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十年前，我去西安采访红柯。
当时，下榻在一家条件很好的军区招待所，是红柯老师提前安排的。入住后，他很快就来了。是一个比之前看的照片里略发福的中年汉子，蜷曲的头发，宽阔的头颅、肩膀，壮实、敦厚。但眉目间，有股不难察觉的锐气。
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一样，他也是一口陕西话。他生在岐山，在宝鸡读大学，毕业后的80年代中期，和爱人一起远去新疆，一去十年。新疆十年对他的改变是巨大的，从精神，到外貌。他说，回内地后，人们已认不出眼前这个声音嘶哑、胡子蜷曲的“哈萨克汉子”就是当年的红柯。
我当时很好奇，新疆十年究竟给了他什么？唯一能看到的是他的作品。在2008年之前，那些让他出名的作品，全是关于新疆。但除了作品里写的，他在新疆究竟还经历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后来曾听说，他远下新疆是因为爱情。我也知道，他在新疆呆过很多地方，但写得最多的是“奎屯”。十年，他在那里都经历了什么？
对于当时访谈来说，这问题属于题外话，所以也就放下了。放下了，也就永远放下了。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往往自己要做的，并不是最想做的，后来再想做，也就没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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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我们没聊多久，他就拉着我去吃泡馍。在春寒料峭的西安街头，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带我去有名的老孙家。他说，外地人叫羊肉泡馍，陕西人都叫羊肉泡。他身材粗壮，风风火火。说话也是。我不知道他的陕西话是否带岐山口音，听起来就是陕西人的那个味道。他语速快，有些话听不确切，但能感受到那股子热烈。
在位于鼓楼上的老孙家，他教给我羊肉泡馍该怎么吃：先掰馍，掰得越小越好；再交给伙计加汤……记得当时可能是刚过完年的原因，鼓楼人不多。在老孙家略显幽暗的大厅里，他说得兴起时，又谈起了新疆，他说新疆人吃羊肉，什么都不放，砍了羊肉，扔锅里，清水煮开，去掉血沫，抓把野葱、姜，加点盐巴就可以了……说起新疆，他就有些忘情。
他说这些时，我就想起他写过的那些事：他小时候想参军，当过兵的父亲一听，二话不说抄起板凳朝他扔过来；他在奎屯技校当老师，什么课都教过，自己编教材——后来在陕师大任教，给学生上课也不循规蹈矩；他住在伊犁时，打开房间窗户，天山便像一幅画一样挂在眼前；还有他离开新疆的日子，最后一次走在伊犁的大街上，泪流满面……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因为他并不沉默寡言，反而很健谈。那天晚上，他带我去赴宴，是《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请客。席间有西北大学周燕芬教授，还有青年作家周瑄璞。他带了个学生，一个腼腆的男孩子。我对西安的印象都来自文学，贾平凹描写过的这个城市，陈忠实、路遥住过的这个城市，《废都》里的西京……大家都是文学圈人，席间闲谈，自然少不了这些名人轶事。这是他们的身边事，对我来说，却都是传奇。红柯老师话不多，憨憨赔笑，敬酒。酒喝得也不多，似乎不善饮。那时才发现，在人多处，他是有些腼腆、内向的。
那次访谈，当时并没有做。那是导师主持的一个栏目，经常的做法是邮件来往——发去问题大纲，作家填完再发还。作家都是文字高手，善写，但不一定善谈，所以书面“访谈”可能更合适。虽然如此，但一般还是要求尽量能见一见，知人论世嘛。不过有的很顺利，有的则不然。红柯老师答应得很爽快。既是文字访谈，他说，那就回头再整吧，你第一次来西安，先好好逛逛。
接下来一天，那个腼腆的男孩子便陪我游了西安：博物馆，碑林，城墙……那时才知道红柯老师之所以派他来的原因——他简直是一部活字典。红柯老师也给他交代好了一切，游览路线、景点门票、吃饭、交通……还有往返西安的火车票，他后来也执意要给我“报销”。陕西人厚道。去年，陈忠实先生去世，看到大学时的李遇春老师写文章回忆，他当年去西安采访过陈老师，后来有一回陈老师去武汉出差，还执意塞给他两千块钱“稿费”。
西安的旅程很顺利，甚至有些出乎意料。因为之前也听往届同门说过他们一些并不顺利的访谈经历，觉得作家尤其是名作家不好打交道。但红柯显然不是这样的。那几年，他在文坛的声名正达到一个顶点，而我当时只是一个在读的博士。我完全能感受得到，他对人的热情不是“做”出来的（或出于功利考虑），很大原因是他心地淳厚，还有部分原因，我觉得他是把我当做了一个忘年的知己。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西安见面很美好。但后来的事情却出乎意料。当我把访谈、自己写评论文章发给他，隔几天便接到他的电话，说文章看了，但他觉得观点和他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有差距，所以还是先不要发了吧。当时我没怎么反应过来，电话挂了，才觉得不甘心。重新把文章看了，发现有些细节确实可以改进，但观点觉得应没有太大问题。在文章里，我谈到那些难忘的小说，《美丽奴羊》《鹰影》等，只提出一个疑问：那样一种风格，会不会有疲惫问题——读者审美疲惫，以及他的创作疲惫。
我知道，应该就是这疑问，让他觉得不能苟同。他曾说过，他的新疆再写十年、二十年都没有问题。怎么会疲惫？他的自信当然有他的道理，但这是否意味着不接受他人怀疑？当时我自然有些想不通。不过，后来便渐渐明白，那其实正是红柯之为红柯的特别之处——他朴实的表面下，其实有一份超出常人的自信和孤傲。没有这孤傲，他怎么能写出《西去的骑手》《鹰影》《奔马》那样的作品呢？那些洋溢着强烈的爱和向往的作品，一定是因为他认定了某种价值和理想，一往无前、奔赴趋近的结果。
他二十几岁上天山，在大漠、戈壁走马十年，那是凡人无法涉足的生命境地，那是让他更换了全副血液和灵魂的境地，从没有到达过那种境地的人，有什么资格怀疑？！
那个访谈和评论，后来在我的“纠缠”下，还是发了出来，内容当然也做了些调整。我当时给他打电话，想表达一份歉疚。因为西安的一幕幕总是浮现在眼前——他原是对我抱有很大期待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我终究没有直接联系上他。后来，我给他写过一封邮件，毕业后我离开武汉，还寄过一次贺卡。
后来，看到他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替他高兴，但因为研究方向转移，我读得不多。当年读他作品时，散文集《敬畏苍天》，我觉得是写得最好的。他写到自己很多事：坚持长跑，洗冷水浴，不上网，不用手机……远离现代生活。他说，写作是要“养气”的，现代、高科技，伤元气。他还说，内地人都充满算计，而在西域，一个乞丐行乞都高昂着头颅……
因为这些，当年选择他作为了研究对象；也因为这些，在那至今的这些年，一直对他抱有一份特别的期许。
也常常会想起去西安的一幕幕，想起他风风火火的样子，想起老孙家。想起离开西安的前一晚，他急火火地赶到宾馆，从他鼓鼓囊囊的包里揪出两包大枣塞给我——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红枣，他说是西安特产“狗头枣”。
年前，微信里看到他出新书，已逾十年不见，照片里的他变化非常大，顶发稀疏，胖了很多。
不几天，便传来了他突然过世的消息。一时惊得呆坐在椅子里……
据说他是凌晨三点发病，当时可能还在熬夜工作。他已不再年轻，本不该再这么拼命的……他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就像对他的写作。
他生在农村，从一个平凡的农家孩子，长成一个著名作家，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我觉得，他并不满足。这不满足，可能不是渴望得到什么外在的名利，而是他内心的郁积——他西域十年的经历，他的故乡……他需要宣泄，需要理解、倾听。但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寻找一个真正的心灵知己，何其难也……
现在，他竟然这么突然地走了，留下那些文字，能找到它们的知己吗？
注：本文作者李勇，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标题为小编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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