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而阮籍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阮籍作为“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是群体中儒道互补人格的最初典型。
有着竹林七贤美称的阮籍，为何还会有人评价他太“猖狂”？
阮籍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之一，他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的实践者著称，思想深处亦有一颗积极入世的儒家之心。
这让他在面对现实的困境与忧惧时，进取而不失超脱，任性而不坠鄙俗，走出了一条近乎审美化的人生之路。
作为士族阶层的优秀知识分子，儒家的理想始终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但残酷的现实让理想终究无法实现，他的身心也处在长期的压抑、焦虑与彷徨之中。
阮籍经历了人生各式的形态面貌，或进或退、或醉或醒、或痴或狂，每个阶段都成为人生深远的象征。
他既有儒者济世的道德深情，又有老庄超脱的生活旨趣，更有惊人的才华将心灵的各种情绪倾诉于笔墨。
道之不行的选择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理解阮籍，要先了解他的生平，还要融入自己丰富的情感去体会其言其行，如此才能发现他的精神与价值。
根据史*载：阮籍，字嗣宗，魏晋一代名士，“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其文艺才华卓著，以五言“咏怀诗”闻名，著有《阮步兵集》；同时也好音乐、古琴、善啸。
寥寥数字，可以看出阮籍在思想、文学以及音乐等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按照儒家的标准，这是不朽的一生。
宋代文学家苏轼称赞他“千古风流阮步兵”，明代靳于中评价他品德高洁，可谓“命世大贤”。
然而，只有当人们深入了解阮籍的经历后，才能深切体会他不朽人生背后所付出的代价与苦痛。
阮籍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
家族中多人做官，有的甚至官居高位，政治地位优越。
他本人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之一，他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的实践者著称，思想深处亦有一颗积极入世的儒家之心。
这让他在面对现实的困境与忧惧时，进取而不失超脱，任性而不坠鄙俗，走出了一条近乎审美化的人生之路。
这种人生态度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魏政权中担任官职，这也决定了阮籍家族与曹氏政权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联。
少年丧父是人生之大不幸，阮籍三岁失去父亲，家境凄苦。
儒家的先哲大儒如孔子、孟子、欧阳修、范仲淹亦是早年丧父，这种家庭环境往往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阮籍亦如此。
一方面，父亲在他成长过程中的缺席，让他不能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
但是，这也使得依靠血缘亲情和亲友的讲述所幻化出的父亲形象更趋于完美，乃至成为阮籍在精神上能够依靠且最终想要超越的高山。
生者对于逝者（尤其是至亲之人）的追忆，总不免带有些许的美化意味，更何况逝者是非常优秀之人。
阮籍之父阮瑀在当时以诗人和散文家为人称道，生前曾在曹操手下担任司空军谋祭酒、仓曹掾属等职，后与曹操之子曹丕亦交好。
对于这位陌生却有血缘纽带的父亲，少年阮籍自然会产生情感上的敬与爱。
对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就像丝线一样暗暗地牵引着他，潜移默化中，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如果说逝去的父亲给予他的是一种深潜内心的精神指引，那母亲的期待则是他奋发图强最为直接且持久的动力。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他以后在政治道路上选择隐忍与妥协，极力避免以生命的代价去实现理想，这与他不忍母亲再遭晚年丧子之痛也有一定的原因。
这种经历会磨炼人的意志，增长人的才干与社会经验，让人渴望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来自社会群体的认同，最终成为贤者、能臣与干将。
传中记载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他的才华、性格与行为确实体现出了艺术家的一些特质。
在他经历现实的曲折和生活的变迁之后，这些特质也以各种方式得以显现，让他既饱受精神的困境，也获得心灵的逍遥。
儒家学习内容和处世之道也对阮籍成长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在阮籍所生活的时代，儒学已经丧失了独尊地位走向衰落，但其固有传统仍得到了传承，世家子弟仍然要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阮籍也不例外。
通六艺、学五经，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为道德准则，尚“中庸”，重“和谐”，这些内容如种子般生根、发芽，从小就被储存在儒者的记忆中。
阮籍的天资、兴趣、经历、志向等都决定了这颗儒学的种子会扎根更深，更易成长为参天大树。
在他的《咏怀》八十二首中，有些诗句就追忆了他少年时代的求学时光与理想志向。
如在第十五首中言：“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他不但学文也习武，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从军*敌、建功立业而扬名后世，在第三十九首中这种志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垂声谢后世，气节故常有”。
他也曾观楚汉古战场，发出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
性格如此狂放而骄傲，一腔济世之志远超常人。
年少时的“豪情万丈”被中年后的“如履薄冰”所取代，阮籍不得不直面生活并做出选择，同时调整他的人生态度与处事方式。
这让他在潜意识中会极力避免直接对抗，避免以生命为代价而获得心灵超越。
正如李泽厚所言，他需要做的是在适应中求改造，将对立冲突都融化为主观心理的平和，继而肯定真实人生的乐观愉悦，以此实现对自我的超越，身心得到保存，心灵也获得安慰。
值得肯定的是，正是因为有了老庄思想的及时补充与渗透，才让阮籍的儒家情感与情怀变得更加高远而深刻。
身处动荡年代,阮籍经历了人生种种沉浮。他从年少的豪情壮志，到中年的无可奈何，再到晚年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一路走来阅历丰富、历尽沧桑。正是这些命运的起伏跌宕，锤炼出了他独特的生存智慧。
这种进退两难、身心交加的矛盾，注定了他行为举止的狂放不羁和诗文创作的放浪形骸。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在名教和自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活出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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