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扎赫拉（Tara Zahra）将移民比喻为带有蒸汽的茶壶，是用英国移民国家的形象来代替，即通过冷凝器和管道将加热烧瓶（英国）连接到各种出口烧杯（定居者殖民地）的装置。
到目前为止，移民成为及时成为英国政府补贴白人流动，帮助其拥有全球和帝国权力的一种手段，为这个移民国家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阻止种族化流动的方式构建的。
归根结底，公民身份同时以包容和排斥为基础，保持边界以对那些属于移民的人，以及法律声称可以合法地被驱逐出政治社区的人进行分类，阻止大英帝国的黑人、亚裔移民和赞助白人流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或者说，为了用烧瓶和烧杯来作为扩展帝国主义化学仪器的比喻，英国的移民国家将移民引出英国，同时重新定向或封锁连接印度的其他管道，特别是白人定居点的殖民地。
这个过程在1833年大英帝国解放和“学徒制”衰落后不久就开始了，奴隶在他们的前主人种植园工作了五年，直到1837年，为补偿这些男人和女人的“所有者”而筹集的两千万英镑是1815年以来最大的单笔支出， 19世纪英国国家允许前奴隶主将他们的钱再投资，最后通常是向帝国主义企业投资。
克里斯·曼贾普拉（Kris Manjapra）认为，这提供了一个原始凯恩斯主义的“大英帝国的伟大金融刺激计划”，解放后，出现了所谓的“自由劳工”制度，南亚和东亚劳工大量迁徙，以取代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界沿海地区的奴隶劳工，其形式通常是以契约的形式。
这一过程将长期建立的亚洲移民网络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并导致大英帝国的代理人对印度洋上的商人主导和对次帝国网络的监管和镇压，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种植园综合体”，主要吸引了南亚和东亚工人前来务工。
工人将耕种带入土地，资本和合同确保了 1860 年代至 1890 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原材料的出口，包括轮胎、子弹橡胶， 装有咖啡、茶叶、糖等其他商品的麻袋黄麻，以及遍布于全球的电报电缆。
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因“盎格鲁世界”的出现以及解放后的种植园综合体而发生变化，这两个区域的基础是移民制度，就形成了所谓的英国移民国家的两个方面。
这些大迁徙推动了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种植园农业，两者都被金融资本主义加速，因此，虽然在大英帝国这些不同区域中以帝国政治为中心很重要，但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当金融资本推动移民从南亚和东亚到种植园综合体时，土地和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空间化在资本主义动荡的全球边界上成长起来。
移民控制、关于种族和气候的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快了定居者资本主义扩张与“热带”密集采掘业的点彩种植园边界之间的区别。
引导、指导和修复白人定居者和亚洲契约劳工的两种行政差异化流动，导致了中央协调的殖民地土地和移民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一直存在到 1878 年，与此同时，在定居者帝国，欧洲血统的政治家和工会开始形成一种白人身份政治，无论是契约还是作为私人乘客自由流动，都反对中国和南亚劳工的登陆。
这意味着南亚的自由和契约移民越来越多地被关在“种植园综合体”内，不允许进入“温带”地区定居者帝国，这种排斥政治和定居者殖民地中对“自治”的讨论越来越多，导致许多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人将他们的帝国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自治”定居者殖民地的帝国，和不同种族的臣民的“附属”殖民地。
随着“大不列颠”的旧思想衰落，定居者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新的“自治领”中成长起来，定居者殖民地开始被帝国主义者理解为“国际大家庭”，而不是大英帝国的次级前哨，这种将自治领土重新想象为独立国家的做法产生了奇怪的史学影响。
虽然，自治领土绝对是英国性和新兴的“帝国种族”理想的中心，但定居者帝国在现代英国的大多数历史中几乎没有出现，即使在“新帝国历史”中也是如此，在写“超越国家”时，它倾向于关注英国与其帝国的共同构成，“自治”殖民地甚至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感觉在许多史学中几乎消失了，就像茶壶中蒸发的蒸汽一样（再次引用塔拉·扎赫拉的比喻），这是所谓的“英国世界”的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求解决的问题。
帝国在“自治”和“附属”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分叉具有历史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具有历史学根源。
帝国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政治统治区域——依赖和自治，通常以关于身份和来自“母国”英国的移民的历史叙述来证明。
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作为向所谓的“自治”过渡的过程的一部分，澳大拉西亚，南非和北美的立法者越来越多地赋予欧洲移民作为“白人”的价值，与南亚和东亚移民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弗雷德·迪肯（Alfred Deakin）来说，大英帝国过去和现在都应该是一个“白人帝国”。
但是，这种白人种族至上的明确声明与大英帝国的经济政策相悖，这些政策依赖于帝国内亚洲和欧洲移民的流动。
十年前，在帝国主义者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努力影响移民控制的言论之后，阻止亚洲移民进入定居者殖民地的理由已经转变为基于识字测试的“教育”标准。
张伯伦指出，定居者殖民肤色种族主义激起了在印度的英国臣民的不满，以日本是“劣等种族”为由阻止日本移民将使帝国与日本的新海军联盟处于危险之中，对于 1899 年至 1905 年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来说，大英帝国必须保持其以印度为中心的取向，并抵制在定居者殖民地限制移民的呼吁，否则就有可能失去其帝国的帮助。
然而，正如澳大利亚总督诺斯科特勋爵在1906年所报告的那样：“英国人不理解澳大利亚在处理有色人种方面的困难，它永远不会淹没英国，但可能会淹没澳大利亚。“在南非，对大英帝国及其种族等级的不同看法在世纪之交发生了特别强烈的冲突，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在给利奥·阿默里（Leo Amery）的信中说，如果不加以控制，低等种族将超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如果大英帝国意味着将可居住地球的平衡移交给亚洲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英国人必须“教导印度人认为他们的未来在亚洲”。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默里和柯蒂斯认为，印度初期的民族主义应该与限制性的流动性相结合，而在“白人自治领”中，英国籍移民的自由流动和白人民族主义将“解决”对种族退化和帝国衰落的担忧。
这导致了帝国内部的严重紧张关系，柯蒂斯和阿默里的论点给那些寻求平衡，和所谓的“白人帝国”的利益与寇松勋爵等优先考虑“印度中心主义”的人所采取的立场，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帝国等级制度顶峰的一些人担心移民控制最终会成为打破大英帝国的磐石，正如一位以“Viator”为笔名的作者在《双周评论》中所解释的那样，将南亚人排除在定居者殖民地之外，可能会创造印度的政治统一和亚洲的战斗统一，历史学家Cees Heere解释说，“亚洲的镜子”是“白人的世界”。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英国官僚和帝国主义者使用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语言来描述帝国的归属纽带，英帝国主义者通常避免白人至上主义的论点，就是因为他们想保持对不同人口的暴力控制。
英国政治家和官僚担心，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帝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
他们在表达对移民控制的支持时犹豫不决，并不是因为否认他们在自治领土所信奉的白人至上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担心反殖民反弹正在酝酿，特别是在民族主义者和散居的南亚人中，他们担心公开宣称白人至上主义会推动“大不列颠”出现反对世纪跨国主义的声音，泛亚洲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他们的理论家明确援引，以反对白人定居者跨国主义。
因此，约瑟夫·张伯伦坚持所谓的“纳塔尔公式”，以南非的殖民地命名，迫使登陆定居者殖民地的亚洲人参加识字和语言测试，作为以种族为由明确禁止他们的不那么公开的手段，抵达的移民必须用欧洲语言书写，哪种语言是由移民官员自行决定。
在加拿大，1907年，当局试图建立护照制度来限制印度移民，从1908年开始，立法者制定了一项政策，只有那些通过“连续通道”到达的人，也就是说登上一艘直接航行到加拿大的船而不在其他港口过境才能登陆。
然后，加拿大人在确保没有私营公司提供这种连续的通行，而这些政策旨在限制南亚移民，并解决印度人，就像加拿大人和英国人一样，是王室臣民的事实，再加上越来越重的“人头税”要求在移民抵达时一次性支付现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除了最富有的南亚人和最懂欧洲语言的人之外，几乎不可能自由移民到英国的定居者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