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传统文化；
传统：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传统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积极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后的传统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阻碍作用。
传统文化：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牧民转场
重大挑战
国家的独立与建国进程促使民族主义和部族政治的兴起。中亚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除主体民族外，还生活着几十甚至上百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人口数量众多的俄罗斯族。如何让主体民族树立民族自信，也让生活在其中的其他民族增强国家认同感是中亚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独立之初，各国都迫切需要通过追溯历史和文化根源来树立民众对新独立国家和主体民族的认同感。然而，苏联时期中亚各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居民的风俗习惯因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已被俄罗斯化或欧洲化，在某些时期宗教信仰活动曾遭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多数中亚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处于断裂甚至是停滞状态。
因此，相对于300年来俄罗斯及随后苏维埃文化的影响，恢复各国主体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复兴的过程，更是一个再传统化的过程。
独立之初，中亚各国就着手探究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源头，修缮历史遗迹，重拾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传统礼仪，收集和整理历史文化人物及其作品，以此树立新独立国家的国际形象并加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在哈萨克斯坦，出土于阿拉木图附近、距今有3000年历史的“金人”遗迹，成为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起源的象征；享誉世界的诗人阿拜和哲学家阿尔－法拉比等历史文化名人成为该国文化形象的代表。同样，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学者和诗人纳瓦依，古城撒马尔罕、布哈拉，吉尔吉斯斯坦口承文学的代表作品英雄史诗《玛纳63斯》及“阿肯弹唱”艺术，作家钦·艾特马托夫等，都成为这些国家引以为傲的文化符号。
此外，民族语言文化的复兴也是中亚国家强化主体民族意识的标志之一。多数中亚国家都将掌握国语作为公务员考核的一项重要标准，总统候选人必须熟练掌握国语方可通过资格认证。
在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再传统化的进程中，对伊斯兰传统和部族政治文化的重新认识及解读与推广，成为文化寻根的主流。作为中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伊斯兰教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扮演着“填补空白”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标志性角色，填补了这一地区因苏联解体和国家刚刚独立而在思想意识和民族认同领域出现的空白点。无论是作为传统文化还是精神支柱，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亚地区主体民族中的居民大多为伊斯兰教信众，即使在苏联时期大力宣扬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政治环境下，中亚地区依然活跃着大量伊斯兰教的“隐性信众”。
苏联后期，伊斯兰教就已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者。独立后，各国普遍出现的文化寻根现象为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复兴和扩大提供了良好契机。苏联解体后，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摧毁，伊斯兰教在中亚社会迅速复苏和传播，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在中亚地区得以恢复，并被在国家层面上加以推广和弘扬。各国经历着再伊斯兰化的过程。伊斯兰教教义中的道德观念与入世思想对于团结民众、巩固政治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利用价值。与西方推动的“政治民主化”不同，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文化认同。
独立之初，中亚各国*在宣布建立世俗政权与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同时，几乎都对伊斯兰教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期将伊斯兰教打造成为凝聚民心、提高国家认同的精神支柱。然而，在各国政权利用伊斯兰教唤起民族意识与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滋长了宗教反世俗的一面。
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与推广，伊斯兰教的政治化趋势日益增强，作为政治转型的副产品，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随之泛起，对中亚国家的政权稳定形成威胁。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发展态势与中亚国家*普遍提倡的政教分离和政权世俗化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这也是中亚各国*始料未及的。
在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了伊斯兰教条带区，这里聚集着众多笃信伊斯兰教的信众，他们对宗教领袖的服从高于对世俗政权的认同，使得这里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严重。政权原本希望借助这些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其政权稳定，结果却激发了一些势力借助宗教反世俗的一面和分离倾向。近年来，中亚各国政府大多对本国伊斯兰组织的活动采取了谨慎立场，甚至实施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以防止本国出现伊斯兰教政治化倾向。
苏联解体和苏维埃体制的转型，造成中亚地区外部垂直管理体系的削弱，而由民主催生的部族冲突和政治动乱不可避免地使地方自治传统得到复兴。在苏维埃政治体制下，部族倾向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掩盖起来，而在去除苏联体制影响的过程中，独立国家的领导层大量选拔任用本国主体民族的政治精英，甚至通过语言和文化领域的法律规定，将大量非主体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的政治精英排斥在官僚体制之外。
如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公务员必须熟练掌握国语，才能进入该国的官僚体系。这些明显具有倾向主体民族的规定不但实现了国家政权管理体制的主体民族化和“去俄罗斯化”，而且还使部族政治成为官僚体制的副产品。在政治体制缺乏稳定性，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尚未最终确立的情况下，中亚地区固有的部族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在民意中形成偏好，部族成员与领袖之间的服从、庇护与支持关系，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演变为精英与民众、中央与地方，甚至是族际之间的关系，并为巩固上层政治精英的权力，维系官僚信任体系发挥着积极的纽带和支撑作用。
同时，部落内部还经常分化为诸多地区性部族，地区化越明显，部族成员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对地方资源的倚重也就越强，从而造成了地方进一步分化和分离的恶性怪圈。
以血缘和家庭为纽带的部族政治在中亚各国的表现不同，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征。由于各国公民的民族认同与民族特征存在差异，中亚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
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部族的族群意识和地域观念相对比较淡薄，因而避免了地方部族精英之间的彼此对立；在吉尔吉斯斯坦，部族众多且各自为政，政权常因各部族之间的对立而发生冲突；在土库曼斯坦，部族之间的力量悬殊，执政部族在国家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这为总统提供了稳定的政权基础；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部族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地方势力之间的派系斗争。部族政治强调的是狭隘的地区利益，地方部族霸权、种族庇护、各式各样的宗法家族—代理人等造成地区性分割状态和严重的分离情绪。部族政治文化对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和国家的稳定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亚五国建制与建国的双重进程中，有些中亚国家*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和发挥部族文化中积极的一面，进而促进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坦言：“在长达70多年的苏联时期，在社会稳定、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哈萨克人真正实现了民族一体化。”可见，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在部族政治的基础上强调和维护各个部族和地区的狭隘利益，而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不断强化哈萨克民族和国家的观念。而在另一些国家，部族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部族和地方利益不断被强化，成为政治精英夺权的工具，致使部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久拖不决，使国家陷入危机困境。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亚各民族政治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崇尚权力、服从权威、信奉宗法观念与等级关系等非民主的传统，这与强调人人平等、分权与制衡理念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中亚各国的再传统化进程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心中的这些文化观念。当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被强行植入中亚社会肌体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亚各国内部几乎都表现出程度不一的“排异现象”。
一些学者在分析吉尔吉斯斯坦两度通过政变实现政权更替时这样指出：在地方传统文化氛围中，民众对异族的自由民主体制缺乏认同感。也就是说，部族政治对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缺乏观念和法律上的认同，因而带有部族政治色彩的反对派可以通过“街头政治”推翻民选政府，无政府主义的“街头政治”成为反对派实现政权合法性的有力手段。
实践表明，不顾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超前移植民主制度，不仅无助于提高中亚各国政权机关的执政能力，而且还会与国家的权力结构形成掣肘关系，导致权力机关的低效性，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