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亲征录》是有关蒙古历史的汉文史料中较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对成吉思汗早年事迹及统一蒙古各部，向西发动军事征讨、南下攻金和窝阔台汗灭金等均有记载，虽较《蒙古秘史》简略，但由于其与前者的史源并不相同，而与《元史》太祖、太宗两朝和《史集》的有关记事可以互相印证，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伯希和晚年投入巨大的精力对《圣武亲征录》进行注释，但到1945年他逝世时，全书的注释工作并未完成。其弟子韩百诗对遗稿进行了整理，以《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战纪》为名出版了这一作品，堪称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之作，其学术重要性，不下于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国内学界向来早闻其名，但由于这部著作系用法文撰写，故利用尚不甚广；并且因为其涉及的专有名词较多，涉及的史、地知识广泛，因此一直未能向国内学界全面译介，学者和爱好者无由获窥全豹。
今年8月，该书由尹磊译为中文出版。该译本不但忠实翻译了原书，还广泛吸收了国内外蒙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引用文献进行核查，对有疑义和不准确之处加以注释，对原书所引《史集》中的波斯文，利用多个版本进行校勘，从而使本书的学术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记者：韩百诗在《圣武亲征录（法文译注本）》前言中写到，他的老师早在1941年就对《圣武亲征录》一书做了注解。从1941年算起，到现在已有80年了，为何还要翻译它？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尹磊：学术著作并非是越新越好的。在伯希和还在世的时候，他的一些论文就已有冯承钧先生译成中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耿昇先生又翻译了伯希和的一些著述。但伯希和的几大重要著作《马可波罗注》、《圣武亲征录（法文译注本）》、《金帐汗国史评注》都还没有翻译过来，这其中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伯希和的学问十分渊博，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翻译的难度是十分巨大的。就拿目前译出的这部《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战纪》来说，涉及到蒙古史、中亚史、藏学、伊朗学、历史地理学、音韵学、宗教史等等各方面的知识，最长的一个注释有47页，将近4万字，可以说每一条注释就是一篇论文。到目前为止，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中的许多学术论断，都仍是不刊之论；其作为《圣武亲征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的地位，也没有被取代。它的很多成果，都被蒙元和民族史学界所接受和利用，但伯希和是如何推导出这些结论的，换句话说就是他是如何天才的运用不同文字的历史资料进行对勘的，中国学界还不甚了然，所以中译本的出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问题。
记者：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我们能看到《圣武亲征记》成书的大致过程。《圣武亲征录》这个书名是译自蒙古文还是汉人自行起的？
尹磊：《圣武亲征录》这个书名，是在该书于13世纪后半叶由史臣编撰完稿时所采用的，“圣武”来自于成吉思汗的尊号“圣武皇帝”。据伯希和的研究，这部书的史料来源，应该是一部现已佚失的蒙古文编年史，也就是《阿勒坛·迭卜帖儿》即“金册”。蒙元时代另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即拉施都丁的《史集》，在叙述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的相关史事时，应该也是利用了“金册”，因此今本《圣武亲征录》的相关纪事，与《史集》的内容往往能够对应起来。但《圣武亲征录》与《史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缺少了有关成吉思汗祖先的情况。因此伯希和怀疑，今本《圣武亲征录》应是在一个源自于“金册”的原始文本的基础上编撰完成的，并且在完成之后，就和《蒙古秘史》一样被收藏于内府，并且不允许汉人观览。直到明朝建立后，这部书才重见天日，并被陶宗仪收录到他汇集的大型丛书《说郛》之中，这也是目前所知《圣武亲征录》最早的版本。
记者：对研究蒙元史来说，《圣武亲征录》在东西方学界的流传及影响情况如何？
尹磊：《圣武亲征录》是在清代末年学者注重西北史地之学的潮流之中得到整理的著作之一，最初进行校勘整理的有何秋涛、李文田、沈增植、文廷式、丁谦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他们关注《圣武亲征录》的原因，一方面是何秋涛所说的那样，感慨于《元史》记载太祖一朝史事的简略，从而利用它来弥补史臣的阙漏；另一方面则以沈增植、丁谦为代表，乃是出于对“蒙古地理学”的兴趣。等到王国维的校注本闻世之后，可以说在全面吸收前面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校勘最为精密的版本。在中国之外，《圣武亲征录》也引起了很多关注，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俄罗斯汉学三巨匠之一的巴拉第，他完成了第一个西方语言的译本；在日本则有那珂通世的《校正增注元亲征录》。
众所周知，伯希和（Paul Pelliot）是20世纪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他不仅以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多个遗址所藏文书卷子、经幡绘画的发现者和转运法国的经手人而著称，更以其渊博可畏的学识为世所重。伯希和的治学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他的弟子们往往仅能取其师之一瓢，韩百诗（Louis Hambis）的蒙元史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
《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战纪》的底本实际上是由韩百诗从汉文的《圣武亲征录》译成法文并加以简单注释的一个稿本。韩百诗的这项工作，是应伯希和的要求，于1931年也就是他25岁的时候开始进行的，直到1935年29岁时完成了译注本的初稿。在接受了伯希和对初稿的指点之后，韩百诗又对自己的翻译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但等到1941年他同伯希和再谈到此事的时候，才发现伯希和不仅对他的翻译进行了订正，而且大量补充和改造了注释的内容，正像伯希和的另一位弟子丹尼斯·塞诺对乃师治学所采用“水蛭学问”（leech - scholarship）的评价所说，“当他分派韩百诗翻译……《圣武亲征录》时，他是为了搭设一个蓬架，好在上面铺上他自己评注的葡萄藤”（参见丹尼斯•塞诺《怀念伯希和》，罗新译）。当然，这可能是作为“葡萄种植者”的伯希和在生命结束前种植的最后一株葡萄藤了。
由于二战的爆发，法国遭到德国的全面占领，从一开始就是纳粹政权抵抗者的伯希和，陷入了艰难的境遇之中，据塞诺回忆，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伯希和还曾经被短期逮捕过。从《圣武亲征录》一书也能看出当时局势的痕迹，在书中他多次提到，“目前的状况不允许我们在新出准确的高比例地图上确定这些名称 ”；“很可惜我既未能参考箭内亘的著作，也未能参考《热河省全图》，幸运的是《钦定热河志》中汇集了很多我所未见的文本，在当前我所处的不利的环境中，这就是我所能搜集到的了 ”。当时，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已经完成，据伯希和自己所述“正在印刷之中 ”。因此，《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可以说是伯希和学术生涯最后的一项大工程，很可惜的是，当伯希和于1945年去世时，他仅完成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篇幅的注释。韩百诗对这份遗稿进行了处理，并于1951年由莱顿的Brill出版社正式出版。
记者：此次出版的《圣武亲征录（法文译注本）》相较前人的翻译，做了哪些改进？
尹磊：伯希和、韩百诗的《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战纪》的前言和最初的若干注释，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刊载在《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上，但是错误较多。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亲征录》里开篇提到了成吉思汗诞生地在“跌里温盘陀”山，伯希和对其名称做出了解释，而这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不知道法语的la rate 一词还有“脾脏”的含义，便径直采用其常见的一个译名，称“跌里温盘陀”山是“雌鼠的山岗”的意思，但实际上，这座山名字的蒙古语含义是“脾脏形状的山”，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本书的翻译，不但在对法语的理解上力求准确，并且原书所引用的大多数汉文文献，都尽可能的查找原文进行了核对；其所引用的《秘史》片段，也基本上诸条、诸字进行了核对。并且还利用《史集》的不同版本对原书引用的波斯文进行了校勘。此外，还加有大量的译者注和校者补注，对原书不准确之处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记者：前几年看到一种说法，说治蒙元史不易，最大困难是史料残缺。按我的理解，可能是指汉文史料相对较少，尹老师精通许多语言，就您所知，蒙文或其他文字的相关史料情况如何？是史料残缺还是语言障碍构成了一道蒙元历史研究的屏障？
尹磊：蒙元史的资料其实非常丰富，除了正史、政书、文集、笔记之外，对于保存了元代行政制度和社会生活大量鲜明案例的《元典章》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元史研究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汉文史料外，有关蒙元史的主要资料还有《蒙古秘史》、《黄金史》、《黄金史纲》；波斯文的《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瓦萨夫史》；阿拉伯文的《全史》、《扎兰丁传》、《眼历诸国行纪》，以及不少藏文记载，还有回鹘文、八思巴文的史料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拉丁文、亚美尼亚、叙利亚文的记载等等。当然最为一般读者熟悉的还是《马可·波罗游记》。
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读陈得芝先生的《蒙元史研究导论》，你会发现蒙元史方面的资料真的是相当丰富。我也不认为语言障碍是蒙元史研究的屏障，关键在于蒙元史的特殊性，可以说研究蒙元史如果不具备整体史的眼光，是很难把握住当时的时代面貌的。在“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总的来说，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之下，大量的人员、物资、技术、观念和宗教信仰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如果只从一种语言的史料去看，往往得到的仅是片面的乃至不准确的结论。
记者：自《圣武亲征录（法文译注本）》出版以来，这80年间，学界对成吉思汗、窝阔台两朝的史事研究的情况如何？
尹磊：这里想谈谈伯希和之后的《圣武亲征录》研究的情况。贾敬颜先生自1956年以来利用多达十几个不同版本对《圣武亲征录》进行校勘，历经20余年完成了《圣武亲征录斠本》的初稿，并于1977年左右以油印的形式印发学界。后来又增补了大量内容并对初稿进行了删改，惜贾先生生前未能出版。整理者陈晓伟又花了3年半的时间进行整理，最终于2020年以《圣武亲征录（新校本）》之名问世，堪称不易。但可惜的是，这个本子的问题仍旧不少，而且没有能够很好的吸收《圣武亲征录（法文译注本）》的相关成果。近年来，美国学者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精研《圣武亲征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系统梳理《说郛》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等（艾骛德著、马晓林译：《〈说郛〉版本史——〈圣武亲征录〉版本谱系研究的初步成果》），据称他的研究成果近期即将出版，或许他的这个版本将会取代此前诸家，成为最好的本子，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尹磊，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新疆大学、南京大学、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EPHE），主要从事欧洲早期汉学、明代江南社会和丝绸之路上的知识传播研究，通晓英、法语，并能够熟练使用日、西、意、阿拉伯及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现为中国科举博物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