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美主席Neil Portnow的“女音乐人们也要‘加把劲’”言论惹众怒后，他赶紧道歉：“我很后悔用了‘加把劲’的表述。脱离语境后，我要表达的意思也被扭曲。”
格莱美主席Neil Portnow 视觉中国 图
Portnow的原话是:“凡事必须有个开始……那些内心和灵魂蕴含着创造力的女性，她们想成为音乐家，成为工程师，成为制作人，想进入行业的执行层……她们需要加把劲。我们这个行业，非常欢迎所有具有创造力且努力的人，不论男女。”
当晚登台表演的女歌手Pink反唇相讥：“音乐行业的女性不需要努力‘加把劲’——女人们从历史的最初就一直在迈步。与其说向前迈步，倒不如说是靠边给人让路。”
Portnow的原意和道歉是什么不重要，事实就是这样：第60届格莱美的86个奖项中，女性音乐人拿到17个；1月28日晚的直播中有份登台领奖的仅Alessia Cara（年度新人）一位女性。Lorde成为五位年度专辑提名者中唯一未上台表演的，Sting和Shaggy却得到两次机会演唱他们即将发布的专辑中的歌曲。最近发表“音乐变得越来越女孩子气”言论的Bono也登台了。
Alessia Cara 视觉中国 图
金球奖和奥斯卡的政治风向无可避免地影响到格莱美，好莱坞性侵、特朗普和黑人平权问题映射到格莱美典礼上，成为音乐人们佩戴的白玫瑰（象征希望、和平、同情与反抗）、众星加上希拉里朗诵《火与怒》（一本关于特朗普秘闻的小书）和Logic、U2对“Shithole Countries”的力挺。
然而也止步于映射。保守的格莱美也好，金球奥斯卡也好，都只能反映社会思潮，却不愿也很难承担引领潮流、改变现状的功能。
就格莱美来说，年复一年地，Kendrick Lamar输给Daft Punk，Beyonce输给Beck，Kendrick Lamar输给Taylor Swift，Kendrick Lamar又输给了Bruno Mars。
Bruno Mars就像去年的格莱美宠儿Adele，有天赋又讨人喜欢，音乐安全无害符合白人中产品位。
至于已成为美国最受欢迎音乐派别的嘻哈，在提名里给到足够重视就可以了（本届拿到最多提名的是嘻哈老将Jay-Z）。种族问题？分量最重的年度专辑提名里照顾到多样性就好。女性平权反性侵的诉求？“#MeToo”运动的白玫瑰和Kesha登台献唱《Praying》就够了。
最终的获奖情况仍旧，而Kesha和一群白衣女歌手们（Camila Cabello、Cyndi Lauper、Julia Michaels等）的演唱虽全情投入，主持人却不介绍背景——Kesha诉制作人Dr. Luke的性侵案。这样，《Praying》只是一首格莱美多到不能再多的钢琴大合唱，力量削弱至少一半。
嘻哈“双保险”：Kendrick Lamar（左）和Jay-Z 视觉中国 图
格莱美的60年历史中，只有两次把年度专辑的殊荣给了嘻哈类别。一次是1999年Lauryn Hill的《The Miseducation of Lauryn Hill》，一次是2004年Outkast的《Speakerboxxx/The Love Below》。
今年的年度专辑提名看上去很有希望打破传统，不仅奇迹般地没有一位白人男性音乐人入围，而且上了嘻哈双保险——老有Jay-Z的《4:44》，小有Kendrick Lamar的《DAMN.》，最终得奖的却是Bruno Mars致敬老放克和R&B的《24K Magic》，击败了更符合美国这一年活跃思潮的嘻哈对手们。
“#MeToo”运动也落入相似的处境。这场经好莱坞“Time’s Up”运动启发，由音乐行业女性成员组织“Voices in Entertainment”发起的活动暂时未能改善女性音乐人的处境，换来的只是行业大佬事后一句轻描淡写的“加把劲啊”，以及“我从未亲眼见过女性音乐人面临的玻璃天花板”的推诿。
性侵而被遮掩事实、无法赢得官司（比如Kesha的败诉反被起诉），和没有足够的机遇和上升空间是两回事，试图模糊其中区别的实权在握者遭到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奇。
对音乐人来说，白玫瑰是装饰品、怨怼还是决心，每位佩戴之人都有不同理解，“#MeToo”是应景还是可以延续也很难说。
Kesha、Cyndi Lauper、 Julia Michaels等音乐人集体着白衣戴白玫瑰。视觉中国 图
上周，一组调查报告显示了音乐行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南加州大学分析了600首公告牌100佳歌曲（2012-2017），女性演唱者和女性词曲作者分别占22.4%和12.3%。过去六年中，女性格莱美提名者仅占总数的9%。根据公告牌公布的2018“音乐权势榜”（音乐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前25位中只有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的Jody List一人在榜。
即使再往前看五十年，音乐行业同样一贯地由男性主导。性、毒品和摇滚狂欢了几十年，女性很难被平等而不带偏见地对待。对行业和市场来说，把作品抽离艺术家言论对待又是常态。要求行业代替法律“惩罚”Dr. Luke这样的角色并不现实，也容易压抑自由创作的氛围。
越来越多的音乐人选择了无视格莱美，这也是格莱美近年来必须直面的现实。Drake未向格莱美提交他的2017新专辑《More Life》，Frank Ocean对格莱美的抵制众所周知：“它作为怀旧还不错，但它已经不能代表从我的阶层出来的人，无法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和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