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文献，如《史记•夏本纪》《世本•帝系》和古本《竹书纪年》等都记载了夏后世系，但略有不同。
《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太史公说明了夏人的渊源，但“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不如《竹书纪年》记载可信。
《纪年》记载：禹居阳城，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禹立四十五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夏后氏通过天赐玄圭、铸鼎象物和改造韶乐，掌握神权、政权和族权，建立起具有广域王权的夏王朝。
1、禹平治九州，天赐玄圭，掌握神权。根据历史地理和气候学家研究，距今7200年至6000年，是全新世大暖期中最稳定、最温暖的阶段，也称大暖期盛期。同时也是中国东海平面抬升最快，从而西侵内陆最深远的时期，距今7400年时，渤海的海岸线已西至燕山、太行山脚下。距今约6000年时东海平面上升至最高，比今海平面高近15米左右，渤海湾海侵向西最远处深入到今河北沧州青县。
距今7000年至4000年前，华北平原洪水泛滥，沼泽众多，不适于人类居住。
这与孟子说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与《史记》记载：“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体一致。
夏部族善于治水，托神话之说以彰显，“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而禹治水功成，夏部族以龙为图腾。
《竹书纪年》记载，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尧听从四岳建议命夏部族首领鲧治水，鲧治水九年，以堵为主，淹没众多土地，被帝舜放逐羽山而死。帝舜又命鲧之子禹为司空，继续治水。
《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已成，帝舜赐玄圭，赐土姓。史家认为，禹治水成功，与禹以疏浚导水为主、壅堵为辅的治水方法有关，与禹有很强的号召力、组织力有关，与禹以身作则、殚精竭虑治水有关。其实，禹治水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禹占有天时。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指出： 气候重建结果表明4.2～4.0kaBP气候事件的结束时间，亦即气候好转的开始阶段，在测年误差范围内恰好对应于传说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开始。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研究表明，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往往是快速、突变的。如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记录的气温变化表明，在新仙女木事件后的快速转暖过程中，气温在短短的20年左右上升了6一7℃。青藏高原东缘红原泥炭沉积物的记录非常明显地揭示出4.OkaBP事件之后的气候快速回暖。
古本《竹书纪年》记述舜任首领的晚期（舜四十七年冬），“陨霜，不*草木”，《吕氏春秋．应同》亦载：“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
因此，自然证据和文献证据均表明，4.OkaBP事件后的气候好转可能发生在舜晚期至大禹受禅时。一旦气候好转，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自然减少或消弭。但先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知识，由于饱受洪灾，他们更注重结果。
禹治水之后，九州方可安居，其功高五岳，德被四海，于是“天锡玄圭，告厥成功”。玄圭是当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赐玄圭是君权神授的象征。帝舜代天赐禹玄圭，玄圭便成为大禹平治九州、四海会同、膺受天命的象征物，是夏代的核心礼器。史载“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而欲以为后”，帝舜想让禹继承帝位。
2、夏后方盛，铸鼎象物，掌握政权。禹成为执政官后，部落联盟领袖的专制权力大大加强。由氏族民主过渡到个人专制，是当时阶层分化和斗争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建设大型公共工程与大自然斗争的需要，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权力，禹便到处巡行，对各地部落发号施令。禹在涂山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领集会，各部首领都带许多礼品来朝见他。禹在会稽大会诸侯并计算分配贡赋时，有个部落防风氏的首领因故迟到，而被禹下令处死。
禹扩张的*也很强，趁“三苗”内乱之机，带领军队征伐南方的“三苗”部落，并在出征前发表了誓师词，表示要代表上天来惩罚“三苗”。经过鏖战，大败“三苗”，“三苗”逃入汉水、丹水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有的到达了江南。大禹在治水以及军事、政治上的成功，使他逐渐由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联盟首长，演变为个人专断独裁的君王。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禹启父子命令各氏族部落，将他们所崇拜祭祀的天体神灵与祖先神灵图像，连同他们族内所生产的青铜材料，一并贡纳上来。
夏族用这些青铜材料铸成“九鼎”，即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表明已取得他族的神权、政权、族权。陈霆《史记评林•秦本纪》说，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贡赋之则，铸之于鼎，若曰为后世之法程。夏亡而鼎入于商，商亡而鼎归于周，三代相传，号称神器，迨周之季世，七雄僭王，私计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后世得国玺然者，于是争起染指之谋，而周之君臣，日夜惴惴，谓夫鼎存而祸存。遂阴计毁之，其称沦入于泗者，计一时诡辞，后世乃传信之耳。
3、篡夺韶乐，改作虬歌，掌握族权。禹、启还将各族神灵的图像铸在“九鼎”上。这实际是通过宗教手段独占各族的生产资料及各族沟通神灵的权力。禹启父子所为主要针对东夷有虞族。
《墨子•耕柱》记载：“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上饗。’”蜚廉即费廉，是东夷族伯益的儿子；“翁”即伯益的“益”字之借；“难雉”即*雉；“乙”通“以”。夏启铸九鼎时使东夷蜚廉折金于山川，又使东夷族伯益*雉以衅龟而卜，表明夏族支配与控制着东夷集团的神权、族权。
后来夏启又夺取了东夷有虞族的祭歌颂诗《韶》乐，并将其改造成《虬歌》，即《夏歌》。东夷有虞族以凤鸟为图腾，中原夏族则以虬龙为图腾。
韶乐属于古代的雅乐，起源于远古东夷先民的乐舞，商周以后成为宫廷音乐的主流。它一直是祭祀天地四望、祖先以及朝会大典、宴飨外交使臣、重大节庆的庄严隆重的“大乐”。
《山海经》说：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据考，夏后启舞《九代》，亦即《韶舞》，又称《九韶》、《萧韶》、《九辩》、《韶虞》等，相传是虞舜时代典乐官夔所创。《史记.夏本记》记载：“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鸟兽翔舞，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
启乘祥龙舞《九代》，表明夏后氏已控制他族族权，奄有四海，歌舞升平。
可惜，无论是韶乐还是虬歌，都已失传。孔子生活在王纲解纽、诸侯纷争、*伐四起、民生凋敝、礼崩乐坏的西周末期，他孜孜不倦地传承道统，梦想恢复周礼，光大古代文化，匡正世风。因此，孔子删编《诗经》，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宫礼乐为标准，这是一种“文化提纯”。
其结果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被删去，十五国之外的民歌也被删去，甚至曾作为最早部落联盟盟主的东夷虞族之颂诗《韶》乐、中原夏族之颂诗《虬歌》也都被删去。
今存《诗经》中的颂诗，仅存“商颂”“周颂”“鲁颂”。孔子还以理性的自负，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来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进行了历史化改造。颂诗、史诗中本应是天体崇拜与祖先崇拜并重，但孔子按照自己的思想价值取向，将图腾神话、天体神灵几乎删减殆尽，只是稍稍保存了极其简化了的“玄鸟生商”“履迹生子”图腾神话，祖先崇拜部分虽多有保留，但也大多理性化、人间化了，失去了其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