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某处庭院之中，不时传来一阵笑声。
位于首座的，正是名满天下的孔融，当时文坛执牛耳者。酒过三巡，这位大儒收起往日严肃，开口便是一个“荤段子”：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
料谁也没想到，身为孔子二十世孙的孔融，竟发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语。
不过，孔融本人恐怕没想到：多年之后，他竟然会因为这句“不仁不孝”之语，被曹操诛灭满门。
这一年，刚好是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定鼎北方，进丞相之位。他担心汉臣颇有微词，故而打算用一位大名士来“*鸡儆猴”。
孔融蜚声文坛，被曹丕冠以“建安七子之首”，又多次顶撞曹操，自然是个绝佳“靶子”。
话虽如此，曹操诛*孔融，却并非是为了维护儒学的高高在上。其真实目的，是想要将孔融“不孝”之罪“实锤”，从而把高高在上的“儒学”拉下神坛。
孔子的后代，当代儒学领头者孔融，竟然带头“不爽”儒学，那天下士子对于儒学还有信仰吗？
傅玄云：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
曹操并非是好法术，因为他知道，只有通过法家的这一套“暴力”手段，才能将儒学快速打落尘埃，一如当年的秦始皇与李斯。
01、魏武与世族的对抗
曹操出自县里小族，见惯了文人相轻、世家倾轧的现象。他深知：只有打击自两汉以来的儒学，才能从根源上改变社会的格局。
何至于此？一言以蔽之：东汉豪族儒学化的倾向，愈发普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朝廷对于儒学愈发重视；到东汉时期，太学学员数量高达三万余人，就连皇帝，都带头研习儒家经学。
这时期，曾写过《汉书》的班固，也带头编撰过另一部重要文化典籍——《白虎通义》，它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典籍。
上行下效，当掌权者开始向经学靠拢之时，渴望政治待遇提高的豪族们，也纷纷研习儒家经典，并以《诗》、《礼》传家。
不过短短百年光景，一些世家便完成了“儒学化”的转变。到东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已经成了世族高门的“标配”之一。
随之而来的，则是各位大名士的“养名”之路。彼此关系相近者，通常会“激扬文字”、“互相题扶”。就像小说《三国演义》中，孔融、祢衡与杨修三人，每天都互相吹捧，大吹法螺。
更严重的是，这种风气直接影响到了察举制的选拔。作为汉代最基本的选官制度之一，而察举制的一个流弊，便在于才子德行的好坏，直接受地方长官所累。
如此一来，州郡高族之间互相题扶，便成了常事。如此一来，寒门想要入仕，须得向地方长官表现忠诚，或以师徒相称，或是通过联姻。
反观士族子弟，却能轻松入仕。汉末时期的孔融、曹操、袁绍等人，皆是举孝廉出身。但问题是：这些士族子弟的“孝廉”之行，多是地方长官吹捧出来的“气球”，一捅就破。
02、朝政儒学化的利弊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蜀汉后期出现的窘境。要知道，刘备与诸葛亮的选官原则，是与汉代选官一脉相承的。
简而言之，重名气而轻才学！
刘备入蜀之初，便招揽了两个“吉祥物”。一个是许靖，一个是马超，二者一文一武，其相同点在于：名气太大，但就是不给实权。
关于这一点，法正在劝谏刘备接纳许靖之初，便说得很清楚了：
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
这个想法，固然是好的，但是后面的一以贯之，却将蜀国政坛拖入了泥沼。诸葛亮按德行、名气选拔出的人才，除蒋琬、费祎之外，如马谡、诸葛瞻、董阙、姜维等人，只是言过其实，不可堪当大用。
回过头来，再看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便知其眼光高绝。为吸纳寒门人才，曹操摒弃了他们出身、德行上的不足，这才造就了曹魏账下日后“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盛景。裴松之注引《魏书》评曰：
（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话虽如此，这种“唯才是举”的选拔方式，并非是一劳永逸的。
在曹魏后期，一些隶属于曹魏嫡系的重要官员，竟然倒向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可见这些人的才能虽然过人，但品德却是无法保证的。相比之下，蜀国后期人才虽然凋零，但品行却是值得保证的。
至于主张投降的谯周等人，却是益州土著的话事人，他们迷信谶纬思想，常年被刘璋、刘备、诸葛亮打压，在邓艾灭蜀期间，这才得以抬头，要以劝降之功以证其名，端的是鼠辈人物。
不过，曹操的这种行为，却已经对传统的封建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虽然曹操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建立起属于曹魏的阵营，但这种方式的确是给了儒学一个重大打击。
儒学衰落，不一定是坏事。最起码，当时的社会思潮，迎来了一次新的转变。就拿魏文帝曹丕来说，虽然贵为世子、皇帝，却始终能用平等态度与自己的好友交流。
阮瑀去世，曹丕便以妇人口吻为其撰写悼文；王粲去世，曹丕竟与三五好友一起发出驴叫，只因王粲生前，是最爱听驴叫之声的。
除了传统的等级制度遭到冲击，人们在婚姻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女子从一而终、双方门当户对的理念，逐渐淡化。
这些社会现象，都表明了儒学的衰落。市场份额本就这么大，儒学的影响降低之后，其他思潮也自然而然兴盛了起来，这其中，佛道两大教派最为显著，可谓蓬勃发展。
汉末三国，社会变革，思潮涌动，传统的儒门经学遭到部分统治者的抵制。
实际上，魏蜀吴三国，皆是寒门乍贵，缺少士族儒学化的特征。
曹操崇尚法家兵家之学，孙权嘲谑无度、不好儒学、不通礼法，唯有在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也勉强留存一二。在儒学停滞不前的同时，其他思潮汹涌崛起，那就是道家与佛家。
严格来说，道教与道家，虽然都是以老子为尊，但并非是一个概念。兴起于汉末时代的道教，也主张道法自然，但其主旨却是羽化而飞升。话虽如此，道教的发展的确为道家思想的普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痛苦的时代，必将引起思潮的进步，道家亦如是也。
01、两个奇葩团体：太平道与天师道
道教发展的高峰期，在于四个主要人物：前两个，分别是太平道与天师道的“掌门人”——张角与张鲁；后两个，则是曹操与孙权。
太平道，就是黄巾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桓、灵期间，张角在中原、河北一带进行传教，并广收弟子。这段时期，正是瘟疫、灾祸、饥荒横行的时期，无数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趁此时机，张角命弟子在各地免费救助百姓，并用符水治病救人，于是“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这黑暗中的一束光，让无数百姓甘愿成为张角大法师的“忠实粉丝”，并由此开始了“人传人”现象，这就是所谓的“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
张角的风头，一时无两。后来，消息提前被人泄露，张角也丝毫不慌，当即原地高呼起义。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太平道教众，都纷纷举起手来响应，短短数月的光景，便“觽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这是何等可怕的影响力与统一力？多年以后，曹操深以为然。
暂且放下中原的太平道，再看看巴蜀地区的天师道。这个奇葩团体，因它的“会员费”只要五斗大米，故而又称“五斗米教”。
小时候看过的《天地传说美人鱼》，里面有个天师叫“张道陵”，其历史原型，便是汉中太守张鲁的爷爷。
张鲁很有想法，也精通洗脑手段。早些年，他便在汉中、阆中、巴中等地传播天师道。后来刘焉入蜀，张鲁凭借母亲关系与之密谋，断绝蜀道，让巴蜀地区成了个“独立王国”。
在刘璋继任益州牧后，张鲁公然自立，并采取“政教合一”的方略，将整个汉中打造成了一个铁桶般的“围城”。与太平道类似，张鲁也命人在道路两边设立摊子，以救济来往行人，从而赢得无数百姓效忠。
太平道与天师道，就是汉末道教的主要力量。当然，随着二张相继覆灭，他们的大量“粉丝”，也被一个人给乐呵呵笑纳了。这个人，就是曹操。
02、曹操、孙权：推动道教合流
乱世期间，道教虽遭受重创，但依旧茁壮生长。曹操起家的第一“资本”，靠的便是青州兵。而这支号称三十万之众的骨干力量，其中多数人员，便是黄巾军中的太平道教众。
尽管，曹操此举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他的确保存了这个不可小觑的火种。按《抱朴子》所言：曹军之中依旧有不少知名人物，在从事道教活动，如管辂、王图等人，他们甚至有相关著作传世。
北方的道教留有喘息之机，江南的道教也不甘落后，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是江左地区自古以来便“俗好巫鬼”，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至于江东本地的豪门儒族，多数都是由中原南渡而来，如张昭、诸葛瞻等人，无法以儒家教化江东百姓。
其二，是孙权的个人喜好。不过，与曹操不同，孙权接纳道教的主要原因，还是与他迷信谶纬思想有关。
按《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病重期间，孙权便派了一批道士在星辰之下为其“开坛做法”。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城隍庙，也是孙权的首创。正是因为孙权崇尚以神权治理江东百姓，才会让三国后期的道教，不退反进，大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显然，孙权、曹操对道教的态度，是三国后期道教合理的主要因素。
而这，也说明了一点：在当时那个时代，唯有便于统治的思想，才更容易被当权者所接纳。
参考文献：《三国志》、《后汉书》、《汉晋春秋》、《抱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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