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的一生，在政治舞台上经历几番大起大落，“曾经沧海难为水”，难免有看破红尘之念，而在家庭生活中更是让他经历了太多的身心交瘁。
奕訢最大的不幸是儿女多早殇，侥幸活下来的则难堪造就。他有四个儿子，长子载澄、次子载滢、三子载浚、四子载潢。其中第三、四子俱幼殇。长子载澄袭贝勒，成年后胡作非为。这三个儿子都死在他的前面。
另外一个儿子载滢，一度过继给奕訢的弟弟钟郡王奕詥，袭贝勒爵位。庚子事变（1900年）时，因卷入义和团运动又被夺去一切职衔。
奕訢的长子载澄（1858-1885年），人称“澄贝勒”，天资聪颖，诗文俱佳，但放荡顽劣，劣迹斑斑，让奕訢头疼不已。据说载澄有病，奕訢不忧反喜，日日盼其死，岁延医吃药，不过掩人耳目。
载澄日久病重，家里人报告奕訢，说：“姑念父子一场，还是看他一眼。”奕訢走入载澄卧室，见他侧身而卧，气若游丝。浑身黑皱绸衣裤，上用丝线绣满蜘蛛，奕訢不看则已，一看大怒，喝道：“就这一身匪衣，也该早死了！”说罢，掉头而去，载澄很快气绝身亡。
奕訢为什么这么大怨气？载澄人品顽劣，倒也罢了，关键还是他带坏了小皇帝载淳（同治皇帝）。载淳与载澄一为君一为臣，毕竟是亲叔伯兄弟，两人年龄相近，载澄年长两岁，且自幼在上书房伴读，与载淳气味相投。
长大后，载澄经常出没于声色犬马之地，见多识广，常把外间的奇闻趣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小皇帝听。载淳亲政后，禁不住诱惑，常与载澄微服出宫，流连于青楼妓馆，最终染病早逝。
载澄死后无嗣。奉太后懿旨，把载滢（二弟）的长子溥伟（1880-1937年）过继给他。奕訢去世后，溥伟袭亲王爵，成为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其人风度翩翩，擅长辞令。
光绪帝载湉去世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溥伟29岁，在皇族近支中溥字辈中，他年龄居长。溥伟自以为祖父功高，觊觎帝位之心尤其强烈。谁知慈禧太后最终选定了醇亲王载沣之子、3岁的溥仪继位。
溥伟为此愤愤不平，日久生疾，只好求医问药。某宗室显贵私下嘲笑他：“这是患的心病啊，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两不可。”另一个补充道：“哪里，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
溥伟的不满，在皇族内尽人皆知，所以宣统一朝，他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猜忌，未能跻身于权力中枢，只当了一个挂名的禁烟大臣。但他继承了恭亲王府的庞大家业，仍安享荣华。
1914年，溥伟避居青岛租界，收入锐减，仍旧挥霍无度。家中仆役成群，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应吃喝日用均从北京采买，鸡鸭鱼肉和咸菜只要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不一而足。
每月开支三五千元，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只好把地租分为两份，留给北京家人一份，青岛一份，王府管事人等也分为两拨，依旧费用不减。
溥伟的下场很可悲。他先跑到青岛想投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迁于大连，与日本人建立了联系。他在穷苦潦倒中仍对“亡国”一事耿耿于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占领了辽宁、吉林等地。
溥伟企图借助侵略者的刺刀，实现它复辟清朝当皇帝的梦想，为此特地跑到沈阳祭陵。不过当时的日本正扶持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傀儡“执政”，认为溥伟祭陵行为与“日本有相矛盾的地方”，令他立即终止祭陵活动，并将他赶回大连。
溥仪对他也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他一个职位，连零钱也不肯接济。后来溥伟贫困至极，死在了长春的新华旅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