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战争：合肥VS南京的“徽京”争夺战（城市争夺战中文版）

作者 | 庐阳太守

头图 | 互联网

说到安徽省会，大家都知道是合肥，但是网上总有人调侃，说南京才是真正的安徽省会，将南京戏称为“徽京”。其实，这还真不算是一句没有根据的玩笑话，流动人口数据证实，安徽人确实比较喜欢往南京跑。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可以证明在疫情严控之前各城市正常的人口迁移状况，其中南京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地的第一、二、五位都是安徽城市，分别是马鞍山、亳州和安庆，仅这三地就占了33%，第三、四位的盐城、南通却只占17%。这还不是近两年才如此：1995年，南京的流动人口来源中，省内外大致各占一半，其中安徽人就占了省外人口来源的60.5%，在所有省外农村流入人口中甚至高达93.7%。距离南京最近的马鞍山和滁州，早就与南京实现同城化。

合肥vs南京——真假“徽京”

为什么安徽人对合肥这么不感冒，反而对省外的南京报以极高的热情？这个要往上追溯好几百年，明太祖朱元璋自从打下江山，夺取了天下之后，他老人家就在他的老家——今天的安徽凤阳周围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就是南直隶，到了清朝改称为江南省。明朝的南直隶既是京畿重镇，也是龙兴之地，还是钱粮大省，每年上缴赋税占了明朝总赋税的三分之一。

清顺治时期江南省地界图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老师曾在他的《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一书中阐述了一个“三个中国”的观点，“在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上，要想实现有效治理，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那些优秀统治者们的治国逻辑往往趋同，这种逻辑可以总结为“三个中国”：第一个叫“关键中国”，第二个叫“敏感中国”，第三个叫“无所谓中国”。“三个中国”的区域划分历朝历代可能有所不同，但划分思路基本一致。

对于执政者来说，“关键中国”“敏感中国”和“无所谓中国”的区别，就是心腹之患和肘腋之患的区别。什么叫“关键中国”？比如说北京、上海、广东、江浙，它们或是首善之区，或是国际都会，或是开放前沿，最起码也是钱粮大省，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都是执政者时时刻刻关注的，必要时要亲自抓的地方，这叫“关键中国”；什么叫“敏感中国”？比如新疆、西藏，虽然地处边陲，但牵涉到国家的核心利益，战略地位很高，这也是执政者高度重视的区域。这种地方的官员，身膺稳疆重寄，非得能力与魄力并重的干将不可；什么叫“无所谓中国”？比如河南、安徽、江西等。你不能说它不重要，但相比之下没那么重要：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总之过得去。从用人角度而言，是过渡人、检验人、锻炼人的地方。”

明朝时期的南直隶就属于是“关键中国”，而到了清朝时期的江南省，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既是“关键中国”，还是“敏感中国”。之所以关键，是因为江南省非常有钱；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江南省知识分子多， “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说的就是江南省历来人才辈出。知识分子一多，闲着没事就爱议论国事，褒贬大清政策，不好管理。更可怕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流着明朝遗民的血，整天闹着反清复明，搁谁也受不了。于是，怎样治理江南省就成了满清统治者们的心病。

有一天，顺治皇帝上朝，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若要拆分江南省，是横着拆还是竖着拆？

有大臣说：“江南省有长江，竖着切的话就把长江切断了，长江是龙，如此就相当于割断龙脉，对大清不利。那么横着切呢？”

又有大臣建议：“江南省南强北弱，南边才子多，北边盗匪多，横着切风格太突兀，北方就成土匪窝了，也不好，不如竖着切，让两个省形成内耗，消耗他们的元气。”显然这个建议更能让满清皇帝满意。

到了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被拆分为“江南右布政使”和“江南左布政使”。一年之后，“江南右布政使”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而“江南左布政使”则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江苏、安徽之名称，由此而来。两省几百年来本就同属一家，再加上在语言系统上，南京跟安徽大部分区域同属江淮官话语系，明显区别于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等地的吴语系，所以安徽人对南京有归属感，而南京却得不容易得到同省兄弟的认同，也就不奇怪了。

江南分省后的安徽和江苏

安徽人拥抱南京，最尴尬的就属合肥了。事实上，合肥直到1952年才成为安徽省会，从清朝安徽独立建省到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安徽的省会都是安庆。然而安庆由于地处山区，又偏居皖西南一角，和皖北的联系尤为不畅，很难将安徽这个人口大省捏合在一起。更致命的，安庆作为军事重镇和连接长江中下游的节点，几乎是“逢乱必战”。太平天国取南京要攻安庆，曾国藩收复南京也要先攻安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选择从海上以及淞沪战场进攻南京，安庆同样在劫难逃。但即便如此，合肥的省会地位还是一直饱受争议。

1958年*视察安徽时写下“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从长考虑，似较适宜”，安徽省会之争最终一锤定音。此时的安徽积贫积弱，找不到任何一个出类拔萃的合适城市：皖南已不似明清时富裕，皖北底子太差，他们都没有强大到可以辐射全省的地步。合肥虽然较为落后，但至少可以兼顾南北，且一旦长江沿线发生战事，合肥不会像安庆那样立即陷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舍安庆，取合肥，既是整合安徽的必然，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逻辑，那就是——“去南京化”。它从此将安徽的省会开始与南京解绑，无须再充当其长江的门户，这样一来，可以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去“南京化”

尽管合肥成为了无可争议的省会城市，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政策的优待。但由于种种原因，地处“无所谓中国”，合肥发展的脚步依旧很慢，与同时代的其他省会城市甚至沿海一些二三线城市相比，有着显著的差距。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几条铁路主干线，几乎都不偏不倚地绕开了合肥：

1904年，西起甘肃兰州东接江苏连云港的国铁Ⅰ级客货共线铁路陇海铁路修建，从安徽的最北边的宿州市掠过；

1912年，连接天津和南京的津浦铁路全线开通，成就了蚌埠这个被火车拉来的城市，摇身一变成为皖北第一重镇；

1992年开工的京九铁路途经阜阳，从隔壁湖北麻城穿城而过，绕开了合肥。

错过了近百年的普铁时代，让合肥的城市发展全面滞后，使其在省内很难服众，邻近的南京却还一直在蚕食自己的势力范围。

由于江南分省的原因，南京损失了西边的大片土地，自己又靠安徽更近，远离江苏省内绝大部分城市，因此只能选择向西跨省发展。作为六朝古都和民国的首都，南京保留了丰厚的科教资源。建国之后，南京也是最吸引中央单位在此设立科研机构的城市之一，还拥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全国顶尖的高校；此外，由于自身临江面海的区位优势，南京曾吸引了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南京化工、南京汽车厂、南京无线电厂、金城机械厂、晨光机器厂等大量的央企布局。作为生成型工业城市，南京的发展必然需要整合周边的资源，而邻近的安徽就成了最优先的选择。

2000年，南京提出了“南京都市圈”的概念，吸引了邻省的马鞍山、滁州、芜湖等城市的加盟。2003年“南京都市圈规划”正式获批，当时马鞍山本地四大商场的年销售额不过2亿元，而马鞍山人在南京的消费总额竟高达8.8亿元；2008年，南京禄口机场还在马鞍山市内设立了城市候机楼；滁州推出以“苏滁现代产业园”、滁州市经济开发区“原创城”、“汊河江北水岸科技新城”、“南谯科创城”这“一园三城”为主体的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对接南京江北新区，从滁州到南京高铁仅需10分钟；这样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给滁州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快速腾飞，此前常年GDP排名安徽省内倒数的滁州，在2019年GDP总量达到2900亿元，人均GDP7.07万元，仅次于合肥、芜湖和马鞍山。

苏滁现代产业园

尽管合肥在努力地“去南京化”，奈何抵不过现实利益，南京还是轻松地渗透进自己的地盘，吸引着省内自己的小兄弟一个个主动投怀送抱，享受着真实的“徽京”光环。

“*之都”到“创投之城”的逆袭

2010年，我去合肥读大学。大巴车上很多人在聊合肥的*，父母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当时的合肥和广西的南宁喜提全国并列第一的“*之都”名号，曾发生过很多震惊全国的*大案，这是合肥城市形象上极不光彩的一道疤痕。2015年前后，合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下定决心打赢打击*攻坚战，通过将打传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完善打传责任机制、完善投诉举报制度、通过“房屋租赁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探索源头管控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挤压*活动生存空间等一系列手段，终于让*势力在合肥得到有效控制，打击*专项行动也成了政府每年的重点工作任务。

相对于“*窝点”这个不太好的印象，近年来合肥还给全国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喜欢“投资”，被誉为“创投之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很多人多合肥的看法。很多人都听过合肥和京东方的故事，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每每提及总是让人惊呼荡气回肠，是合肥创投之路上最佳代表作之一。

上世界90年代末期，家用彩电开始逐渐走进我国千家万户，此时彩电行业的企业开始打起了价格战。当时我国的彩电还是比较笨重的显像管（CRT）彩电，全国很多地方建设了大量的显像管工厂。但当时国际上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平板液晶显示，显像管彩电被液晶彩电取代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掌握液晶面板技术，完全依赖进口。我们花了20年才让显像管彩电技术实现本土化，一夜之间又面临淘汰命运。当时液晶面板技术主要来自日韩和台湾等厂商，他们经常联合起来操纵市场价格。2001年至2006年，韩国的三星、LG，台湾的奇美、友达光电、中华映管、瀚宇彩晶等六家主要企业，联合召开了53次“晶体会议”，协商作价和联合操纵市场，使得液晶面板一度占到一台彩电总成本的80%。

这个时候，京东方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家具备自主技术和研发能力的本土企业，前身是老国企“北京电子管厂”，经过改制，京东方在21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生产小型液晶显示面板的能力。2005年，在北京市政府与国开行的协调下，9家银行组成银团，由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牵头，给京东方提供贷款，国内第二条5代线开始建成投产。然而京东方5代线的运气不好，这次的投资投在了波峰，产在了波谷，其主打产品即17寸显示屏的价格从动工建设时的每片300美元*到了量产时的每片150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两年，京东方亏损了33亿元，北京市政府无力救助。若银团贷款不能展期，就会有大麻烦。最终经过反复协商，才勉强度过危机。

京东方

危机之后，京东方重振旗鼓。当时曾考虑与深圳市政府展开合作，准备投资生产6代线，然而合作遇到了夏普阻挠，最终京东方由于技术落后被迫出局。不久之后上海广电也计划和京东方在昆山合作建设一条6代线，同样遇到了夏普上门搅局，最终也将京东方踢出局。夏普的两次搅局推迟了我国高世代产线的建设，但也给了合肥一个与京东方合作的机会。2008年4月，京东方的一位独立董事把合肥市的一位官员介绍给了京东方高管，探讨在合肥投产建6代线的可能性。但当时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的目光是锁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三个地区，其中最让京东方念念不忘的还是深圳。但当京东方高管应邀回访合肥时，却一下子被当地领导的诚意打动了——合肥市政府不但已经准备好了厂址的土地，还准备了备选方案，并且承诺：深圳能给多少，他们就给多少。

2008年的合肥，财政预算收入301亿元，归属地方的只有161亿元，想建一条6代线就需要175亿元的投资，非常困难，无论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决策风险都很大。但当时的合肥亟待产业升级、提振经济发展，领导班子下了很大决心，甚至传说一度要停了地铁项目来建设这条6代线。正是这样的决心和诚意给了京东方合作的信心。融资方案采用京东方在成都项目中用过的股票定向增发，增发对象不限于政府，也面向社会资本。但合肥政府承诺出资60亿元，并承诺若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定向增发不顺利时，兜底出资90亿元，可以说是把家底押上了。这个时候，夏普又来搅局，但因为京东方已经吃过两次夏普的亏，所以在与合肥合作之初就曾问过市领导：如果夏普来了怎么办？领导曾表示过绝不动摇，所以这次搅局没有成功。

经过认真评估之后，王东升发现合肥还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位于长三角经济带，两个小时路程到武汉，三个小时能到上海，一个小时能到南京，仅这一辐射区域就覆盖了全国国民生产总值60%；6代线的生产线一天就要消耗掉2万多吨水，对水资源的需求很大，而合肥地处江淮，背靠巢湖，水资源的供应不成问题；更让王东升等京东方高管没有想到的是，安徽省还是个电力输出省；再加上有中科大的存在，合肥的科技人才密集，人员相对稳定；最关键的是，合肥市政府上下一心，市委*亲自带队抓这个项目，自上而下推进。最终合肥6代线顺利落成，成为我国第一条高世代生产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最大的一笔单体工业投资。

2008年，戴尔27寸液晶显示器售价7599元，还远达不到高清，不是窄边框，也没有护眼技术。到了2020年“双11”期间，戴尔27寸高清液晶显示屏在天猫的售价仅为949元；3000多元就可以买到70寸的高清液晶电视，各种国产品牌都有；而在2008年，只有三星和索尼能生产这么大的液晶电视，售价更是接近40万元，相当于当时北京、上海的小半套房。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而这些国产正是来源于诸如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维信诺等国产企业。国产显示面板行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彩电和显示器等价格的直线下降，也推动了华为和小米等国产手机价格的下降，促成了使用液晶屏幕的各类国产消费电子品牌的崛起。

尽管今天听起来这个故事颇有点郎有情妾有意、一座城市和一家企业互相成就，充满了温情的味道，但在当时却是饱受质疑的，合肥市政府领导顶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合肥市政府相关人士反驳外界对其投资京东方的质疑：“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算账，政府是要算细账的。一个京东方生产线，从开始建就能拉动300亿元的工业投资，建成之后的年产值就是千亿级别。从开建到完全投产不到五年时间，五年打造一个千亿级别的高新技术产业，这种投资效率非常高了。”新兴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效应很强，因为扎堆生产可以节约原材料和中间投入的运输成本，而且同行聚集在一起有利于知识和技术交流，外溢效应很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自身引力会不断加强，很难被外力打破。一个城市若能吸引一些行业龙头企业落户，就有可能带来一大片相关企业，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得一席之地，整个未来价值是难以用纸面数据来衡量的。

京东方在合肥先后建设了6代、8.5代和10.5代三条生产线，吸引了大量配套企业落户，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主要基地之一。这一产业使用的很多技术又与其他产业直接相关，比如芯片和半导体，合肥政府利用和京东方合作的经验和产业基础，后来又吸引了兆易创新等半导体行业龙头企业，设立了合肥长鑫，成为我国内存（DRAM）制造产业的中心之一。合肥的成功逆袭，不仅吸引了很多中央领导来视察，周边经济发达的江浙沪领导也都组团来考察，为合肥和安徽政府赢得了声誉。2008年至2019年，合肥的实际GDP上涨了3.4倍，高于全国GDP同期上涨幅度（2.3倍）。2020年，合肥GDP总量破万亿，新晋成为全国第23座“万亿GDP城市”。

草根逆袭的背后

任何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些非常励志但又心酸的往事。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如此，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合肥对京东方的投资是一次战略上的商业行为，带来了合肥的产业腾飞；那么合肥当年接纳中科大，而放弃了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有“钱”途的富士康，就是一次“改造城市基因的工程”。

1969年，当时正逢“京校外迁”，时任安徽省委*的李德生，将中科大引入合肥，表示“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并腾出了原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为了在局势好转后挽留想要迁回北京的中科大，还给中科大装了暖气，是当时合肥首家通气的单位，可以说给了最高规格的安置。不仅如此，当时穷困落后的合肥，生怕老师学生缺电不能好好学习、研究，干脆给了中科大最高级别的供电保障——政府可以停电，中科大绝不能停。你很难想象当年的沙场老将对教育会有如此大手笔的举动，更何况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值动乱、读书无用论泛滥之际，合肥对教育给了如此礼遇，不可谓不超前。正是这样的超前的意识，给合肥保留了科技的种子，种下的是科教兴城的城市基因。

1977年的中科大校门

区别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刻板印象，合肥市政府几代官员不为自己为官一任的政绩工程，而是目光如炬，着眼后世，为长远发展深谋远虑。面临重大项目时亲自下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政府要把项目先报给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完之后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以后给常委会。看起来这个决策流程很长，但是这就是合肥成功逆袭的关键：能够明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一个科学的决策制度。前有冲锋陷阵，后有容错纠错，让合肥在摸索的过程中避免了走更多的弯路，同时也让合肥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复杂性提高。

为了发展合肥，安徽把全省的大多数科研机构、大型企业迁往合肥，仅有记录的就26家，还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变成合肥的内湖，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整合扩融以后的发展方向。在“合而肥之”战略下，合肥也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从GDP增速来看，十年增长340%，年均增速达15.9%。要说这十年谁是全中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合肥当仁不让。

合肥产业集群

现在来看，这几年来合肥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不算辜负省内各兄弟市县的倾力支持。在新一轮高铁时代，错过江口、海口时代的安徽，真正有了崛起之基。中国经济版图将实现大洗牌，大合肥都市圈很有可能抓住机会，扶摇直上。未来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规划，让合肥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凸显，不仅提升了合肥与外部沟通的高效性，这也让其在省内的几何中心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人流、物流、信息流、科技流、金融流纷纷开始往合肥聚集。

尽管和南京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但和南京的“徽京”争夺战正开始成为全方位的较量。论科教，南京固然是高教大市，但合肥也是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虽然985、211、双一流、本科院校及在校大学生数量上，合肥还差南京一截，但也在疯狂补短。经过努力，目前合肥的普通高校数量（54所）已经超过南京（53所）；

论经济，虽然一个GDP总量全国前10，一个20名开外，但两者差距正在迅速缩小。2011年三分巢湖后，合肥GDP是南京的58.46%，2022年已上升至71.05%，平均一年缩小一个百分点还多。

如果进一步看产业结构，南京的6大千亿级行业中，除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外，其他5个——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普遍都偏重工偏传统。反观合肥，这些年从小家电到显示面板，再到半导体、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始终没停止过。光2022年，就新增了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光伏及新能源等两个千亿级产业。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和太阳能电池的产量更是分别增长了37.8%、37.2%、34%、27.6%和23.1%。这或许也是合肥这些年常住人口快速增长，并一举超越南京的核心原因。

争夺“徽京”

1955年，安徽籍著名作家张恨水只身南下，先到他的老家安徽，再去上海，然后折返去山东。他在合肥的行程，被他写进长篇系列游记《京沪旅行杂志》，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相比合肥，他所在的老家潜山因为是皖国都邑、安庆府昔日治所，所以更像是初当省会才三年的合肥的“前辈”，但是他依旧对合肥的未来寄予了更大的希望。不是所有人都像张恨水那样对合肥抱有好感和期待，因为不是谁都能想见，这个在解放时，城区面积仅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万，地小促狭的小县城，真的会长成日后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