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的年谱上讲，其父亲治家谨言，善于经营，又说其性情暴躁，对子女要求严厉。其母亲勤俭持家，敦厚慈祥，和善好施，乐于助人。
父严母慈，这样的父亲和母亲，在中国，在过去，应该是常见的，所以，不能解释教员的与众不同，不能回答教员是否能被复制。
教员在六岁就开始田间零星劳作，十四十五岁在家务农，晚间帮父亲记账。(一个农家，有什么账好记呢？)，辛苦的劳作，以及父亲的精打细算，一定让教员对生活的辛苦，有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多的体会。
教员从九岁开始上私塾，每年换一个私塾连上四年，对经书没兴趣，对历史有兴趣。在家干活两年后，又去县城上了两年学，文章已经写得很好了，有批判思想，关注现实，得到学校老师的认同。
可以看出，教员的生活生长环境有以下特点：一是父亲严厉母亲厚道，这样的家庭的长子，更有担当，更坚韧不拔；二是从小有参加田间劳作的体会，使其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这一点，决定了教员与其他知识分子的重大不同，其他知识分子，没有劳动的经历，顶多就是同情底层人民，却没办法真正理解。三是有记账的经验，对生活的物质基础更有体会，而不是如同一些文人革命家，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四是热爱读书，中医讲人的体质决定性格，爱读书，估计是个人体质决定的，这是先天因素。五是遇到了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让教员有机会从一个偏僻的农村走向外面世界。在这个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让人的快速成长思想蜕变有了可能。
以上五点，如果分开来看，都不稀奇，但同时放到一个人身上，就很稀罕了。爱读书会读书的，中国从不缺少，但读书也有劳动经验的，从小就有家庭记账，甚至是经营经验的，这在富裕家庭中，估计是很少很少的。富裕家庭的读书种子，大概就是胡适这个样子吧，风花雪月可以，劳动经营则不行。贫穷家庭基本都擅长劳作，但有机会读书的很少，有机会读书也未必擅长读书，擅长读书也往往最后迫于前途而放弃，没有放弃的，也死在命运的路上。
所以，教员之所以为教员，既是旧时代和新时代裂缝中的幸存者，也是下层劳动者和上层精英之间的衔接者，更是历史潮流的先行者和觉醒者，即是偶然也是必然，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天才一样，因为偶然，所以稀少，因为稀少，所以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