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报道 记者 文雯】在202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享有国际声誉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在接受环球网采访时，分享了他的即将出版的最新作品《谁带走了我爷爷》的创作历程。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曹文轩一贯的深刻人文关怀和独特文学风格，更蕴含了新的探索和突破。曹文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再次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寻找、传承与成长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曹文轩的文学世界，探寻这部新作背后的故事与深意。
环球网：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近年的主要工作或项目？在过去的几年里，您是否有一些新的尝试或挑战？
曹文轩：我的最新儿童文学作品《谁带走了我爷爷》即将出版，在这之前我创作了一部历史题材的少儿小说《苏武牧羊》。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我基本保持了每年一部新作品的创作节奏，比如“曹文轩新小说”系列。
环球网：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奖项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曹文轩：我获得这个有历史、有影响的国际奖项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天才，我肯定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事实上，任何一个做出成就的人都离不开他的同行们的水准，我不可能出现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不可能出现在七十年代，我只能出现在上个世纪末，而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的国家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之风扑面而来。中国的文学开始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幅员广阔的土地上，一向热爱文学的这个国家，大江南北出现了许多一出手水平就很高的作家。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在不断的升高，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而其中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而我只是其中一个。没有这样一个还在不断提升的平台，在洼地上写作的我，是不可能指望有世界目光向我投来的。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对这个平台要感恩，我要感谢中国文学界，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兄弟姐妹们。
我曾说过，中国的作家和作品不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差。甚至可以说，我们的作家和作品是足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媲美。中国童书从世界舞台边缘走进了舞台中央，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图书，传统的儿童文学亦或是图画书，能够赢得世界读者喜爱的关键，是主题的新颖、精神的博大、经验的透彻、构思的智慧，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是结结实实的故事，是那些可以陶冶我们情操的无穷美感，还有其他种种非同寻常的追求。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超越语言的存在。这些特质使得我们的作品能够与另样文化情景中的读者进行沟通。
环球网：您的作品风格独特，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形成这种风格的？它是否随着您的创作历程有所变化？
曹文轩：经常会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都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我的整个成长阶段都是在水边度过的，那里是我熟悉的地方，水边的生活留给我太多太多的东西，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总要找到一个依托，经验的依托。这个依托，十有八九是与我的童年印象有关的。这是我小说生长的土壤。从《草房子》开始，我的作品皆因水而生。
我曾经说过：做人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做作家也得做一个聪明的作家。不是他真的聪明，而是他想着自己要聪明。这么想着，必须这么想着。这么想着，说不定他会真的聪明起来。
我想，这份聪明首先表现在他知道将什么视为他的写作资源。对一个中国作家而言，这个所谓的写作资源就是他的双足站在的那块土地上——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块土地，是愚蠢而不聪明的。因为这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注定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视它、忘却它、拒绝它，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是文学生命的死亡。关键是，这块土地一天24小时都在生长故事——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故事，独有的品质，独有的发生方式、演进方式以及独有的落幕方式。我看到了这一资源。常常，我会为选择其中一个大故事而感到欣喜若狂。
但仅仅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块土地的人，仍算不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双足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而眼睛却穿过滚滚烟云去眺望天地连接之处，眺望国家界碑之外广阔的世界。目光永远比双足走得远，而心灵则走得更远。这个愿意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个关乎文学性命的道理：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写作的永远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任何想象都无法创造出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有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环球网：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新作《谁带走了我爷爷》的创作灵感和背景吗？
曹文轩：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故事里的这个男孩怀着对爷爷的思念踏上了一段充满很大不确定性、很孤独的寻找之旅。他一路上遇到了不同的人，经历了不同的事，而这些人和事总能够让他想到爷爷。爷爷用自己的真诚、善良、智慧、勇气帮助和影响过很多人，现在这个男孩也要像爷爷一样去帮助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人们。在男孩寻找之旅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延续和传承，是男孩对爷爷高贵人性和各种美好品质的延续与传承。
祖孙俩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但是通过男孩一路上对爷爷的回忆和思念，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不再是障碍，爷爷做过的事历历在目，与男孩正在做的事相重合，过去与现在重合，回忆与现实重合。读者在阅读了这部作品后就会发现，我在故事的写作结构上做了一些设置。爷爷的故事和男孩的故事，它们就像是鸽子的一对翅膀，相互对应，互为照应；男孩的寻找之旅本身就像是这只鸽子，也许这只鸽子就是我作品中出现的那只信鸽“黑点儿”——即使放飞出去上千、上万公里，它也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环球网：这部作品与您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新的尝试或突破？
曹文轩：我力图在每一部新的作品中都进行一些探索和突破。事实上，我在写作上一直在寻求突破，这种突破是在坚持一种基本美学原则前提下的突破，是同一体系内的突破，而不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突破，我需要做的就是让我的作品家族里所有成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环球网：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
曹文轩：在我看来，写作的方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活中已经有了模型、故事、人物，你把它放到你的故事里，加以改造；另一种情况是像一颗种子成长为大树的过程。你从种子看不到大树的样子，但是种子会发芽、长出叶子，一天天长成一棵大树，结出很多果实。这一切都是源于一颗种子。《谁带走了我爷爷》就是属于种子这样的情况。我让这个种子发芽、生长、一派繁茂，有了这个故事。其实从种子成长到大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这个故事的成型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好几年前我已经和出版社提过了我要写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但是最后写出来的这个故事已经完全不是我最开始想的那个故事。我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产生很多的细节，是最初我在构思和写作时大脑中并没有，而是在写到那里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的画面。这些细节和元素让这个故事从最初的种子，自然生长成了现在的样貌。
环球网：您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应该具备哪些特点？能为我们推荐几部您认为值得一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吗？
曹文轩：书是用来给孩子打精神底子的，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的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与孩子的认知能力相呼应。它们的功能是帮助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价值观以及高雅的审美趣味。
在中外文学的巨大宝库中有许多值得阅读的作品，比如《城南旧事》《呼兰河传》《白轮船》《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等。
环球网：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您有哪些针对性的阅读建议？
曹文轩：在一个浅阅读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什么书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成年人来讲，一个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力，成年人读什么，可以由他自己选择。可是孩子不一样。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的审美判断能力都是不可靠的，是需要引导的。我只能说一个非常朴素的办法，就是当一位母亲看了某一本书，如果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你的孩子看，那差不多这本书就应该是你孩子看的。如果你觉得不应该、不合适，那么我就要跟这位母亲讲，你就毅然决然地把这本书放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这就是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对于好书、不好的书、质量不理想的书一个判断的方式。
环球网：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和数字化阅读越来越普及，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曹文轩：我提倡孩子们阅读，阅读这个行为比阅读的承载媒介更重要。我不排斥互联网阅读，但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我还是更加提倡回归严肃的纸质阅读，给孩子充分的、安静的阅读时间。阅读是一件自然而神圣的行为。每一部作品不仅仅是作家的心血与思想的呈现，一本书中还包含着来自插图画家、编辑、装帧设计师的思想。当读者拿到一本书，他会被封面的设计所吸引，产生阅读与探究的愿望；当读者翻动书页、开始阅读，随着阅读的深入，他能够渐渐感受到美好的插图带给文字的有形补充，能够感受到温暖的纸页带来的阅读舒适。阅读也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行为。尽管互联网带给我们极大的便利，也使得阅读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很多作品通过互联网，实现了更加深入的读者互动，甚至能够加入声音、动画等炫目的形式。但互联网阅读总归还是缺少了一份仪式感。而且现在互联网阅读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比如网络阅读对孩子视力的损伤，这种快餐阅读也并不利于孩子培养浓厚的阅读兴趣等等。
环球网：您在未来的创作中有哪些新的尝试或挑战？是否有新的题材或风格想要尝试？您希望突破哪些方面的限制或困境？
曹文轩：我会一直写下去，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突破，也是我一直以来所追寻和坚持的。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有诗性，诗性意味着向善、向美，这也是我的小说标准。
环球网：对于喜欢您作品的大小读者，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曹文轩：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多读书，多去阅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