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汉一个顺丰小哥汪勇火了，不仅从一个普通快递员直升三级被提拔为分公司经理，还被国家邮政局授予了“最美快递员”称号，《人民日报》、新闻联播也报道了他。
视频截图：央视
大年三十，汪勇看到一位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的朋友圈：“求助，我们这里限行了，没有公交和地铁，回不了家。”
于是小哥瞒着家人接下护送医务人员上下班的活。第一天就接送了近30名医护人员，随后，他在朋友圈招募志愿者，搞定了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的出行难题。
他还联系了餐馆和便利店，又搞定医护人员的就餐问题。除此之外，汪勇专门建立了一个医护服务群，里面有来自全国的各行各业的人，只要有医护人员在群里喊一声，志愿者们就会出来帮忙。
有人问到，汪勇只是一个普通快递员，为什么他能有如此快速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做到了很多机构都做不到的事呢？
世界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在他的新书《广场与高塔》给了诸如快递小哥这样的案例非常清晰的解答，他探讨了人类从古至今组织社会和分配权力的两种方式，用“广场”和“高塔”来形容这两种方式。
（尼尔·弗格森是哈佛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世界上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对此，阿信请来了《广场与高塔》的译者周逵，他也是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他为我们解释了快递小哥汪勇成功背后的因素，我们也能从网络社会的格局变迁中，窥得个人的新机遇。
打开“广场”，获得体制外的新契机
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广场”，什么是“高塔”？
“高塔”所指的是高下井然的层级秩序，比如说旧的军臣关系，就是一种层级秩序。
“广场”所代表的是横向、平等的社会网络。
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都或许会有这样的疑惑：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从高塔的层面来评价，还是通过网络所谓的连接度、影响力来评价？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广场与高塔》的作者尼尔·弗格森和“带货女王”薇娅说起。
这两个人看似毫无关系，但是他们都通过“高塔”向“广场”转化，完成了个人影响力进阶。
在《广场与高塔》的前言里，尼尔·弗格森写道，作为一个教授，他其实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高塔上的Power（权力），他既不能决定学校是否录用某位老师，也不能决定是否让某个学生退学。
他有的是Influence（影响力）或者叫Connectivity（连接度）。他虽然是个英国人，却经常出没在美国最重要智库的研究场所，参加最重要的智库沙龙，他可能是在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政策决定者中的外国人之一。
在2004年，他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他的著作《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已经成为所有金融人士的必读书目。
尼尔·弗格森 图/新浪财经
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评价标准的问题。
在一个高塔状的社会架构里，对一个人的价值评价标准是相对单一的，可能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里，只拥有一个身份，按照普通工人、干部或者科长、处长等等这样的身份区分，一生在阶层里爬升。
可是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可以是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作家、大学教授，当然人们可以评价一个人的方法也有很多。
大家都知道薇娅是直播带货女王，但很少有人知道薇娅之前组过组合，想当明星。前几天薇娅在优酷《花花万物》节目里接受访谈时说，她自己原来不是做这行的。
她原来是想通过偶像的方法出道，在演艺的文化娱乐产业的高塔里慢慢往上爬升。可是相继组过两个组合也没能让人们记住她。
薇娅曾参加选秀节目获得冠军
按照娱乐行业残酷的年龄歧视，她渐渐没有了优势。按照传统文化产业的高塔阶层分布来讲，她已经没有太多机会。
幸运的是，2014、2015年中国进入4G时代，电商蓬勃发展，她通过直播把她个人的魅力，她的动员能力和经济的驱动力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网络影响力，所以获得了爆发的机会。
这就是她自身从高塔往广场转换的方式。
从个人奋斗史、生命史角度来讲也一样，当在高塔状的资源分布和权力分布之下，可能没有很多个人进阶的机会，但如果广场能够打开，可能会获得想象不到的，我们称之为体制以外的新的契机。
每个人都有需要“搭桥”的黑洞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身边总有人仿佛活在信息黑洞里，你认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的事情，他就是不知道。不是因为对方媒介素养低，而是他可能根本和你不在一个信息的结构当中。
你可能完全不认识娱乐行业的人，所以你的社会圈子和这个行业的圈子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空洞，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想认识那个圈子里的人，就要通过一个人，这个人就像桥一样，能把你和那个社会网络勾连起来。
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社会网络叫作“结构洞”。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结构洞，信息的结构洞，社会层级的结构洞，生活方式的结构洞，人脉关系的结构洞……
像尼尔·弗格森这样的学者，就很好地起到了搭桥结构洞的作用。
比如他通过《广场与高塔》这本书，让普通人能够对社会网络理论和历史学有所理解。同时，他认为这些学术性的观点只有和大众的认知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
再比如，张文宏医生，他的医学专业背景和大众对于疫情科普的渴望，很好地连接在了一起。
而通过应用并解释一种全新的框架，重新诠释我们已有的史料，来理解我们已有的事实叫作“填补结构洞”，尼尔·弗格森所提出的“社会网络”概念就属于这一种，这种认知框架的迭代其实象征着认知水平的提高。
我们身在何处，广场还是高塔？
我们知道，很多历史比较悠久的欧洲国家，都会有一个中心广场。
如果玩过《帝国时代》就知道，城镇中心广场里会有一个高塔，象征着所谓世俗权力，矗立在整个城市正中间。
通常这个高塔旁边也需要一个广场，象征着公共形式的非正式的互动交往，非常热闹。
《帝国时代》截图 图/豆瓣 H.T.C.
这两种空间隐喻人类社会组织网络形态的两种极端，一种是高塔状的呈现方式，另外一种是散网状的分布式的网络状的呈现方式。
有些人本来在高塔里，前几年决定到广场上，也有从广场上回到高塔里的人，甚至有人同时在高塔和广场之间。
尤其对于转型期的一个社会来讲，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是并存的，这种隐喻为我们的人生决策或者选择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以前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可能会在乎关键的英雄人物，在关键时间节点做的选择。而有了社会网络以后，我们会更在乎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发现有时候真正在节点上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人不是传统学科意义上的英雄式的历史人物，他可能本身不是一个英雄，不是将领，但是那一刻，他处于非常重要的传播节点上。
保罗·里维尔，他不是大陆会议代表，又没有参加制宪。人们熟知的主要是夜间的骑马狂奔，将英军消息传递给民兵，使他们有所准备，进而在次日发生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交火事件，加速了美国革命的爆发。
1775年4月18日，他最早听说了英军打算出城搜剿民兵的火药，并逮捕革命领袖，所以他深夜策马狂奔跑到郊区告诉了两个最重要的殖民地的民兵组织的军事领袖：一个是约翰·汉考克；一个是萨米尔·亚当斯。
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凌晨一点多钟就到达林肯，早上五点的时候距离波士顿40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就知道了，而这个在当时除了口头传播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为什么里维尔能够作为关键的节点？从社会网络理论理解，这和他自己的角色类型密切相关。
位于波士顿的保罗·里维尔骑马报信雕塑 图/寒冬1940新浪博客
从十八世纪以后，波士顿就变成一个大城市，里头有很多新贵，保罗·里维尔是一个银匠，有很多有钱人都是他的客户。他同时是好几个有偏独立倾向的社会团体的成员。
那天晚上有很多人做这件事情，但是只有保罗·里维尔的影响力最大，是因为他是处于多个社会网络的中间的那个人，所以他是具有最高的中介中间性的人，所以只有他能够完成报信人的角色。
其实回到文章开头的快递小哥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快递小哥做成了很大大型组织都没有干好的事情？因为小哥处于多个社会网络的节点中心位置，他既有一手信息源，又有一手人力。
社会网络就这样在无形中嵌入到改变历史进程的过程中。
弱关系的强大力量
很多人都会觉得，关系越“铁”，事情越好办，不过如果生活在网络社会中，未必一定如此。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弱关系、弱连接”。
1. 如果所有人际关系都如跟亲友一般紧密，那么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支离破碎。
很多时候，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网络之所以能够黏合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强连接，而是因为这些弱关系。有时候弱连接，反而能给你很多资源。
2. 在穷人的世界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重要。
你看《寄生虫》里穷人家的家庭全是强关系，没有弱关系，因为穷人所有关系只能通过近距离的熟人网络进行资源交换、物物交换，移动性也比较差，这是客观的事实。
3. 弱连接让每个人有更多链接机会。
“大世界和小世界之间的差别可能只是几条随机的线”——这种变化在单个顶点的层次上实际上是无法检测到的。”所以也不要低估弱连接。
从防范疫情的角度来讲，不要以为危险离你很远，实际上可能只需要几条随机的线就能够把一个感染者带到你的身边。
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个“一切尽在相互关联”的世界，全球战略家帕拉格·康纳甚至提出了一门新学科——“连接学”（Connectography）——来描绘当下的“全球网络革命”。
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广场与高塔并存的世界，但在这个网络社会中，个人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信息，并有可能在无形中改变历史的进程。
其实《广场与高塔》告诉我们，在当今的时代，个人影响力和身份无关，和个人处在社会网络节点中的位置更密切相关。
但愿我们都能找到身处于广场中的合适位置。
21世纪被称为网络时代，但网络早已存在。重新看待我们习惯已久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