将意味着社会会充满“巨婴”。《娇惯的心灵》讲述的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教育危机，不仅危及教育，更危及未来。这场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假如我们用书中的美国故事来反观我们自己，会发现近年来国内很多现象与之有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思考。家长的焦虑，教育的市场化，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生活的全面侵占，人与人之间的某种隔离……这些情景我们都不陌生。虽然作者在书中开出了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药方”，但如果问题是系统性的，解决之道也必须是系统性的。（刘阳）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