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与美国高校抗议
根据新华社5月2日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于当地时间5月1日通过了扩大“反犹主义”界定范围的新法案，该法案主张将国际大屠*纪念联盟（IHRA）对反犹主义的定义编入美国《民权法》关于反歧视的章节。众议院当日以320票赞成、9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法案，其中70名民主党议员和21名共和党议员投票反对。该法案下一步将交由参议院审议。根据美联社说法，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前景不明；一旦其在参议院过关并由总统签署立法，美国法律对“反犹主义”的界定范围将被扩大，“攻击以色列国”的行为也将被包括在内。
美国国会众议院
《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 of 2023）主张采用IHRA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定义。IHRA是1998年由时任瑞典首相佩尔松（Goran Persson）创立的政府间组织，目前有34个成员国、1个联络国和7个观察员国。该组织致力于在大屠*有关问题的公共政策制定上寻求共识，于2016年通过了《反犹太主义的现行定义》（Working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并予以推广。IHRA的定义称：“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人的某种看法，可能表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其给出的该定义的应用实例包括“指责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要为某个犹太人或犹太人团体犯下的真实或想象中的错误行为负责”，“以激进意识形态或极端宗教观点的名义”号召伤害或*害犹太人，及“对犹太人或犹太人团体的力量进行虚假的、非人化、妖魔化或刻板化的指控”等。IHRA的这一定义曾被批评为将对以色列或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与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5月2日对该法案两位发起人的采访中，纽约州共和党议员迈克·劳勒 (Mike Lawler) 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议员乔什·戈特海默 (Josh Gottheimer)表示，“我们需要能够定义反犹太主义”。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同日的报道中，劳勒声称：“目前，由于缺少反犹太主义的明确定义，教育部和大学管理人员很难辨别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反犹太主义，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活动是否越过了反犹主义的界限。”在CBS的采访中,他则表示：“当你听到‘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时，这就是在呼吁消灭犹太人和以色列国。”
这一新法案比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签署的行政命令更进了一步。该命令使得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适用于反犹太主义行为：第六章禁止在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与活动（如大学与学院）中基于种族、肤色或国籍的歧视，该命令则把禁令扩大到了基于反犹太主义的歧视。NPR记者劳雷尔·沃姆斯利（Laurel Wamsley）在当年的报道中指出：“该行政命令间接针对在大学校园内引发了激烈争议的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并且，这一命令在五年前就引发了以下担忧：它将扼*那些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人的言论自由。
而新法案的反对者认为它可能会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并牵涉到宗教问题。在NPR的报道中，民主党众议员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在投票前发表讲话时提出，IHRA的反犹主义定义范围过于宽泛，“可能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受保护的言论，特别是批评以色列国的言论”。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 （Thomas Massie）也猛烈抨击了该法案，称其“除了违反第一修正案之外还存在其他问题”，并指出该法案在其措辞中并未列出反犹太主义的定义。在《福布斯》5月1日的文章中，佛罗里达州右翼众议员马特·盖茨 （Matt Gaetz）在投票前称该法案“是在不考虑宪法、常识甚至是人们对这一词语的通常理解的情况下撰写的”。《国会山报》（The Hill）同日的报道中，盖茨声称该法案是一个“荒谬的仇恨言论法案”，并指出根据新法案的条款，《圣经》的一些文本也将符合反犹太主义的定义。佐治亚州共和党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也发表了类似观点，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该法案“可能会因为基督徒相信福音书所说的，耶稣被犹太人交给希律王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判定他们为反犹太主义”。
美国著名犹太杂志《时刻》（Moment）5月2日发表了布朗大学历史与德国研究教授、被认为是种族灭绝问题研究权威的奥马尔·巴托夫（Omer Bartov）的评论。文章认为，新法案“以反犹太主义意识的名义压制批评”，众议院的这一举动“只会为言论自由的反对者提供帮助，侵蚀民主，并为21世纪的威权主义服务”。
巴托夫强调了对当今世界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之间进行区分的重要性。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目前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 （Itamar Ben-Gvir）等极右翼势力的统治下表现为“可怕的新犹太霸权、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巴托夫写道：“在以色列，美国校园里的每一次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都被描述为反犹太主义。而事实上，当今世界有数十万犹太人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中一些是以色列现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国会议员可能不知道，许多极端正统的犹太人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将这些犹太人描述为反犹太主义是荒谬的，他们只是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政治运动。”在他看来，IHRA的定义“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将反犹太主义等同于反犹太复国主义”，而这种定义“不是法律，只是国会提供的几种定义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十分警惕对“反犹太主义”这一术语的扭曲理解与运用。
他进一步分析了IHRA定义与当今国际政治局势的深层联系，并提出了“反犹太主义的武器化”（the weaponization of antisemitism）这一现象。在他看来，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在推动其他国家采用IHRA的反犹太主义定义，并将其制定为国家法律，这一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吞并领土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清洗。而“反犹太主义的武器化”正意味着利用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来推行不宽容和独裁主义。“换而言之，将对以色列的批评定义为反犹太主义，是帮助现任以色列领导层推行无可争议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政策的最佳方式。同时，这也是一种便捷方法，能够让极端主义者、偏执狂、种族主义者以及持反犹太主义观点的美国和欧洲*看起来清清白白。将自由和宽容的观点、对人权和平等的关注以及对压迫和流离失所的反对描述为反犹太主义，合法化了那些想对少数派、反对者和批评者实行同样政策的人。”
与此同时，也有新法案的支持者认为法案将危害言论自由的观点站不住脚。该法案的15名民主党共同提案人之一、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奇·托雷斯 （Ritchie Torres）对NPR表示：“如果你能够想出批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和做法，而不呼吁摧毁以色列本身的说法，那么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指责你是反犹太主义。”聚焦国际关系领域的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并未直接评论该法案，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立场。5月4日，该杂志在网站头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为《温斯顿·丘吉尔与犹太人民的终身友谊》的文章，叙述了这位“既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有着特殊喜好（judeophile），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英国首相，“在他传奇的职业生涯中，坚定地维护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权利”的故事。
但是，不论美国两党对于新法案的具体观点如何，众议院在这一时间节点上通过该法案，针对的无疑是当前美国高校里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根据哈马斯领导的加沙卫生部估计，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34000人丧生。美国高校学生团体领导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批评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在多地高校声援巴勒斯坦的反战抗议运动持续并引发暴力事件之际，该法案无疑为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里，一名男子高举一面巴勒斯坦国旗，与学生们一起高呼口号。
《福布斯》在5月1日的报道中指出，该法案通过时，正值美国大学校园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在过去一个月里发展得更加激烈的学生抗议运动，引发了两党立法者和大学捐助者对反犹太主义高涨的强烈反对。在被认为是全国抗议活动焦点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内马特·沙菲克（Nemat Shafik）正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辞职呼声。而就在几个月前，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因为在国会反犹太主义听证会上对问题的回应受到批评而下台。作为对近日抗议活动的回应，哥伦比亚大学官员在4月30日威胁将驱逐占领了学校汉密尔顿大厅的学生，而纽约市警察局已在当日晚间清理了该校的一个学生营地——前总统特朗普称赞这一举动为“一件值得一看的美丽之事”。在4月22日CBS的报道中，新法案提议者戈特海默在向哥伦比亚大学管理人员发表讲话时则提出：“停止两面派言论，立即采取行动。惩戒*扰者，恢复校园文明，鼓励和平、建设性的对话。”
NPR记者芭芭拉·斯普伦特（Barbara Sprunt）在5月2日的文章中写道，共和党人已将校园抗议活动与反犹太主义作为政治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在4月24日对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罕见的访问，并在4月30日国会大厦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点讨论了反犹太主义问题。他表示，“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病毒，如果不根除它就会蔓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发表明确的道德宣言”。而在国会进步党团主席、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眼中，这不过是共和党人玩弄政治的时刻，他们“突然想提出分裂民主党的法案，并将其武器化”。
而在两党之争与“反犹太主义议题应该超越党派之争”的论调甚嚣尘上之际，《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在众议院的通过，也切片式地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现状与问题。巴托夫在对“反犹太主义武器化”的分析中论及，美国精英院校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强大的捐助者与董事会，而后者的政治观点与这些大学所宣称的政治观点明显不同。尽管这似乎是业内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但这个话题从未真正浮出水面，因为系统中的每个人都是其受益者。直到危机时刻，面纱才突然被揭开。”当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多样性和多元化堡垒的大学及其校长们，“被迫在国会和捐助者的压力，与学生为正义和平等而示威的愿望（尽管是以喧闹的方式）之间作出选择之时，他们选择了站在那些拥有政治权力和金融影响力的人那边。”
不自由的美国
美国大学的抗议活动如火如荼，让人遥遥想起撞击世界的1968，“一场受全世界共同憎恶的战争（越战）为所有叛逆者提供了一个叛逆的理由”（语出《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而在选情中高歌猛进的特朗普，又让人蓦然回忆起惊愕世人的2016，“正因为有了这个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霸权才不再是铁板一块，出现了一道裂缝”（2016年齐泽克语）。当代自由主义的病症，即便未在骨髓，至少也已经侵入了肠胃。近年来，西方知识分子越来越频繁地反思自由主义，即是自由主义危机的症候之一。而站在“自由世界”中心的美国知识分子，更是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当全世界忙着自我拯救，美国却一头扎向悬崖”（2017年乔姆斯基语） 。
而最新的思虑，是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的新书《不自由的美国：一部历史》（Illiberal America: A History）。
《不自由的美国：一部历史》（Illiberal America: A History）书封
该书出版于2024年3月。4月23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推介了该书。推介语写道：“关于美国历史的主流叙述是：几个世纪以来，美国见证了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的稳步扩张，即有权利、包容性的公民和政府机构以及通过民主手段平等适用的法治得到加强。到20世纪，美国对移民开放，并寻求促进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自由化。哈恩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平行贯穿同一段历史的非自由主义传统。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支持的非自由主义，这一传统通常以信奉由种族、民族、宗教或性别定义的固定等级为标志。它的支持者已经认识到暴力是获取和行使权力的合法手段。这些不自由的价值观不仅周期性地在美国社会的边缘爆发，而且自这个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中心领域’。理解这段历史，可以从有价值的角度看待特朗普政治崛起以来的近期分裂和长期规范的颠覆。当前的动荡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根源。”
5月2日，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网站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历史学家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E. Zelizer）的书评，题为《美国核心的非自由主义》（The Illiberalism at America’s Core）。
泽利泽写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右翼在历史学家对美国的宏大叙述中可疑地缺席了。在冷战初期，社会科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认为美国是例外。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有一个著名论断：因为美国不是从封建传统中诞生的，所以这个国家没有西欧那样的极端左翼和右翼。无论好坏，一个自由的共识把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全国性的辩论总是在严格的意识形态限制下进行。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传统》（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中所指出的那样，来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对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哲学和竞争价值有着共同的信念”。无论竞争多么激烈，他们都“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美德是人的必要品质”。
在这种历史观中，非自由主义势力——从19世纪末的仇外主义和反犹太民粹主义者，到二战后的“激进右翼”反共组织——被定性为永远无法抵挡自由多元主义压倒性力量的边缘因素。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识到，有一部分选民感到“被剥夺了”，并认同“新教原教旨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然而，正如他在1955年所写的那样，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拯救荣耀”在于“政治一直是一种务实的妥协，而不是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战争”。
多年来，历史学家逐渐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共识。婴儿潮一代的历史学家经历了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强调以自下而上的历史探索，从左翼批判自由主义，关注工人、移民、黑人和原住民的生活，以及其他经常被精英叙事排除在外的群体。事实上，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像哈恩那样，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追溯政治抵抗的历史。他里程碑式的著作《南方民粹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Southern Populism）讲述了佐治亚州内陆地区政治经济变化的历史，这一历史推动了挑战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的南方民粹主义的兴起。他在普利策获奖作品《我们脚下的国家》（A Nation Under Our Feet）中，书写了黑人反抗在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历史，从反对奴隶制到反对吉姆·克劳制度（Jim Crow，吉姆·克劳是美国剧作家T.D.赖斯于1828年创作的剧目中的一个黑人角色的名字，后来逐渐变成了贬抑黑人的称号和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代名词）。
泽利泽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挖掘了在反抗自由主义传统中一股充满活力的右翼力量。泽利泽细致地列举了这些学术成果。他认为，这些关于右翼的新研究基本上没有改变自由主义是美国主流传统的观点，他们只是开始记录右翼是如何反抗的。这些著作主要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时更早——的草根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最终打破了自由主义共识的控制——在越南战争后，新左翼已经动摇了它——并将国家推向右翼。泽利泽认为，在新书《不自由的美国》中，哈恩试图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非自由主义非但不是一种反作用，反而是美国建国至今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美国政治活动中始终存在的一种模式。
泽利泽认为，哈恩的观点并不是要否定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设想了“拥有权利的个人”、“公民包容性”、“代议制治理机构”、“法治及其面前的平等地位”、民主的“代表方法”，以及通过“公民和政治手段”来“调解权力”。他的意图是揭开“自由主义原则赖以建立的摇摇欲坠的基础”，以及“一些社会群体利用这些原则来定义自己的社区，同时拒绝他人使用这些原则的能力”。
正如其自由主义对手，非自由主义也建立在一套关键原则之上。非自由主义强调对社区的“外来者的怀疑”，这为“迅速诉诸驱逐”提供了理由。在这一传统中，社区的需求战胜了个人，权利被限制在当地的地理空间和少数行动中。“文化同质性”比多元主义和差异更受重视，并被“强制执行”。非自由主义的政治要求抵制某些形式的权威——尤其是像税收和监管这样的国家职能——同时服从其他形式的权威，包括宗教。
为了戳穿路易斯·哈茨论点的架构，哈恩在该书的开头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国生来就没有封建传统，一直在朝着开明信仰的方向前进。哈恩认为，殖民者明确表达了“新封建”的野心，并指出了殖民地契约奴役的严酷。哈恩讲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美国起源，这不仅是一个“走向更开放、更宽容、更自由包容”的民族的故事，也是一个由“新封建梦想、强迫劳动制度、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强烈的文化和宗教效忠”塑造的国家的故事。
其后，泽利泽跟着哈恩的笔触，依次考察了“杰克逊式民主”时代、废奴运动时期、进步主义时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非自由主义政治的强大影响力。泽利泽写道，非自由主义一再证明，它有能力在支持社会权利和多元主义的爆发中生存下来。甚至，非自由主义将诞生于新封建时代的思想编织进了进步改革运动，美国的进步时代不仅将专业知识和官僚化作为通往更加理性和繁荣的未来的手段，也产生了社会工程、优生学和西奥多·罗斯福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理由。
泽利泽写道，墨索里尼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国家的许多地方受到崇拜，这并不奇怪。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主流媒体发表了对墨索里尼有利的报道。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崇拜这位意大利*，邀请他在1923年的年度大会上发言（后者拒绝了）。哈恩解释说，墨索里尼同样钦佩美国，并以爱默生和马克·吐温等美国伟大作家为灵感。从20世纪20年代的限制性移民法到南方的吉姆·克劳制度，阿道夫·希特勒在打造自己的政权时也借鉴了美国。所有这些都不难做到。当他们在意大利和德国建立残暴的法西斯政府时，他们可以利用大量好的、老式的美国非自由主义。正如斯蒂芬·科尔（Stefan kuhl）和詹姆斯·惠特曼（James Q. Whitman）等学者在《纳粹联系》（The Nazi Connection）和《希特勒的美国模式》（Hitler's American Model）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与新兴大学体系有联系的德国和美国优生学思想家共享了思想和资金，以促进歧视科学，并最终推动种族灭绝。
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及其左翼批评者的全盛时期，有权势的民选官员也热情地接受了非自由主义。泽利泽在这里举了1968年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例子，展示了这位州长的种族主义、反动、民粹主义和经常暴力的吸引力是如何深入到整个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内心深处的。泽利泽认为，华莱士1968年在选举中的失败，不应与他所代表的思想的失败相混淆。在非自由主义的漫长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方面，正如哈恩所说，是华莱士，而不是他的竞争对手，“预测了国家的政治方向”，并定义了未来几十年保守政治的基调。
战后的大学也并非不受非自由主义势力的影响。泽利泽在这里举了“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缩写YAF）的例子。该组织成立于1960年，宣称反对国家权力和共产主义的威胁。YAF的沙龙声明吹捧个人自由、法律和秩序以及联邦主义。到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时，YAF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都有分会。这个学生组织成为20世纪70年代一些最重要的保守派人物的起点，比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和特里·多兰（Terry Dolan）。
泽利泽写道，鉴于非自由主义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21世纪头几十年的情势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当茶党积极分子挑战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合法性，保守派媒体主持人接受了“大取代理论”（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旨在保护白人社会的一种反移民理论），他们正在挖掘我们一些最古老的国家价值观——尽管不是我们喜欢谈论的那些。非自由主义从来不像路易斯·哈茨那一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边缘的。相反，非自由主义启发了法律和民选官员，建立了政治运动，并催生了暴民行动。
泽利泽认为，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出版《美国政治传统》以来的76年里，非自由主义的美国基本上成功地展示了反动的持久性——如果不算占据主导地位的话。哈恩和他的著作所依据的大量学术研究清楚地表明，在美国建国过程中有机成长起来的、大势所趋的自由主义“共识”概念是错误的。哈恩表明，现代自由主义必须在一种令人担忧的政治文化中生存，在这种文化中，自由主义价值观很难得到保障，而且往往几乎无法生存。我们国家的历史比霍夫施塔特那一代人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没有所谓的“美国政治传统”。或者说有多种传统，每一种都深深扎根于政体。
在书评结尾部分，泽利泽仍然对自由主义的前景抱有乐观。他写道，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受到激烈的争论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解放奴隶宣言》到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再到2021年以来拜登总统雄心勃勃的环境计划，自由主义思想蓬勃发展，并改变了美国。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已经能够通过持久的立法来确立自己的地位。此外，从废奴主义到工会主义，到民权运动，到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草根运动在将最初被视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理想转变为传统智慧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且，与非自由主义的信条不同，自由主义的理念在成为主流政治*宣称的哲学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像拜登总统这样的民主党人毫不犹豫地赞扬强大的联邦政府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价值，而共和党人之前谈论非自由主义都依赖于暗语，直到最近，他们看到将自己与非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好处时，才开始公开宣扬。
泽利泽最后表示，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非自由主义在我们政治中的强大作用从未如此清晰。而且，正如哈恩所表明的那样，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将需要一场严肃而持久的斗争，就像长期以来那样。
然而，泽利泽在表达这种乐观时显然有些底气不足。这种忧虑与希望交织的复杂情绪同样也纠缠着本书作者哈恩。今年3月，他在接受独立在线艺术评论网站the arts fuse专访时说道：“对我来说，这本书最难写的部分是结论。这是一本非常黑暗的书。我不想写一个黑暗的结论，但我也不想对此盲目乐观。”
他在采访中表示：“但很明显，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范围内非常不自由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尽管我不喜欢用这个词。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时刻：不自由的思想和取向获得了长久以来未曾有过的信任，以至于人们愿意公开地接受它们。共和党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没有伪装，没有说：‘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他们想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认为这就是目前真正的危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