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堪称世界军事小说的经典之作。
《三国演义》是我国一部通俗体政治历史小说，更是卓越的军事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将《孙子兵法》中将帅形象的塑造，战争谋略的运用，主导战争的军事思想汇于一体。
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中国古代战争经验的文学化、通俗化，不仅作为小说可以赏心悦目，而且有行兵作战实用的借鉴价值。
从辩证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纷争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几股力量相互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因而无所谓“正统”与“篡夺”。
但是在罗贯中的笔下，三国为争夺统治权的纷争显现出作者强烈而鲜明的道德取向，即“拥刘反曹”。
作者这种鲜明的情感道德取向固然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历史观的影响，但是兵家的道德取向却贯穿文学作品的始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国纷争打的是政治旗号，那么战争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究竟是什么？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要求认真研究、审慎对待战争这一国家大事。
因为“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又特别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故不可以愠而致战。”
因为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安国全军”是战争的最终目的，强调将领要“为民是保”。
战争的标准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掠夺城池和财富。这体现了孙子“慎战”的思想。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衡量战争取胜与否的种种标准以“道”为首，孙子对“道”的阐释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
孙子认为君主能赢得民心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所向是赢得战争最关键的因素。
陈颖认为： “《孙子兵法》首先阐明了政治因素，道德取向以及民心所向对战争成败的决定性作用。”
而《三国演义》正是通过刘备和曹操截然相反的两类人格品行渲染出强烈的道德情感取向。
刘备的“爱民如子”与曹操的“祸国殃民”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就是“拥刘反曹”的 道德基础。
作者不时在文章中流露刘备仁慈、忠厚的长者形象，却也有意塑造曹操阴险狡诈的奸臣形象，并有意让两者进行对比。
不仅如此，作者还借刘备之口将这种强烈的道德对比表达出来：
“今与我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曹以暴，吾以仁；曹以谲，吾以忠，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
孙子认为“道”就是民心所向，因此，仁君与暴君的区别就在于对待百姓的态度上。
《三国演义》中特意提到刘备作安喜县尉时“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到新野之后有民谣称“新野牧，刘皇叔，自此到，民丰足”。
当弃樊城之时，城中百姓携老扶幼相追随，刘备见此情景，悲痛不已，认为“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说罢便要投江自尽。
就连敌军逼近，部将都劝他暂弃百姓，走为上策之时，刘备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
孙子曰：“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刘备的做法不仅做到“令民与上同意也”，而且到了“可与之俱死”的程度。
史书上并没有关于刘备“爱民如子”的种种记录，由此可见，作者有意用艺术的手法塑造刘备仁君的形象，从而突出《孙子兵法》中道德取向的作用。
为增强对比效果，作者又精心刻画了与刘备忠厚仁德形象相反的曹操奸诈残忍的暴君形象。
曹操“大军所到之处，*戮人民， 挖掘坟墓。”种种行为，令人发指。
并且，曹操在冤*吕伯奢一家之后，毫无愧色，并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言辞。
于是，就有了刘备“仁德布于四海”与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道德情感倾向，这正是作者秉承《孙子兵法》的战争道德观的表现。
慎战绝非不战，当战不战亦绝非“安国全军”之道。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作战，在《孙子》十三篇中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思想主线，这就是以“道义”为指导的战争最高准则。
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的最终战略目标，以“上兵伐谋”作为根本的战术原则。
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具有重实战，不重玄谈，尚智术，不尚武力的特点。
如杜如波教授所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内核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军事斗争的“不战”为表象，以非军事斗争的心理战为实质，以“伐谋”、“伐交”为手段，以迫敌屈服为阶段性目标，以“全”为最终目标，安国全军以益天下。在此基础上，孙子提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也就是说，作战依次以外交、斗兵、攻城为下，而以“伐谋”为上策。
《孙子兵法》中“伐谋”也被称为“庙算”，我国台湾学者钮先钟曾说：
孙子的观念和现代的学者大致相同，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校之以计”即为度量，“索其情”即为判断，前者可以用来处理量化的因素，后者用来处理不能量化的因素。两者综合起来就是孙子所谓的“庙算”思想。
《始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而两军交战前相互“伐谋”的战略思想在《三国演义》中也屡见不鲜，最为典型的还是要算是赤壁之战。
孙刘联军能够以弱胜强的原因还在于将领能够巧用孙子兵法，计划周密，计谋奇巧。
《孙子兵法·用间》中提到：“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
所谓反间就是巧妙利用地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方效力。
生间就是能活着回来报告情报的间谍。
周瑜巧妙利用“蒋干盗书”一事， 借蒋干之口与曹操之手除去了东吴的心腹之患。
蔡瑁、张允二人久居江东，深谙水军之道。若他们不死，则曹操水军必然训练有素，也难保后来庞统所献连环计不被识破。
蔡瑁张允二人之死，是取得赤壁之战胜利的关键性因素。
正如诸葛亮所言：“今蔡、张 二人既死，江东无患矣，如何不贺喜？”
反间计实现之后，东吴继续审时度势，制订了火攻战术。
《孙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缁，四曰火库，五曰火队。”
火烧赤壁，曹军大半死于烈火之中，是为火人。
其间东吴为保证战争顺利进行，还使用了阚泽密献诈降书的生间，庞统巧授连环计。
作为对比，周瑜识破蔡和、蔡中诈降之计。
战术的正确可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纵观赤壁之战，双方战前的谋划已经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因此，战争还未打响，胜负已见分晓。
《三国演义》用70万字的笔墨描绘了东汉末年那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战乱年代，也惟妙惟肖地刻画了1200余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特别是谋臣和将帅的形象尤为突出，堪称古典小说之最。
在形形色色的将帅谋臣的形象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孙子兵法》中对将帅的种种要求。
可见，《三国演义》中在面对实战时，《孙子兵法》是援引的首选，可见作者对它的认可程度。
《孙子兵法》对将帅的自身素质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在《三国演义》中又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孙子兵法》认为将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