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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
作者：杨原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二期；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自 1945 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这一变化使得崛起国与霸权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由此前的军事征服和霸权战争转变为通过结盟的形式给小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以此换取小国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和追随。在霸权国不断巩固和扩大其盟友阵营，以挤压崛起国潜在盟友数量的情况下，崛起国能否成功崛起并最终赢得国际政治主导权的关键，在于它能否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到追随自己的盟国。作者通过详细分析辽国与北宋争夺高丽以及后金与明朝争夺朝鲜这两个古代东亚的案例，对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究。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都表明，作为目前主流战略思想的利益交换策略，并不足以帮助崛起国争夺到小国。而包括威慑和胁迫在内的强制性策略的适当使用，更有可能实现这一目的。这种策略的核心是要让霸权国和小国分别意识到，它们阻挠和拒绝崛起国相关诉求所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它们不这样做时的损失。
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 崛起国怎样才能争夺到原本追随霸权国的小国? 这个问题涉及“权力转移”这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大国争夺权力的途径是什么。
回顾近现代历史可知，1945 年以前，大国间的权力争夺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比如武力兼并弱小国家、武力争夺殖民地、通过霸权战争争夺体系霸权等。而到 1945 年之后，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主权规范的深化等种种原因，领土兼并已不再可能，大国间的霸权战争更是越来越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1945 年以后大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已经逐渐由原来的军事征服变成了通过给小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换取小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和追随。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就是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对方竞争国际主导权。
这种竞争权力的方式与市场中两个寡头企业对市场份额的竞争颇为相似。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两个寡头企业都会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期争取到更多的消费者。这种竞争方式的核心逻辑是“利益交换”，即通过“利他”性的行为以“换取”自己想要的利益。这迥然不同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所强调的“自助”逻辑以及“武力胁迫”这种“掠夺性”的获利逻辑。然而，自 1945 年之后，这种“利益交换”逻辑却开始在大国权力竞争中逐渐凸显出来。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和苏联就分别开始为各自阵营的国家主动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以此争夺各自在国际领导权上的“市场份额”。而一旦其中某一方为其阵营中的某个小国提供好处的力度减弱，该小国就会很容易被另一方争取过去，从而使得两个超级大国的“市场份额”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地位使得美国拥有巨大的“先动优势( first －mover advantage) ”，能够抢在中国、俄罗斯等国具备竞争能力之前，预先笼络自己的传统盟友，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盟友阵营，以此预防性地压缩潜在竞争者的潜在“市场份额”。在东亚，美国不仅不断加强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友的关系，还与越南、缅甸等非盟国积极寻求接触。在欧洲，冷战后北约的盟国数量已由原来的 16 个增加到 28 个。美国的这种“市场份额压缩战略”使得目前美国的盟友关系越来越紧密，潜在盟友越来越多，而可供中国争取的潜在盟友国家则已所剩无几。
大国的崛起不仅需要物质实力的积累，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国家的追随。一个国家如果只是物质实力雄厚但没有盟友追随，那么这个国家有的只是实力而没有权力，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领导者。 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 中国怎样才能在美国的战略压缩中争取到追随自己的盟友? 而鉴于美国目前留给中国可供争取的潜在盟友已经屈指可数，那么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就是: 究竟有没有办法，能够让那些原本追随美国的小国非但不再追随美国，而且在政治上转而追随中国? 由此就有了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在当今时代，崛起国如何才能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到小国?
本文以下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梳理现有的有关权力转移以及争夺盟友的理论和战略，从理论上推导出崛起国同霸权国争夺小国的可能途径，并对案例的选择做出讨论。然后通过对辽国与北宋争夺高丽以及后金与明朝争夺朝鲜这两个古代东亚案例进行过程追踪，详细展示争夺小国战略的生效机制。最后是结论，并讨论其政策意义。
二 现有理论和战略的不足
( 一) 时代变迁呼唤新的“权力转移”理论
如前所述，崛起国与霸权国对小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两国对国际权力的争夺，涉及权力在两国间的转移。然而，现有的权力转移理论以及与之相近的霸权稳定论，其关注的核心并不是权力如何转移，而是权力转移对国际秩序和国际安全有何影响。 换言之，这两种理论更多的是将“权力转移”作为自变量，而将“战争”或者“稳定”作为因变量。本文则是将“权力转移”作为因变量，探讨什么方法能够让权力优势从霸权国一边转移到崛起国一边。显然，现有的权力转移理论无法给予我们太多的战略指导。
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历经千年而不变，处于不同时间段的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挑战总是相同或相似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军事征服和霸权战争就将永远是大国赢得霸权的必由之路。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崛起国来说，所能做的就是遵循此前历史的经验，在积累自身实力的同时避免过早地与霸权国开战，直到实力足够强大时赢得霸权战争。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观念，现有的关于崛起国崛起战略的研究，大都将崛起国如何避免( 过早地) 与霸权国发生战争作为战略设计和考量的首要目标。
但问题是，国际政治未必真如现实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千年不变。持进化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国家的战略因此需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子就认为，国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不断变化，因此“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事之事，因为之备”。不同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导战略因之也不一样，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唐世平也指出，国际政治是不断进化的，因此任何国际政治理论都只能解释某个特定时代的国际现象。在他看来，国际政治大约从1945 年开始，已经从一个以进攻策略占主导的时代进入了一个以防御策略占主导的时代。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进化主义的观点，1945 年之后大国与大国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一项统计研究显示，1816 － 1945 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 0． 346; 1946 － 1992 年，这一概率骤降至 0． 077。回顾历史如此，展望未来，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大国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许多学者都做出了诸如大国间战争已近乎消亡这样的判断。 我们的确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会爆发全面战争。
在这个大国与大国间无战争的时代，霸权战争已不再是可供大国选择的战略选项，“如何避免或赢得霸权战争”这个传统崛起战略的核心问题因此也就不复存在。大国无战争意味着，当代崛起国所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已经由崛起所导致的安全环境的恶化转变为更为纯粹的与霸权国之间对国际领导权的争夺。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的以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对1945 年之后大国无战争这一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使得国际关系学对权力转移方式的理解实际已远远滞后于国际政治的客观进程。因此，对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权力争夺战略的探究，有待于我们新的发现和创造。
( 二) 瓦解敌对同盟战略与争取支持者战略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在权力转移路径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总体上滞后于客观的变化，但一些微观的研究仍与本文的问题有所关联。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崛起国如何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到那些原本追随和臣服于霸权国的小国。在当代，追随和臣服主要是通过结盟这种形式来实现的。从战略步骤上说，崛起国要想将原本作为霸权国盟友的小国变成自己的盟友，第一步工作是要把霸权国和小国的盟友关系瓦解掉。那么如何才能拆解一个敌对同盟呢? 蒂莫西·克劳福德最近的一项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尝试。
克劳福德指出，一国可以用可接受的代价，对敌对同盟中的某个目标国家提供好处以进行利益诱导，同时对敌对同盟中的其他国家保持强硬姿态。这种“楔子战略( wedge strategies) ”能够起到阻止、瓦解或者削弱敌对性同盟的目的。楔子战略成功的两个条件是: 首先，战略实施国用以诱导目标国的好处，必须是目标国所看重的利益，同时这种好处要足以弥补目标国放弃或重新调整联盟策略的损失。其次，战略实施国所提供的好处要有较高的不可替代性，目标国难以从战略实施国以外的渠道( 尤其是难以从其现有盟友那里) 获得相类似的好处。
克劳福德的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但却不足以提供崛起国争夺小国的完整方案。首先，楔子战略的主要功能是缓解外部安全威胁或者减小外部扩张的阻力。 这些功能在战争频发的时代无疑非常有用，但在大国无战争时代，生存安全和军事征服已不再是崛起国战略考量的主要内容，楔子战略因而变得不再“对症”。其次，从实际效果看，楔子战略至多只能使目标国在敌对阵营中保持中立，而无法使目标国从敌对同盟成员转为己方阵营的成员。 换言之，楔子战略充其量只能做到让一个国家不反对自己，但做不到让一个国家支持乃至追随自己。与克劳福德关注安全目标不同的是，斯蒂芬·席尔姆( Stefan A． Schirm) 的一项相关研究将追求国际领导权作为其战略研究的核心。他研究的问题是，大国在谋求国际领导权的过程中，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得到潜在追随者的支持? 席尔姆认为，大国赢得潜在追随者支持的关键，在于它在寻求领导权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包容和满足这些潜在追随者的利益诉求。潜在追随者能够从大国追逐权力的过程中获得这些利益诉求，是潜在追随者不反对进而支持大国的内在动机。
与克劳福德的研究相似的是，席尔姆也强调，赢得支持必须让渡一定的利益。不过，席尔姆的理论同样难以帮助崛起国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到小国。席尔姆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德国和巴西这两个地区性大国。而本文所关心的是准超级大国如何获得全球范围的主导地位。地区性大国和全球性大国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及其所遇到的阻力都有很大的差异。崛起国与霸权国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一问题上崛起国可以通过让利的方式“收买”霸权国。事实上，席尔姆自己也承认，在争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个零和博弈色彩非常浓厚的高政治目标时，德国和巴西尽管采取了他所建议的战略，但结果仍都以失败而告终。
( 三) 微观经济世界中打破垄断的方法
既然如第一部分所述，当代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竞争与市场中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可类比之处，那么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是否会对我们所探讨的崛起国争夺小国问题有所启发呢?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是，如果单位产品的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或者从事该产品的商业活动需要巨大而不可避免的成本，又或者该市场的需求较低，那么自然垄断( natural monopoly) 就会产生。此时，如果再有企业想进入该市场，其净收益就将为负。 换言之，在规模经济下，当一个企业已经垄断了某市场后，其他企业就很难再进入该市场了。
在国际政治中，霸权国与崛起国对小国提供的最重要的好处是安全保障，包括在小国驻军、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等。 很显然，如果将安全保障视为大国给小国提供的一种“产品”，那么这种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很明显的。之所以只有像霸权国和崛起国这样的( 准) 超级大国才有能力给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就是因为安全保障所需的成本十分巨大; 而一旦跨越了成本门槛，增加接受安全保障的小国的数量，又并不会显著增大安全保障的总成本。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其盟友的合作，但 2013 年的国防预算却开始下降。 在这种“规模经济”的效应下，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其他大国想要进入这个国际安全保障的“市场”与美国竞争，具有先天的困难。
在经济学的框架中，要想打破这种自然垄断，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引入政府的管制和反垄断立法。但这显然不适用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世界，霸权国之上不存在任何更高的权威。另一种方法是后入企业较长时期极大程度地压低价格。这种方法在国际政治世界中同样存在应用上的困难。首先，这种竞争方式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其次，与经济世界非常不同的是，国家之间经常存在安全上的不信任。这意味着，即使崛起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比霸权国提供的更为优质、更为“低价”，但那些长期追随霸权国的小国，也仍然会出于信任而选择继续“购买”霸权国的保护。
综上，现有的战略思路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强调主动让利和利益交换。但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这种战略思路可能难以帮助崛起国争夺到原本臣服于霸权国的小国。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尝试从其他的角度来思考争夺小国的有效路径。
三 理论分析与案例选择
( 一) 理论分析
在实际中，崛起国争夺小国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是复杂和多样的。但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必须考虑对于崛起国而言最为困难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战略研究的最终归宿是解决当代现实( 而紧迫) 的战略问题。针对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战略环境，我们有必要对“崛起国与霸权国争夺小国”这个问题的情境做出如下更为苛刻的限定: 首先，在崛起国开始争夺之前，小国已经追随或臣服于霸权国。其次，霸权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良好，霸权国有笼络和帮助小国的意愿。最后，霸权国与小国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小国认同并仰慕霸权国的文化，同时小国不认同甚至鄙视崛起国的意识形态。 本文以下对“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这个问题的探讨，将限定在上述这个更为困难和苛刻的情境下。
1． 崛起国慑止霸权国阻挠的方法
崛起国在争夺小国的过程中，很可能遭到霸权国的阻挠。既然拥有小国的追随和臣服是大国获取和争夺权力的重要方式，那么只要霸权国还不想放弃自己业已拥有的霸权地位，它就不会轻易放弃对追随自己的小国的领导权。崛起国要想成功地争夺到小国，首先必须抑制霸权国的阻挠。
抑制霸权国的阻挠是一个威慑问题。威慑是否成功，取决于崛起国能否让霸权国确信，霸权国如果阻挠崛起国将对其造成足够大的损失。 不过，在常规威慑条件下，双方在互动开始之前不容易对惩罚的损失形成共识，因此崛起国有可能难以在一开始完全慑止霸权国的所有阻挠行动，但崛起国可以通过随后实施威慑性防御( deterrent defense) ，在实际的武力抵抗和反击中使对方感知到其施加惩罚的能力和决心。
同时，崛起国还应当对霸权国不阻挠的策略选择做出相应的正面保证，要让霸权国相信，如果它不阻挠崛起国，那么崛起国的惩罚将不会发生或继续。从前景理论的角度看，一味的威胁会使霸权国将自己的处境框定在损失框架中，受损失厌恶原理的作用，霸权国会更有可能选择冒风险的阻挠策略而不是接受损失的不阻挠策略。为了规避这种不利的局面，崛起国非常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 如签订国际条约) 向霸权国释放自我克制的信号。
综上，在常规威慑条件下崛起国要想成功抑制霸权国的阻挠，其战略必须具备两个要素: ( 1) 通过军事互动建立足够强大的动态威慑; ( 2) 通过契约等方式展示其自我克制的意愿。
2． 崛起国争得小国追随的方法
崛起国与小国的互动要相对更为复杂。为了尽可能清晰地展示这个过程中的各个关键环节，笔者将借助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崛起国( 记为 R，下同) 有争夺小国( C)和不争夺( NC) 两种策略。相应地，小国( S) 有接受并追随崛起国( B) 和不接受( NB)两种策略。各种战略组合对崛起国的效用记做 rXY，对小国的效用记做 sXY。两国的互动过程可用图 1 表示。对崛起国来说，显然有rCB ＞ rCNB，rCB ＞ rNCNB ; 对小国，有 sNCNB ＞sCNB，sNCNB ＞ sCB。崛起国要想争得小国的追随，需设法使得 sCB ＞ sCNB，从而使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为策略组合( C，B) ，即崛起国争夺小国，小国接受并追随崛起国。
如果说崛起国抑制霸权国的阻挠是让其不做某事，那么崛起国争夺小国的追随就是让其做某事。从理论上讲，让人做某事有两种手段: 利益交换和武力胁迫( compellence) 。 其中，利益交换手段的实质是增加 sCB的值。从数学角度看，这种手段是行得通的。因为只要崛起国给予小国的利益足够多，使得 sCB的值超过 sCNB的值，小国就会选择接受崛起国的争夺。可文献回顾部分的分析却暗示，利益交换难以帮助崛起国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到小国。那么利益交换在这个具体情境下究竟是否有效呢?
小国在追随霸权国的过程中，能够获得霸权国提供的物质利益，其中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就是安全保障。因此，崛起国要想通过利益交换争取到小国，亦即提高 sCB的值，就必须也为小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而且还必须比霸权国所提供的更充足、更“廉价”。只有当小国在安全上有更高需求而霸权国无法满足、崛起国却能满足时，崛起国才有望通过利益交换争取到小国。但不幸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竞争方式是缺乏效率的。
这是因为，小国对安全保障的需求是一种缺乏弹性的需求( inelastic demand) 。在无政府状态下，小国很难靠自己确保自身的安全。因此，对小国来说，“外部安全保障”这个“商品”的可替代性低。商品的低可替代性决定了对该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 而当某种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必须有较大的价格变动，才能引起需求量产生较小的变动。 这意味着崛起国的努力和其收益是不对称的，它对安全保障的供给规模的增加幅度( “降价”幅度) 总是会低于小国对安全需求的增加幅度。显然，想通过这种方式将小国对安全保障的需求量提高到霸权国无法满足的程度，注定会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收效微弱。
不过，利益交换策略难以有效争夺到小国的更为根本的障碍，还不在于它的低效，而是在于这种策略在客观上无法真正完全地弥补小国因转变依附对象而遭受的损失。根据前面所限定的情境，小国认同并仰慕霸权国的文化。根据软实力理论，这种对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会形成一种向心力。 而产生这种向心力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相同的价值观会产生一种“本体上的安全感”。 作为小国在文化上的崇拜者，霸权国扮演着为小国提供本体安全的重要角色。正是霸权国对小国所崇拜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践行和弘扬以及由此带来的成功，维持着小国长久以来对自身身份的认知，赋予了小国行为在价值层面上的正当性。很显然，崛起国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给予小国同样的本体安全。
不仅如此，小国的掌权者还会因追随霸权国而保持其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仅仅来源于霸权国对小国掌权者的直接承认，更重要的是，小国掌权者能够通过选择追随霸权国而获得国内社会的支持。受政权合法性的影响，掌权者的决策会受到国内观众意愿的制约。如果罔顾或违背国内观众的意愿，决策者将付出巨大的观众成本。在长期追随霸权国的过程中，受物质利益、身份认同、文化崇拜等因素的影响，小国国内各阶层往往会习惯于这种依附霸权国的外交状态。这种路径依赖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在小国国内观众追随霸权国的意愿十分强烈的情况下，掌权者如果坚持改变追随对象，那么他有可能还没来得及享受到崛起国许诺给他的好处，就已经丧失了在国内的执政地位。
除此之外，小国追随霸权国的过程本身所形成的“现状偏好”，会放大小国从霸权国那里所获得的上述各种利益。前景理论的实验表明，人们通常以现状作为判断损失/收益的参考点。由于损失厌恶原理，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维持而不是改变现状。崛起国迫使小国改变其追随的对象，这对小国来说是一种对现状的改变。由于现状偏好效应，小国会更加珍视从霸权国那里既得的利益。
综上，小国从霸权国那里获得的好处除了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这样的物质性利益，还包括了本体安全的满足以及掌权者政权的稳定。现状偏好效应还会放大这些好处对小国的效用。由于崛起国在争夺中只能为小国提供物质性利益，因此它不可能弥补小国从 sCNB到 sCB的全部损失。这意味着，在本文所限定的情境下，用利益交换策略争夺小国很难奏效。
在利益交换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另一种可供崛起国选择的策略是武力胁迫。与威慑策略只需发出惩罚的威胁不同，胁迫策略需要实施者真的将惩罚付诸行动，使对方因不做某事而遭受严重损失。不仅如此，实施者的惩罚行为往往需要持续反复的实施，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要超越其可承受的能力，胁迫策略才能生效。 换言之，采用胁迫策略，崛起国很可能需要通过若干次的实际争夺行为，才能迫使小国接受。
当崛起国选择争夺( C) 时，小国有可能会选择不接受( NB) 。 此时如果崛起国放弃争夺( NC) ，那么小国就将继续保持追随霸权国的状态，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而假如此时崛起国选择继续用胁迫的方式与小国争夺，则此博弈会持续到下一轮。如此往复，直到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选择退让( B 或者 NC) 为止。任何一方在任何一轮选择退让，另一方就会赢得自己所争取的价值。同时，每一方在每一轮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耗战博弈”，是图 2 所示博弈在崛起国采取胁迫策略时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崛起国争夺到小国对崛起国的价值不妨记为 vr，小国继续追随霸权国对小国的价值记为 vs。崛起国和小国在每一轮争夺中所要支付的成本分别记为 cr和 cs。那么两国的博弈过程可如图 2 所示。
这个博弈的定义决定了双方谁坚持的时间更长，谁就能赢得博弈的胜利。但受初始资源的限制，双方都不可能无休止地博弈下去。当其中任何一方的总成本超过其初始资源时，它就将被迫退出这个博弈。根据逆向归纳法，如果某一方比另一方先达到自身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那么前者将会在博弈的一开始就选择退让，而后者则赢得博弈的胜利。因此，这个博弈在理论上的两个可能的纯策略均衡是( 崛起国永不争夺小国，小国继续追随霸权国) 和( 崛起国争夺小国，小国立即追随崛起国) 。在实际中，受彼此实力、资源、意志等方面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双方很难在一开始就逆推出自己的最优选择，因而需要在若干轮的实际互动和较量中，不断更新双方的相关信息，直到达成共识。而一旦其中任何一方认识到自己将先于对方坚持不下去，该博弈就会很快以对另一方有利的结果结束。
崛起国和小国坚持的时间长短由它们的初始资源( 分别记为 rr和 rs，下同) 和每轮需支付的成本( cr和 cs，cr、cs ＞0) 决定。易知，当 rr /cr ＞ rs /cs时，小国将先于崛起国达到自身资源的极限，此时博弈的均衡解即为( 崛起国争夺小国，小国接受并追随崛起国) 。
崛起国与小国的实力地位决定了崛起国与小国的初始资源不会在同一个数量级上，rr远大于rs。同时，崛起国在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方面的相对优势，也会使得 cr一般不大可能显著大于cs。因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小国有很大可能会首先退让。
但是，由于霸权国的存在，小国会抱有这样一种期待: 霸权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援助自己，并对崛起国的争夺行为予以阻挠。如果是这样，那么由于霸权国的援助，可供小国使用的资源会增加( 增加量记为 r0，r0 ＞ 0) ; 同时由于霸权国的阻挠，崛起国在与小国互动过程中的成本也会增加( 增加量记为 c0，c0 ＞ 0)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双方谁先退让的条件就不再是 rr /cr和 rs /cs的相对大小，而是 rr /( cr c0 ) 和( rs r0 ) /cs的相对大小，崛起国原先所具有的优势就不再明显甚至不复存在。即使霸权国并未真正援助小国，但只要小国认为霸权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援助自己，它就愿意将博弈继续坚持下去。这深刻地体现出，崛起国有效抑制霸权国的阻挠，对于崛起国成功争夺小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此外，与威慑策略相似的是，胁迫策略要想成功，实施国在对目标国实施持续惩罚的同时，还必须做到自我克制，将自己的战略予以清楚的限定。因为过分的野心会增大目标国对抗的决心。 在小国权衡是否接受崛起国的争夺要求时，它的决策除了受自身资源这个根本性的约束条件的制约外，它还会担心如果崛起国利用自己的退让提出进一步的胁迫要求怎么办。为此，崛起国需要明确地将自己的胁迫要求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由此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对崛起国成功争夺到小国的方法做出小结: ( 1) 崛起国需有效慑止霸权国的阻挠; ( 2) 崛起国对小国应当采用武力胁迫而不是利益交换; ( 3) 崛起国需向小国展示其自我克制的意愿。
( 二) 案例选择和研究方法
以上从理论上分析的争夺战略在实践中究竟是否有效，还需经过实证的检验。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这个问题本身是随着 1945 年之后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转变而产生的，是新时代赋予的一个新问题。以上所分析的争夺战略也是基于本节一开始所限定的那个具体情境而做出的，这个情境则又是冷战后大国权力竞争所出现的新局面。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设的时代性导致了我们似乎不太容易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找到非常贴切的、完全符合上述这个特定情境的历史案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历史时空中都无法找到。至少在古代东亚的历史中，存在着两个可资探究的重要案例: 辽国与北宋争夺高丽以及满清入关前与明朝争夺朝鲜。这两个案例在以下方面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当代战略问题具有相似性: 第一，辽和后金都是后发的崛起国，在它们开始争夺高丽和朝鲜时，高丽和朝鲜已经臣服于中原王朝。第二，辽与后金都只追求对高丽和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不寻求领土上的吞并。第三，高丽和朝鲜非常认同中原王朝的文化和价值观，同时都视辽国和后金为异类。
冷战后新出现的战略问题居然反而要诉诸遥远的古代历史，听起来似乎矛盾，但这恰恰凸显出非近代欧洲历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近代欧洲历史的重视程度和研究热情日益高涨，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仍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只满足于概括和解释当地当时的历史经验。 从研究对象扩展的角度讲，这是一种进步; 但从科学知识积累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倒退。有鉴于此，笔者也想通过这项研究，为非近代欧洲历史的研究探索另一种或许更具知识积累意义的研究路径，即以当代问题为引导，将非近代欧洲历史作为帮助回答问题的经验“数据”，而不是将其作为研究目的本身。当近现代历史不足以帮助解决某个新问题时，探索更辽远时空中的历史是科学研究的自然需要，而不应是受“学术民族主义”情绪驱使的冲动和盲从。
笔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方法中的过程追踪法( process tracing)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目的和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上述从理论上推导出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争夺小国的战略在实践中是否有效以及这种战略生效的内在机制是否能在实践中被观察到。而过程追踪正是分析行为体战略互动、检验复杂因果关系最对症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第四和第五部分中，笔者就将利用一手史料和重要的史论专著，对辽与北宋争夺高丽以及后金与明朝争夺朝鲜的实际过程进行追踪和剖析，以检验上述战略的各个环节是否能够在两个案例中观察到以及这些战略环节是否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了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的影响。
四 辽与北宋对高丽的争夺
( 一) 早期高丽与北宋、辽的关系
高丽对宋丽两国之间的宗主 － 藩属关系有着很高的认同。公元 960 年，北宋建立。962 年，高丽即遣使向宋朝贡。963 年，高丽即奉行北宋年号。同年，北宋开始向高丽派遣册封使。此后直至雍熙北伐前，宋朝每逢新帝登基，高丽即遣使来贺。高丽新王即位，也遣使来华告嗣位，宋朝也遣使册封，赐食邑。高丽王受册封后，则往往施行大赦，以示庆祝。
但对辽，高丽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从一开始，高丽就视契丹为“禽兽之国”。942 年，契丹曾遣使赠送高丽五十匹骆驼以寻求接触，高丽太祖王建不仅予以拒绝，还将 30 名来使流放于海岛，将所赠骆驼全部饿死。 943 年，王建临终前亲授《训要》说:“唯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由此可见，由于长期受中原王朝制度和文化的熏陶，高丽在身份认同上对北宋有强烈的归属感，而把在制度文化上迥异的契丹视为异己。
( 二) 辽国迫使高丽臣服的经过
986 年，北宋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出师征伐契丹，史称“雍熙北伐”。 同时，北宋遣使至高丽，谕高丽出兵夹击契丹，“可申戒师徒，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同年，契丹也遣使至高丽，目的是为了稳住高丽，以避免对宋和高丽的两面作战。结果，高丽虽然发兵，但并无证据显示高丽军队曾与契丹军队交战。瑏瑠 高丽并未很好地履行连宋伐辽的承诺，但北宋并未因此责难高丽，反而更加强化与高丽的政治关系。988 年，北宋遣使加封高丽成宗为检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五百户。990 年，又加封成宗为推诚顺化功臣，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992 年，北宋再次加册成宗为检校太师，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北宋的这种做法显示出它对宋丽臣属关系的看重。
为了争夺在东亚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辽国也迫切希望与高丽建立正式的宗藩关系。为此，辽国先后于公元 993 年、1010 年和 1018 年三次征伐高丽。最终高丽迫于军事压力，改用契丹年号，承认辽的宗主国地位。但辽国在争夺过程中又并非一味地黩武。为笼络高丽，994 年，辽国“诏取女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 同时，由于高丽奉表称臣，辽国开始遣使册封高丽国王，从而正式承认高丽国王对高丽国的统治权。996年，“契丹遣翰林学士张斡忠、正军节度使萧熟葛来册王曰: ‘册尔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高丽国王’”。 这些举动体现出，辽国在使用武力胁迫高丽臣服的过程中，自觉地保持了一定的自我克制，通过政治上的承认和领土上的回赐对高丽予以安抚。
不过，由于文化认同的影响，同时也由于高丽对北宋援助的期待，辽国对高丽的争夺经历了多次反复。994 年，高丽暗中遣使至北宋求援。然而宋以“北鄙甫定”，“不可轻动干戈，为国生事”，对高丽使“优礼遣还”。 999 年，高丽又遣使至北宋，向宋真宗倾诉“国人思慕华风”及“为契丹劫制之状”。 契丹第二次征伐高丽后，1014 年，高丽仍遣使至宋，“仍请归附如旧”。1015 年，高丽又遣使至宋，告契丹连岁来侵。表曰:“借以圣威，示其睿略。或至倾危之际，预垂救急之恩。”但由于北宋不愿破坏其与契丹刚刚建立起的和平关系，因此北宋只表示愿与高丽睦邻相处，而无意出兵援助。面对契丹反复的军事胁迫，高丽在得不到北宋援助的情况下，最终臣服契丹，并与之建立起比较稳定的朝贡关系。辽丽朝贡体制的确立，形成了以辽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
尽管辽国争取高丽臣服的过程并不顺利，但由于辽国在争夺过程中保持了自我克制，并对高丽给予安抚，因此当辽丽臣属关系稳定之后，高丽又逐渐将这种新的状态“框定”为既得的禀赋( endowment) ，不愿再冒险改变现状。 1058 年，高丽国王欲在耽罗及灵岩伐木造船，因此想与北宋恢复外交关系。内史门下省劝谏说: “国家结好北朝，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昔庚戌之岁，契丹问罪书云: ‘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是欲何谋?’又尚书柳参，奉使之日，( 辽) 东京留守问南朝通使之事，似有嫌猜。若泄此事，必生衅隙……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高丽国王从之。 假如辽国在使高丽臣服后继续对高丽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那么高丽非但不会将臣服辽国视为收益，反而会将其视为一种不断的损失，从而会积极寻求与宋结盟，以规避或减小这种损失。
三) 北宋未援助高丽的原因
北宋是高丽最初的宗主国，同时也是当时东亚国际体系中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它的战略举措对于辽国和高丽的战略选择无疑都具有巨大的影响。辽国要想争夺到高丽，必须成功慑止北宋的阻挠。从历史经过来看，契丹主要是通过在军事较量中获胜以及签订维持现状的盟约两种手段实现这一点的。
在辽国与北宋的较量中，最初的攻势方是北宋。 986 年，北宋对辽发动“雍熙北伐”，但结果却是北宋溃败，辽国在威慑性的防御中赢得了胜利。自此，北宋不得不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计划，并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对辽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正是在对北宋建立起有力的威慑之后，辽国才敢于在随后的 993 年首次征伐高丽。
辽国的崛起和扩张对北宋所主导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无疑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也对北宋和高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按照均势理论的预期，⑤北宋与高丽将联合共同制衡契丹。而从维护朝贡体制和天朝权威的角度，北宋也完全应该积极援助高丽，阻止辽国争夺高丽。但史实却是，自 986年北宋北伐失利直到 1125 年辽国灭亡，北宋一直没有与高丽联合共同制衡契丹，结果使辽国成功争夺到了高丽。那么北宋为什么放弃了援助和联合高丽呢?
1004 年，辽与北宋签订“澶渊誓书”。这份誓书不只是规定了北宋每年须向辽国赠与 20 万匹绢和白银 10 万两，同时还对两国在安全上的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对疆界的规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此外，为了减少两国在安全上的相互猜疑，规定双方互不增加边防设备，“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两国承诺: “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
“澶渊之盟”的签订客观上极大地缓和了辽与北宋两国此前尖锐的敌对状态。受此前对辽征战接连失利的影响，北宋君臣开始将“澶渊之盟”所确立的两国间的和平状态框定为一种既得的收益。宋真宗在“澶渊之盟”签订后曾对群臣说: “北狄自古为患，傥思平愤恚，尽议歼夷，则须日寻干戈，岁有劳费。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北宋大臣也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将“澶渊之盟”视为收益而非损失。例如，1008 年王旦就曾对真宗说: “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1044 年，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中论及“澶渊之盟”时也说: “……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由于北宋已经将“澶渊之盟”所确立的宋辽和平视为既得收益的情况，因此当高丽请求北宋援助从而会威胁到宋辽之间的和平状态时，北宋出于规避损失的心理，就很难做出打破现状的举动。1015 年，高丽遣使入宋，“告契丹连岁来侵”，“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 宋真宗遂与辅臣王旦商议。王旦分析说: “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丽供奉累岁不至。”宋真宗表示赞同。 在这里，北宋君臣将“契丹方固盟好”视为“大者”，是决策的首要出发点。显然，援丽抗辽会破坏与契丹“盟好”的现状。而“高丽供奉累岁不至”，则意味着援助高丽的收益有限。换言之，北宋如果援助高丽，不会有很大的收益，反而会有很大风险失去已经争取到的宋辽关系的稳定。而如果不援助高丽，则至少自身的安全不会有进一步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很自然地会选择规避损失，不愿为援助高丽而改变现状。
我们不妨将宋丽结盟失败这个案例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成功结盟制衡苏联这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同样面临共同的威胁，为什么北宋和高丽就没有结成同盟，而中国和美国就结成了同盟?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对中国是一味地逼迫和威胁，而辽国对北宋则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并释放了足够清晰的自我克制的信号。1966年 1 月，苏联在蒙古建立针对中国的导弹和军事基地。 苏联在中苏边境的驻军从1967 年的 15 个师增至 1972 年的 44 个师，苏联空军的 1 /4 也从西方调至东方。苏联甚至一度计划对中国罗布泊地区的核设施进行袭击。 1969 年 3 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还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当时的中苏之间，不存在类似“澶渊之盟”这样的机制使得中国相信苏联的威胁是有限度的。中国会认为，如果不采取制衡性措施，自己将很有可能会一直损失下去。正因如此，中国才会坚决地选择倒向美国一边。这两个案例的核心差异就在于，进攻方是否在自身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保持了克制。
( 四) 小结
受文化向心力和身份认同的影响，高丽有着强烈的追随北宋的意愿。但辽国最终仍然成功地争夺到了高丽。这首先得益于辽国对胁迫策略的反复使用。它通过三次征伐，使高丽意识到，不臣服辽国将会有不断的损失。其次得益于其自我克制。辽国在胁迫高丽的同时，又辅之以安抚和笼络，使高丽感觉到，臣服辽国不会有进一步的损失。当然，辽国之所以能成功争夺到高丽，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成功抑制了北宋的阻挠。首先，辽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建立起动态威慑，使得北宋意识到，它援助高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其次，辽国在建立起有效威慑之后，又通过“澶渊之盟”，释放了自我克制的信号，使得北宋意识到，它不援助高丽，不会有进一步的损失。随着宋辽关系的稳定，联合高丽对于北宋维持其自身安全的效用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很难愿意冒破坏宋辽和平的风险去援助高丽。
五 后金与明朝对朝鲜的争夺
( 一) 朝鲜与明朝的文化关系
朝鲜对明朝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和身份认同。1392 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后，朝鲜就确立了以朱熹思想为准绳、以儒治国的基本政治原则。 朝鲜的社会礼仪、政治制度也完全模仿明朝，所谓“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 朝鲜将明朝和朝鲜的华夷等级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所谓“莫贵于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 莫尊于中华，而率土滨皆其地。君臣之义，宾服之礼，皆理之常然也”。 明朝也将朝鲜视为自己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藩属国。在朱元璋拟定的 15 个“不争之国”中，朝鲜被列在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满洲试图以“胡人”取代明朝成为东亚世界的主导国，对于“慕华”“事大”的朝鲜来说绝对是难以接受的。后金要想争夺朝鲜使之成为自己的臣属国，具有先天的巨大的文化认同上的障碍。
( 二) 努尔哈赤对朝鲜的和平攻势
1592 年，丰臣秀吉发动入侵朝鲜的壬辰战争。日本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接连攻陷釜山、汉城、平壤等地，朝鲜的生存岌岌可危。 努尔哈赤得讯后立即向明朝表示愿意出兵抗倭援朝，为朝鲜提供安全援助。但就是在朝鲜当时面临灭国之患的危急关头，仍然拒绝了后金的援助请求。朝鲜大臣尹斗寿认为: “以咨文见之，则有建州卫老乙可赤( 即努尔哈赤———笔者注) 来救之言。若然，则我国灭亡矣。”户曹判书李城中也主张: “老乙可赤出来之事，不可不速拒。或移咨辽东，或遣朝官可也。”女真建州贡夷马三非等向明朝请求出兵抗倭。朝鲜闻讯后立即表示:“……其党马三非等假名征倭，禀告兵部，阳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若遂其愿，祸在不测。”由此可见，朝鲜对后金有着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敌入侵迫在眉睫，朝鲜也仍然只选择向它所信任的明朝求援。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出，如果存在选择的余地，小国会首先选择让自己信任的大国为其提供保护。
努尔哈赤除了尝试为朝鲜提供安全援助之外，还积极向朝鲜示好，以图拉拢朝鲜。1596 年 7月，努尔哈赤派 90 余名建州人到朝鲜刷还 14 名朝鲜人，并有书契相送，表示希望“两境之民毋得侵犯相害”，并“曲示礼意”。但朝鲜对这一示好举动并不接受，在回书中表示: “我国与贵卫境土相近而不能私相往来”，不能“违天朝之禁而开无前之例”。
( 三)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的分化策略
1619 年，明朝联合朝鲜向后金主动发动萨尔浒之战，但却遭到溃败。自这场战役后，明朝对后金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对明朝建立起了有力的威慑。
在萨尔浒之战过程中，努尔哈赤对明朝和朝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明朝军队是严厉打击，对朝鲜军队则采取了温和的策略。1619 年 3 月，朝军随明军大部在深河与后金部队遭遇，明、朝联军大败。朝军元帅姜弘立派通事黄连海与后金交涉，解释说:“虽被上国催驱至此，常在阵后，不为接战计。”后金对朝鲜的被迫出兵表示理解: “汝国之意，我国已知之矣。”于是两国议和，姜弘立率朝鲜兵员五千余人投降后金，并被送往赫图阿拉面见努尔哈赤。而逃入朝鲜营中的明朝兵员则悉数被后金*之。
努尔哈赤的这种有区别的做法对分化明朝和朝鲜的同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萨尔浒之战结束后不久，努尔哈赤就派胡差及朝鲜降将郑应井、金得振带着《胡书》前往朝鲜。光海君对胡使的到来表示欢迎，“王令过江入城，款待赠物”。 光海君还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拟《答胡书》，表示“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劳福德提出的楔子战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和中立潜在对手。
不过，如前文所论，这种楔子战略并不足以使某个潜在对手由敌对一方完全转变为追随和臣服自己的一方。在明朝的干预以及朝鲜“事大”思想的阻碍下，努尔哈赤的这种柔性的争夺战略，最终并没能取得预想的效果。朝鲜与后金接近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明朝方面的警觉。徐光启在给明神宗的奏折中就指出: “鲜奴之交已合，荡然无复东方之虑类……今结好朝鲜，既是奴之狡谋; 则联属朝鲜，即为我之胜算。”云南道御史张至发也上奏说: “……但今奴首又胁朝鲜。朝鲜君臣惴惴自保，能必其不阳衡而阴顺乎?”
明朝的这种警觉立即引起了朝鲜君臣的恐慌。朝鲜备边司官员说: “辩诬之举，日急一日，而自明之道，不在于口舌”，“胡书之来，一切严斥不答”，“一以明事大之义，一以绝中朝之疑”。 陈奏使李廷龟也表示: “辩今日之诬，莫若尽助顺之诚; 助顺之实，莫如尽防守之备……”以实际行动来消除明朝的疑虑，很快成为朝鲜君臣的共识。朝鲜随即婉拒了后金随后一再发出的示好请求。 在明朝的警觉和干预下，朝鲜又很快重新回到“事大以诚”的轨道上来，这标志着努尔哈赤以和平手段争夺朝鲜的失败。
( 四) 光海君被废事件
光海君对后金采取的接触政策引起了朝鲜统治阶层的不满。1623 年 3 月，绫阳君李倧在西人党人的拥戴下发动政变，废黜了光海君，史称“仁祖反正”。王大妃在废黜光海君后颁发的《教书》中说: “我国服事天朝二百馀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斁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仁祖反正后，朝鲜的外交又回到忠心事明的轨道上来。
光海君被废事件深刻地反映了小国国内政治对崛起国争夺小国的阻碍作用。努尔哈赤的一系列和平争夺战略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朝鲜执政者的决策意向，但它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朝鲜整个国内社会的固有观念和外交传统。当光海君的政策严重背离了朝鲜国内主流的政治观念，而他又不愿向国内观众妥协时，他也就随之而丧失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此前争夺朝鲜所取得的一点阶段性成果自然也就随之付诸东流了。
( 五) 皇太极的两次征伐朝鲜
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在争夺朝鲜这一问题上一改其父的和平争夺战略，转而采取强制性的武力征伐。1627 年，后金第一次征伐朝鲜。在后金强大的攻势下，朝鲜被迫议和。但朝鲜拒绝改用后金“天聪”年号，表示“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 改年号) ”，仅以干支纪年。最终两国“约为兄弟之国”。此后，朝鲜仍积极保持与明朝的联系。后金军队一退出朝鲜，朝鲜马上向明朝“疏奏被兵情节”。明朝则对朝鲜被迫与后金媾和的行为表示谅解，并要求朝鲜继续合作共同对付后金。
为了彻底迫使朝鲜臣服，皇太极于 1636 年 12 月亲率大军第二次征伐朝鲜。1637年 1 月 23日，多尔衮率军攻陷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慑于清军的胁迫，朝鲜终于臣服请降。双方筑坛盟誓，规定朝鲜去明朝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奉。 至此，满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朝鲜由明朝的藩属国转变为大清的藩属国。此后直至满清入关取代明朝，清鲜两国虽然时有纷争，但宗藩臣属关系始终得以保持。
( 六) 小结
后金与明朝争夺朝鲜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努尔哈赤时期和皇太极时期两个阶段。这正好可以作为这个案例的正反两个子案例。通过这两个子案例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利益交换与武力胁迫在争夺小国效果上的差异。在朝鲜对明朝有强烈文化认同的情况下，即使朝鲜面临巨大而紧迫的生存威胁，朝鲜依然拒绝了后金的军事援助请求。这种利益交换策略无法克服朝鲜的不信任感，以至于根本无法真正得以实施。而即使利益交换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鲜执政者的政策取向，但它仍会因为遭遇朝鲜国内观众的阻力而失败。光海君正是因为其奉行的对后金接触的政策与朝鲜国内社会和统治阶层的观念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才遭到废黜。光海君被废事件凸显了利益交换策略换取小国国内民众支持的困难。两个子案例的对比结果证明，在崛起国争夺小国的过程中，胁迫手段很可能是必需的。
六 总结及讨论
( 一) 总结及对潜在质疑的反驳
“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是一个新颖而复杂的问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以及对两个古代东亚案例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做了初步的探索。根据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具体外部形势，我们将这个问题的讨论限定在一个比较苛刻的情境下。在这个情境下，崛起国强硬的姿态和强制手段的适当使用，很可能是成功争夺到小国的必要条件; 而目前作为主流战略思想的利益交换策略，并不足以帮助崛起国实现这一目标。崛起国争夺战略的核心思路，是通过强有力的胁迫和威慑以及自我克制和安抚，让霸权国和被争夺的小国意识到，阻挠和抵抗会使自己遭到比放任和顺从更大的损失。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过程追踪。不过，在缺乏案例间求异比较的情况下，单纯的过程追踪不足以发现因果机制生效的前提条件。确定争夺小国战略内在机制的作用边界和条件，是下一步有待研究的问题。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潜在的疑惑: 崛起国用强制手段争夺到一个小国，能保证该小国发自内心地认同崛起国吗? 毫无疑问，单纯的强制手段无法令一个小国真正认同崛起国的领导。但问题是，让一个小国至少在形式上追随自己，和让它真正认同自己，是两个不同的战略步骤。必须先争夺到手，然后才有可能建立认同感和合法性。如果小国始终都在霸权国的阵营，接受霸权国的战略好处和文化熏陶，那么在本文所限定的情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国对霸权国的认同感只会更深，而对崛起国产生认同感的可能性会更小。本文试图解决的是第一步的工作。
( 二) 政策讨论
本文所研究的两个古代东亚案例显然与当代国际政治存在着诸多差异。首先，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实力对比不同。在辽国和后金着手与中原王朝争夺藩属国时，其军事实力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中原王朝。而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实力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其次，技术条件不同，核心体现为核武器的有无。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虽然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小规模武力冲突仍会很频繁。而在当代，核武器的存在极大地抑制了大国之间爆发武力冲突的可能性。
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当代的崛起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辽国和后金争夺小国的具体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的结论不具备当代借鉴意义。目前，中国的实力固然不及美国，但本文的研究却正为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克制的做法赋予了战略上的意义。根据本文的结论，当中国的实力有了足够的积累之后，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办法、有可能从美国手中争夺到国际安全供给的“市场份额”的。
另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核武器的存在对于崛起国争夺小国来说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 笔者认为，恰恰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大国无法承受全面战争的后果，因此强制手段的适当使用，其效果可能反而会比没有核武器时更明显。如前所述，在常规威慑下，hCNP与 hCP的值孰大孰小很难预先判断。而在核威慑条件下，hCP的值有很大可能是无穷小。这意味着，核威慑条件下崛起国成功抑制霸权国阻挠的可能性会明显大于常规威慑条件下。
由于全面战争意味着双方都遭毁灭，因此核威慑条件下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互动更类似“胆小鬼博弈”。 在这个博弈中，谁表现得更鲁莽，谁就越有可能逼迫对方首先让步。核武器时代，这种胆小鬼博弈在国际政治中并不少见。古巴导弹危机中，正是由于美国坚持强硬姿态，才迫使苏联首先退让。俄格战争中，俄罗斯坚持使用武力，从而迫使原本支持格鲁吉亚的美国表示中立。在当今这个大国都无法承受“撞车”后果的时代，要想与美国竞争对小国的领导权乃至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中国恐怕反倒应当表现得比美国更“鲁莽”而不是更“温柔”，这或许真的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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