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洋炮学先驱——孙元化

孙元化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强盗以炮舰横行东方。嘉靖初，明将汪鋐就奏称：“自古兵器未有出其（指火炮）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地，制造御虏。”（《殊域周咨录》卷9）嘉靖间（1522~1566），明朝造过洋炮，但未重视。到隆庆时（1567~1572），戚继光已叹西炮铸造法失传。

利玛窦等来华传教，也传进了西方科技，包括大炮。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有识之士最早接受西学，对炮术尤为重视，认为这才是经世致用之学，御敌强国之本，向朝廷建议购西炮，募西兵，抵御后金。（《徐文定公集》卷3，李之藻《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又提出全新的军事方略：“建敌台以护铳（炮），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之策，莫过于此。”（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6）由于朝中保守人士反对，明廷两次购炮才得14门，招西兵则半途而废。（《崇祯长编》卷34、35）

徐光启为国筹划，难尽心愿，是他的学生孙元化把他的筑台制炮的方略付诸实施，并一度使辽东防务出现大的转机。

孙元化是明末最出色的火炮专家，“所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明史》卷248）他还著有我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他一生以炮术报效国家，1621年条呈《备京》、《防边》二策，向辽省经略王在晋献策“筑台制炮”，与恩师徐光启主张一脉相承，可惜王在晋不用。1622年，孙承宗经略蓟辽，“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同上）孙元化的才能得以施展，参与宁远城的构建与防守。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被西洋巨炮击伤而亡。这就是有名的宁远之捷，崇祯帝敕封那门大炮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明朝将领遂对洋炮刮目相看。（《瞿忠宣公集》卷2，《讲求火器疏》）事实证明已筑台制炮是对付金兵最佳方略。袁崇焕说：“（我）兵不利*，祗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

1629年，金兵绕道辽省进攻京师，关内关外隔绝半年。孙元化在困境中守抚宁，救开平，复建昌、滦州、永平、遵化，所向皆捷。他驻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然不动，很重要的原因是发挥了西洋火炮的威力。（光绪《嘉定县志·人物志·孙元化》）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还述及孙与葡兵共守辽东事。

孙元化也铸造过大炮。早在崇祯二年（1622），明廷就命孙元化仿制西洋大炮。次年三月炮成，朝廷封巨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遣官致祭。（方豪《中西交通史》）孙悉心辽省防务多年，铸造过多少大炮，惜无记载。

崇祯三年（1630），皮岛刘兴治倡乱，徐光启荐举孙元化平叛，上疏说：“速召孙元化、王徵于登州。”还建议募用洋兵，说：“西洋统领公孙的等，宜差官星夜伴送前来。”说他所率25名炮手“可成一营”。又说中西“兵各异习，将各异心，其间经营联络，剂量分配，齐众若一者，非孙元化不可也。”（《徐光启集》卷6，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徐还推荐“熟谙西器”的郭士奇，“为孙元化赞画，分理经营，成效必速。”（同上，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开送兵部》八条）从中看出，徐光启是多么信赖孙元化，相信他熟谙西学炮术，必成大事，同时看出徐光启、孙元化对西学西士的全新眼光。

这年，孙元化受命为登莱巡抚。其时，徐光启筹划招募西兵300，正在赴京途中，由于给事中卢兆龙反对而被遣回澳门。孙元化上疏与卢辩论，并请调西兵至登州。（《崇祯长编》卷43）结果有25名葡萄牙炮手到孙元化麾下服务，其中有统领公沙的西劳和翻译陆若汉，这应是崇祯四年三月己卯后的事，因为陆若汉完成遣送应募的西兵回澳门任务，回到北京，于此日上《差竣复命疏》。

在登抚孙元化的努力下，我国一批懂西学炮术的专家云集登州，其中有《远西奇器图说》作者王徵，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还有《西洋火攻图说》作者张涛，任中军副将，登莱副总兵。方豪《中西交通史》记，葡人“陆若汉、公沙的西劳诸人参孙元化幕”，“中国士大夫之信西学者，亦多投孙元化。”因此，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驻节地登州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

孙元化任登抚在崇祯三年六月刘兴治作乱之后，至五年正月登州被叛军孔有德攻占，期间不足一年半，就在登州创建一支可观的西炮兵团，毛荆石《平叛记》卷上记：“贼破登州，是时尚有红夷火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这么多炮不可能是进口的，因为据史籍记载，明廷派人到澳门购炮只有两次，1621年购4门，1629年10门，均用于北京、辽省防务，登州之炮应是孙元化研制的。崇祯四年（1631）八月十九日，孙元化给兵部的报告说，当年四月十五日有造铳（炮）匠、放铳师53员到达登州。（《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崇祯四年八月兵部《题行稿薄》）登州成为当时研制火炮的中心。

孙元化苦心经营，铸造新式火炮，前程本是无量的，或许还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大的影响，无奈吴桥兵变，登州失守，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登州失守，西炮落到孔有德叛军手中，用来攻打莱州。《平叛记》记，崇祯五年（1632）二月十二日，“贼驾牛车运（登州）红夷大炮七八位入营，每位用牛四头，皆重二三千斤也。”大炮轰城，城墙多颓圮，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足见炮的威力很大。（《明史》卷248《徐从治传》、卷276《朱大典传》）

崇祯六年（1633）二月，明军收复登州，孙有德、耿仲明从海路逃走，投降后金，一定携西炮以博取新主欢心。孙元化造大炮抗金，结果却成后金向明攻击的利器。

明朝，一般人对西洋人都有戒心，对“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的西兵更是疑惧，甚至敌意。其实，用西炮募西兵，并非坏事，宁远之役西炮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西炮的引进还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将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恩格斯《反杜林论》）只可叹徐光启、孙元化之后，我国再也无人对西学西炮作深入研究，错失奋起赶上西方的第一次机遇。

国人对西人西兵的疑惧并没有根据，历史却留下中国人与西人合作的范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孙元化在传教士帮助下著《西洋神机》，都是明证。西兵为我所用也有实例，孙元化麾下27名西兵助守登州，都恪尽职守，其中12人阵亡，包括统领公沙的西劳，受伤脱险的15人，没有一人降敌。崇祯五年（1632）四月，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为公沙的西劳等15人请恤，是对西兵客观公正的评价。（《崇祯长编》卷58）

费赖之《入华耶酥会士列传·陆若汉》记登州之役，西士幸逃性命者，仅陆若汉与其他葡籍3人。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此记“与熊明遇疏不合，疑熊疏为得其实，而若汉之为明廷重视，优礼南还，则与教中记述固无出入也。”

雇佣军是国外政治舞台活跃的一支力量，我国明清两朝只有孙元化麾下一支。中国人从来是疑洋人，畏洋人，孙元化却信洋人，用洋人，洋人也乐为所用，矢志效忠，死而后已，足见孙元化的眼光、胆识和才干。

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时，还做了件有利于西学西炮传播的大善事，值得一述。崇祯三年七月，朝鲜使臣郑斗源一行39人，由海路经登州去北京，于次年六月由原路返国。郑斗源在登州时，与葡人翻译陆若汉酬酢往返，有所投赠，陆赠郑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西器，郑进献给本国国君仁祖，并答奏仁祖，说西国将士乐为孙元化效力，又称孙“清俭疏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还称陆若汉“似是得道之人”。（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卷23、24；《崇祯长编》卷39，三年十月辛酉条）朝鲜还保存《西洋国陆若汉答李荣后书》，李荣后是使臣郑斗源的译官。陆在信中说：“敝国之人喜远游，得至明国，向蒙隆遇，献以火器，少尽报效之忱，来到东牟（登州），幸逢贤达，聊以所译书籍奉览，讵意鉴赏若是耶！”从朝鲜人士记载可知，孙元化崇尚西学，礼待西士，人品极佳，与西人相处极好。

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除传播福音外，客观上还充任文化使者的职能，西学传华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与被称为明代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孙元化等人密切相关。1632年，孙元化被*，同时遇害的还有教友、西炮专家张涛，另一专家王徵被罢官流放。方豪叹息：登州这座“东陲之西学堡垒于焉解体矣”。（《中西交通史》）不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去世，西学的传播和天主教教务严重受挫，以西炮为例，再也无人通晓。当时人已感受到这一点，留下十分惋惜的记录。明末，瞿式耜《讲求火器疏》说：

臣考万历四十七年奉旨训练、遣使购求而得西洋所进大炮四门者，今礼部右待郎徐光启也；天启元年建议征广东，取得红夷火炮二十三门者，南京太卜寺少卿今丁忧阙李之藻也；深明台铳事宜，赞画关门建台置统者，今起升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孙元化也。天启六年七月，宁远守城，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后敕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却敌固圉，明效已见，乃迩来东面*动而绝无讲及于此者，则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瞿忠宣公集》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