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莽生活的时代有微信朋友圈，想想看，王莽发一条消息，会有哪些人回应点赞？
我们将得到一个长长的名单。《汉书》记载王莽虽出身高贵，但是因为父亲早死，所以向来表现得和自己那些声色犬马的堂兄弟不同。他“折节恭俭”“勤身博学”，特别是“外交英俊”，很得到当世名士的好评。比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这些人，都赞成将王莽分封为列侯。上述几个名字，应该是王莽朋友圈中的核心人物。更不用说，到王莽位列将相时，想要巴结他的人就更多了。然而，那时候的那些人可能就算不上王莽的朋友了。
他的核心朋友圈，有一个明显的指向和表征，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英俊”。
所谓“英俊”，指的应该是怎样的人呢？戴崇、金涉、箕闳和阳并等人在《汉书》中并无更多的事迹。除了《汉书·王莽传中》将“阳并”写作“杨并”，与《王莽传上》的记录不同之外，文献中几个人的情况颇为隐晦。或许能够推测，金涉是金日磾的后人，同为关中金、张、许、史豪门之一。不过，这几个当世名流毕竟已被雨打风吹去，不见得半点踪影。
反倒是陈汤，很值得讨论一番。陈汤在《汉书》中与傅介子、常惠、郑吉、甘延寿、段会宗等人合传。本传中诸人都是汉武帝以降经略西域，立功万里之外的非常人物。用班固的话说叫做“皆以勇略选”，表现出与当时官场上一般人物的不同之处。
陈汤这个人，“少好书，博达善属文”。然而他因为家贫，所以到处借钱，在州里没有什么美誉。后来他得到富平侯张勃的推荐选为茂才，正等着升迁任命呢，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陈汤在前途和孝道之间选择了前途。这事被人发现了，张勃受到牵连，陈汤也下了狱。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继续推荐陈汤。他认为，自己的功业不在域内，必须要向外寻求，于是就要求出使。这一次他被任命为西域副校尉，随从甘延寿前往西域。
此时，匈奴已经分裂。控制西域的是郅支单于，他占据康居，对西域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陈汤对此很不服气，和甘延寿谋划除掉郅支单于。甘延寿还有点紧张，想着是不是发封书信回长安请示一下。陈汤说“大策非凡所见”，不用请示了，自行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合计四万余人进围康居，破匈奴，*单于，取得了自汉武帝以来对西域用兵所未有之大胜。
胜利之后，甘延寿、陈汤联名上疏，历数郅支之罪，并建议将其头颅悬挂在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
陈汤的所作所为，在汉武帝和汉宣帝时代，看起来也就算正常，不过放在他生活的汉元帝时代，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陈汤矫制立功，根本得不到朝中贵幸的认可，中书令石显和丞相匡衡都不喜欢他，还要细细地调查、重重地处罚他。反倒是刘向这个书呆子，专门上疏皇帝，建议重赏甘、陈二人，否则天下就没有人再舍生忘死了。
即便如此，陈汤也不得封侯，只拿到了关内侯的爵位和三百户的食邑。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匡衡还是咬着陈汤不放，告诉新皇帝说，陈汤这个人不可靠，以前犯过的罪还得调查一下，接着陈汤就被从射声校尉的职务上替换下来。后来陈汤还就康居事务发言，被证明发言不当，又下狱当死。还是另一个书呆子谷永替他辩驳，陈汤才被释放，不过这次陈汤被夺爵为士伍了。现在的陈汤，等于是连平头百姓都不如的人物了。
而后陈汤的命运载浮载沉，总之不离于任用和罢免、流放和召回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在道德文章上无足称道、在仕途名誉上险阻重重的人，反而很赏识王莽。不能不说王莽确实有些过人之处，抑或说，王莽在骨子里有那么几分离经叛道的气质。
王莽深知自己的身世对一般人来说足以夸耀终生，可对自己来说却有所缺憾。从他有意和他的兄弟们划清界限就能看出，王莽很早就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了。早立大志，而非在平流进取中享受命运的垂青，是王莽和陈汤近似之处，也是他们和汉元帝以后所培养的主流官员大不相同之处。
汉宣帝一直对自己的太子不很满意，其核心之处就在于太子意欲“纯任德教，用周政”，违背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所谓汉家制度，就是文法秦政为主，礼乐周政为辅的杂糅性制度。甚至可以说，自汉武帝以公孙弘为相，采用儒学妆点汉家门面以后，汉政本质上还是秦政，无非是看起来更加友善罢了。不用秦政，王朝的运作就缺乏效率，终究在一些外围事务上打转，无法直达本质与核心。
可以注意到，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所用丞相不拘泥于名儒，仍以文法吏与儒生迭相使用。而到了汉元帝以后，丞相莫非名儒。《汉书·元帝纪》班固赞曰元帝即位以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丞相”。儒生们担任丞相，讨论的话题多牵绊于经义，对于王朝统治的战略问题缺乏敏感。相应地，他们判断事物发展的理由往往是从理念出发，而非从事实出发。这便导致了汉朝的历史轨迹在整体方向上陷入混乱。班固接着说，“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矣”。衰落的不光是孝宣之业，更是汉朝务实的政治风格，以及积极进取的雄心。
《汉书》
王莽的朋友圈中还有刘歆和扬雄，这两个人也是名儒。不过他们两个人始终都在学术圈之内，没有对国家大政决策下过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刘向。汉元帝朝臣普遍对陈汤表示不满时，刘向反而支持陈汤。他的言论不纯粹拘泥于经义，而是从事实出发，表现出了少见的清醒。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稍微考察下刘向的履历，就可以发现刘向少年所学为黄老道。这套理论自汉初延续至汉武帝时，一直与法家相表里，是文法吏治的灵魂思想。刘向虽然后来搞炼金术不成，从此学习经学，但是少小时所受到的熏陶和训练，还是让他对实际的政治运作保持了惊人的敏锐和老到。
同样是王莽朋友的还有班氏兄弟。班氏崛起于北边，一向任侠慷慨。到了班况下一代，生有三子。长子班伯向汉成帝求出使匈奴，而后自请治剧。班伯虽然也跟着张禹学过《尚书》《论语》，可他自己身上的精神气度，更像是汉武帝时代甚至更早时候的那些游士。次子班斿与刘向同校秘书，少子班稚在王莽秉政时，不上颂声，遭到了别人的弹劾。这么看，班氏兄弟是有几分风骨在身上的。他们越是如此，王莽反而越欣赏他们。《汉书·叙传》上说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事畜稚。后来班稚自愿放弃官职，替汉成帝守灵，从此在王莽一朝悠游度日。
王莽的这些旧日朋友，普遍反映出了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政治的现状不满，也力图予以改变。他们改变政治的方法也不同于儒生寄希望于某种理念，而是直戳社会现实。
他们更像是汉武帝或汉宣帝时的遗老，保有着旧日传统的精神贵族，反而与汉元帝以降高谈阔论、皓首穷经的整体人才面貌格格不入。
王莽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从顶峰跌落的滋味并不好受，很多人为了回避这种痛楚，从此选择躺平在地上。王莽在汉哀帝时被免除了大司马的官职，这时他只能闭门自守，等待时机。汉哀帝一死，王莽重新被征召回长安，他果断地向太皇太后上疏，要求撤销董贤的大司马职务。董贤本来没什么才能，只是因为和汉哀帝有特殊的关系，才担任了大司马的职务。王莽所说，可谓众望所归。只不过，王莽在时机到时能果断出击，这份刚毅勇猛，确实不是儒生们所能展示出来的。
很能够明确的一点是，正是因为王莽和汉朝后期那些儒生出身的官员表现出很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他才深深为百姓所喜欢。百姓们并不懂儒生强调的大道理，反而只看谁真的能做事，能做成事。王莽在朝堂上敢说话，敢表态，这份勇气和担当，已经令人所瞩目了。
至于软弱的儒生们，他们对王莽只有唯唯诺诺的份。无论担任何种要职，如果没有自己的行事风格，儒生们面对王莽，只能表示臣服。当时的大司徒孔光就是这样一个吉祥物。王莽保留他做自己的傀儡，“所欲搏击，辄为草，以太后指风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诛伤”。自己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孔光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能靠着称病装死才能逃避责任。
后面可以看到，王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无论他做什么事，都有一大批人为他摇旗呐喊。如果从培养人脉的角度看，王莽确实已经达到了巅峰。然而这些人，只是在西汉末经学意识中培养起来的人。他们只知道夸赞符合经义的做法，批评不符合经义的做法。至于隐藏在做法背后的诡计和野心，他们却看不到。
前贤普遍注意到了，王莽是在西汉末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崛起的新秀。人们选中他，是因为他最符合儒生们期待的理想圣王的形象。这个说法只看到了真相的一个方面。王莽在儒生心中是贯彻儒家理念、克己复礼的典范；但是在那些文法吏以及普通百姓心中，王莽又是能办事的人物。儒生们把王莽看作周政复归的关键，而更多的人将王莽看作汉政，也就是汉武帝、汉宣帝旧业的实践者。于是王莽成为了朝野中各种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角色，成为了各种政治思想间平衡的支点。
如果王莽真的有朋友圈，那这个朋友圈最典型的特点不在于点赞的人数众多——当然这是自然的了——它的特点在于，各方人物都会给他点赞，而且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两汉之际的郡国书和节士传记载了大量不事莽朝的人物，其中一些人被《汉书》保留，诸如《王宫两贡鲍传》记载的就是类似的人物。不过在这个传记中，同样记载了很多很早就支持王莽的名儒。比如纪逡、唐林、唐尊，他们都是“明经饬行”之辈。在当时看来，这些人未必就是不可靠的人物。特别是“唐林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饮食”，如果纯粹从人品的角度考虑，这两位可以称得上儒生中的翘楚了。只不过，品德的高下与政治能力的水准不成正比。如果纯粹从是否是儒生的标准来衡量人物，则失于简略；如果纯粹从人品是否优秀的角度来衡量人物，则失于浮泛。
真正的人才往往都表现出性格和行为的复杂性。是否能接纳这种复杂，体现出政治文化中某些特别微妙的细节。所谓的政治文化，就是时代潮流中的人心向背，是一种趋势，一种表征。当趋势来了的时候，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的。倘若从王莽的朋友圈来看，无论他日后的表现如何，起码在他人生的起步阶段，王莽还是试图有所作为的。只不过单凭他个人的努力，亦抵挡不了时代潮流的裹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