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想法触发了一种基本的恐惧感或威胁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反应。前额叶皮质也能处理较为乐观的想法,但不会产生如此强烈或迅速的影响,因为“坏”主宰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大脑仅在有意识寻找“好”的时候才对好人做出反应,但从来不会停止对坏人做出反应。
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Felix Baumgartner)渴望从距离地面24英里高的气球舱体中一跃而下。[1]在这之前,他已是粉丝眼中大名鼎鼎的“无畏费利克斯”。他曾从世界上最高的两幢建筑上跳下;曾穿戴碳纤维滑翔翼飞越英吉利海峡;也曾站在克罗地亚一个深达600英尺的洞穴边缘,一头扎进黑色虚空,随后又一如既往地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面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流层超音速跳跃,他并不发怵,至少一开始没有。他兴奋地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韦沙漠,在航空航天专家的指导下训练。训练场附近便是最早将超音速飞行变为现实的空军基地。费利克斯在谈及他所面临的风险时,冷静地列举了任务执行期间种种可能的死法。这个轻软的大气球占地40英亩,由塑料制成,比干洗袋还要薄,可能会在上升过程中被地面风摧毁,导致他还没打开降落伞就坠地而亡。如果他的航天服在12万英尺(约3.6万米)高空的稀薄空气中失去压力,他的血液就会开始沸腾。但还有比这更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体可能在下降时失控。当他加速到时速700英里(约1 120千米)以上时,他身体的一部分将突破音障,而其余部分仍将处于亚音速状态,这可能会造成湍流,导致致命的“红视”,即身体快速旋转,快到血液从眼睛里喷出。
一天下午,费利克斯在训练时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身体进入超音速状态时会发生什么。”不过他还是认为:“我确实害怕。但我已经学会控制我的恐惧,使恐惧不致妨碍我。”41岁的奥地利人费利克斯在他的伞兵和职业冒险生涯中已经从高处往下跳过2 500多次,但这一次,他必须应对新的挑战:量身定制的航天服和头盔。在地面训练中穿戴这些装备时,他感到与世隔绝,因为他感觉不到外面的空气,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自己的呼吸。有那么一些时刻,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迫切想要脱身,但他还是保持着信心。
他说:“这是心理问题,我不担心,因为我很擅长给自己做心理辅导,直面挑战并加倍努力。”
当天晚些时候,费利克斯进入风洞进行了第一次飞行测试,他的出色表现似乎证明他完全有理由自信。笨重的增压服和头盔让他的任何动作都显得非常笨拙,他摇摇晃晃地进入风洞,看起来就像得了关节炎的无敌浩克,但气流一旦将他抬离地面,他就熟练地摆出正确的下落姿势,头朝下呈45度角。他和工程小组都感到欢欣鼓舞,每个人似乎都清楚地看到他具备宇航员所需的关键素质。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了,也就是把费利克斯和他的加压太空舱放入得克萨斯州一个空军基地的高空舱,模拟升入空气稀薄而寒冷的平流层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持续5个小时。
在动身前往得克萨斯的前夜,费利克斯在洛杉矶的公寓里收拾好了行李,但那天晚上他睡不着。他一直在想:5个小时。在航天服和头盔内禁闭那么久,能不能受得了?天亮时他得出了答案:不可能。早晨6点,他订了一张返回奥地利的机票,然后去了洛杉矶机场。他在机场给指导该项目的航空航天工程师阿特·汤普森(Art Thompson)打了个电话。
他说:“阿特,对不起,这件事我办不到。”汤普森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随后试着安抚他。
汤普森告诉他:“不要动,我现在去机场。”
费利克斯说:“不,我做不到。”
这时,他已经坐在机场的地上哭泣起来。他的赞助商是红牛饮料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投下不计其数的金钱,聘请了几十名工程师、生理学家和技术员奋战了三年。他辜负了所有人。他的冒险生涯到此为止。
“无畏费利克斯”终于在“坏”的力量之下屈服了。他并不害怕有朝一日进入太空,从24英里的高空跳下,但今天他却害怕到不敢穿着航天服在地面上安全的环境中坐上5个小时。在这些年的训练中,他成功地...
等到他走进大楼穿航天服的时候,最微小的东西都会刺激到他。更衣室里的氖灯太亮了。他受不了头盔上橡胶封条的气味。他让每个人都相信他拥有完成高难度任务所需的素质,但他装不下去了。他宁可忍受临阵脱逃带来的耻辱,也不愿被囚禁在那件航天服内。
为什么胆怯占据了上风?他刚穿起航天服训练时宣称的自信去哪儿了?费利克斯说不明白,但他在之前的谈话中说对了一件事:这是心理问题。
大脑为保护身体而进化。大脑构建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增加新结构而非替换旧结构,从而创造出应对新危险的新系统。神经学家已经辨明三种主要的威胁预警系统。[2]从进化角度而言,最古老,也最简单的系统是基底神经节系统。这些神经元簇已经在低等爬行动物身上启用并发挥作用。它们很可能是以自动的、“硬连线”的方式运行,仅检测标准类型的威胁并拉响警报,而这足以让动物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鳄鱼可不会通过召开委员会会议、制订应急计划或与对方谈判来应对威胁。
在进化过程中的稍晚阶段出现了另一种威胁警报系统,该系统通常被称为边缘系统,其中包括杏仁核。杏仁核是位于大脑中部的结构,体积小,但影响力大,会在生物体面对威胁、危险和问题时触发情绪反应。杏仁核并没有取代基底神经节,而是与基底神经节共同运作,使生物体的理解能力进一步提高,并做出更加灵活的反应。
这些系统是在语言形成之前很久进化而成的,即使在我们并未有意识地觉察到威胁时也会做出反应。神经学家发现,一张充满敌意的面孔会先在对方大脑的杏仁核触发反应,之后才会引起大脑其他区域的反应。[3]基底神经节很可能以一种先于情绪反应的方式运作,并在进化中形成过度反应。这种反应通常会让动物在本可安全待在原地的情况下逃跑,但这种错误的代价远远低于被捕食者捕获的代价。对如今生活在城郊的我们而言,住所周围并没有许多致命威胁,但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仍然以相同方式做出反应:寻求安全总好过追悔莫及。
在进化过程中的晚期阶段,第三种警报系统在前额叶皮质中形成了。“前”是指该区域在大脑中的位置,它位于额叶前部,因此从进化角度看应该是相当新的东西。人类的前额叶皮质远比其他物种发达。前额叶皮质参与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爬行动物无法做到)的各种活动,譬如逻辑推理、有意识思维和执行控制。它可以评估事件的象征意义,包括用语言思考。因此,前额叶皮质比基底神经节系统或边缘系统更加灵活、更加专业,同时它还可以激活那些较老的系统。如果一个想法(比如,那个湖意味着再过15分钟我就得穿航天服了)触发了一种基本的恐惧感或威胁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反应。前额叶皮质也能够处理较为乐观的想法(比如,这套航天服将帮助我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但不会产生如此强烈或快速的影响,因为“坏”主宰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
当你观察身边世界时,你的注意力会自然而然地被威胁吸引。年仅8个月的婴儿会更快地转头看蛇的图片,而不是青蛙的图片,看悲伤的脸,而不是开心的脸。[4]当5岁的幼儿观察一组面孔时,他们会更快识别悲伤的面孔,而不是开心的面孔,他们识别恐惧表情或愤怒表情的速度甚至更快。[5]当成年人戴上向两只眼睛显示不同图像的眼镜时(一种被称为“双眼竞争”的实验方法),大脑会用更长时间专注引起恐惧或厌恶的图像。[6]在一次双眼竞争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张学生的照片。[7]看照片之前,研究人员先散布了一些关于这名学生的八卦,比如他帮一位老妇人搬杂货,或者他向同学扔了一把椅子。随后,他们向一只眼睛显示学生的照片,向另一只眼睛显示一座房子的照片,测量大脑在图像之间来回切换时聚焦于每一张图像的时间。当这名学生被描述为扔椅子的人时,大脑关注他面孔的时间比他被描述为好心人时要长得多。大脑真的对善视而不见。
神经系统的这种偏差在斯特鲁普测试中亦有体现。[8]斯特鲁普测试是研究大脑自动程序的经典方法,研究人员在测试中给受试者看单词,并要求他们辨识字母的颜色。快速作答的诀窍是忽略词语的意思,而仅关注颜色,但对某些单词来说较难做到。如果你看到用红色字母拼写的“green”(绿色)一词,你就得先推翻大脑对词语含义的自动诠释,所以要用更长时间才能给出“红色”这一答案。当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表示负面特质的词语时,也会发生同样的延迟。受试者对“不诚实”等词语的反应时间要比对“友好”等词语的反应时间长,因为大脑自动对坏的特质投入较多关注,而对好的特质关注较少。这种偏差也会影响人的记忆。当受试者事后被要求回忆尽可能多的词语时,他们记住“不诚实”等词语的可能性是记住“友好”等词语的两倍。
负面偏差甚至延伸到通过脊椎传递的简单神经信号,这些神经信号控制着反射功能,比如当手接触锋利或灼热物体时的缩手反射。[9]缩手反射是人类和动物的原始反射,与促使生物向前移动的伸肌反射同时进化。但缩手反射比伸肌反射强得多,而且不易受到干扰。杏仁核中也存在类似的失衡。杏仁核是大脑中控制情绪的古老区域,参与一些基本程序,比如想要某些东西(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将其与“本我”这一*和冲动之源联系在一起)。杏仁核在人做评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某种东西被认为是好还是坏取决于人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食物显得又好看又美味,因为它能满足你的*。杏仁核参与无意识处理进程,但也会受到有意识的指令和目标影响,因此,杏仁核的反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调节。
为检测杏仁核的灵活性,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名人的照片,同时测量受试者杏仁核的活动。[10]当受试者被要求寻找正面图片时,杏仁核在受试者看到喜欢的影星或特蕾莎修女时较为活跃,而在看到恶棍时则活动较少。反之,当受试者被要求寻找负面图片时,杏仁核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图片反应更强烈。因此,杏仁核的情绪反应可以通过有意识思维和实验者的指示来调节。但“坏”的力量仍然显而易见。人在寻找坏的事物时,处理正面信息的活动会减少,这表明大脑相当擅长抑制不相*好消息。但大脑并不擅长抑制不相*坏消息。大脑仅在有意识寻找“好”的时候才对好人做出反应,但从来不会停止对坏人做出反应。
即使你的处境顺风顺水,杏仁核也会不断寻找光明背后的阴云。[11]实验人员发现,当受试者做出一系列事关赢钱或赔钱的选择时,不管已经赢了多少钱,杏仁核都会对潜在损失保持警惕。即便有人做对了所有赢钱选择,杏仁核也会继续对没有实现的威胁做出反应。有些人对潜在危险或威胁非常敏感,他们的大脑对危险返回的每一点蛛丝马迹不断拉响警报,即使这些危险从未发生过。正常模式应该是,大脑通过一种被称为“消除”(extinction)的程序停止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反应,但这种逐渐消失的过程很难驾驭,因为难以分辨所避免的是真正的威胁还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你担心早饭不吃甜甜圈地球就会爆炸,最后你会吃下很多甜甜圈。到目前为止,吃甜甜圈确实是有效的,不是吗?
这种特定的恐惧可能是无害的,除非你正在努力减肥,还有一些时候,对威胁抱有本能的恐惧无疑有所助益。研究人员在让杏仁核部分受损的人做一系列选择时发现,杏仁核的负面偏差极强,即使在大脑受到物理损伤之后仍然具有部分保护功能。[12]这些选择有时以损失形式呈现:你愿意支付25美分罚金,还是愿意在输赢概率各半的情况下打赌(赌赢了不会损失一分钱,但赌输了会损失1美元)?支付25美分比打赌明智,因为从长期来看,打赌的平均花费为50美分。还有,你愿意支付25美分,还是愿意在有10%的概率损失1美元的情况下打赌?这时的正确选择是打赌。即使杏仁核受损,人们一般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将损失降至最低。但当选择以正面形式呈现时(你更愿意拿到25美分的报酬,还是靠打赌赢1美元),这些人就变成了可怕的赌徒。他们选择了机会渺茫的投注,放弃了稳妥的赚钱机会。大脑处理好事的能力太弱了,杏仁核稍有损伤便破坏了这种能力。只有“坏”的力量才强大到足以生存下来。
大脑的负面偏差对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那些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是有益的,但对他来说却没有任何好处,他一看到“死囚湖”,一闻到头盔上橡胶封条的味道,就会心跳加速。负面偏差在触发他自主神经系统的战逃反应。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着心率、消化、排汗、性反应和排尿等基本功能,该系统的运作大多是无意识的,从而解放了有意识的思维,使之专注于更有新意、更重大的事情,比如写诗、看电影或者做人生抉择。但即使在人进行有意识的思维活动时,自主神经系统也会从旁协助,比如根据光线强弱调节你的瞳孔。该系统负责管理身体的能量水平,科学家称之为“唤醒”(不要与性兴奋混为一谈,尽管肯定有一些交集)。费利克斯一旦被唤醒,他的肾上腺就会通过血流输送压力激素;他的心跳加快,呼吸变得短促,出汗增加;他的消化系统放慢速度,为他的肌肉释放能量,但也让他的五脏六腑产生了紧张感,进而加剧了他的恐慌。
自主神经系统既能被坏事唤醒,又能被好事唤醒,但研究人员发现,“坏”的威力照旧比“好”强大。人在应对坏事时,呼吸会变得特别急促,瞳孔会放大,而瞳孔放大是另一种唤醒迹象。受试者被要求猜测两张扑克牌中哪一张更大时,错误的猜测会比正确的猜测更易引起瞳孔放大。[13]面对金钱得失时,人们更易被潜在损失,而非潜在收益唤醒,即使在人们并未意识到恐惧时,这种偏差也非常明显。[14]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在高额投注和小额投注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们并未表现出任何有意识的偏好:受试者的前额叶皮质想必意识到这两种投注方式的输赢概率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相当平均地分配了投注方式。但当受试者选择高额投注并承担较大损失风险时,他们的心跳更快,瞳孔也放得更大。
要完成平流层跳伞的壮举,费利克斯必须驾驭他的本能恐惧,控制他的杏仁核,并遏制自主神经系统的战逃反应。他原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做到,但事实上,他需要一个了解人类思维的人助他一臂之力。
三个月之后,在机场含泪拨打电话的费利克斯又回来了,他要重新面对航天服,还要面对团队的质疑。费利克斯的训练师是美国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老将,做过许多类似的项目。这些项目能立即筛出任何抱有这种恐惧的人,是有志成为飞行员或宇航员的申请者接受的首轮考验之一。有时候,测试员会在申请者穿上加压航天服并戴上头盔之后离开房间,而不做任何解释,也不说什么时候回来。航天服的冷却系统将被关闭,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航天服会越来越热,越来越幽闭。测试员通过隐藏的摄像头观察,把考生在那儿留上至少一个小时,或者直到考生开始抓狂。
另一项测试是把候选人放在小而黑暗的箱子里,让他在那里蜷缩24小时。费利克斯的教练中有一位名叫乔·基廷格(Joe Kittinger)的老大爷,在20世纪50年代的箱子测试中睡得很安稳,但他的许多空军战友没能通过测试。
他说:“这一关你要么永远过不了,要么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基廷格从没听说过有谁能克服这种恐惧,项目主管阿特·汤普森也没听说过。当费利克斯问汤普森空军和航天局为出现幽闭恐惧症的飞行员和宇航员提供过什么样的培训时,汤普森回答说:“他们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直接淘汰,再找一个人。”这就是必要素质的关键之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在费利克斯返回兰开斯特的当天,汤普森及其团队开会讨论了他们的关切。这次会议没有邀请费利克斯参加,他在门外等待,而里面的人在考虑让他继续下去的风险。会议结束时,有人向费利克斯传达了判决:团队对他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他并没有为进入平流层做好准备,并怀疑他永远无法做好准备。轮到费利克斯与团队见面时,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发现自己独自坐在一侧,其他人都坐在房间另一侧。费利克斯既尴尬又愤怒。在25年的跳伞和定点跳伞生涯中,他一直不负众望,但现在没有人再相信他了。他只暴露了一次弱点,团队就同他划清了界限。
当他与被请来帮他解决问题的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热尔韦(Michael Gervais)坐在一起时,他并没有感觉好多少。热尔韦的专长是“高风险环境”。他曾为重量级拳击手、海军战斗机飞行员、职业曲棍球手和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做过咨询。他们第一次会面时,热尔韦指着一把空椅子,让费利克斯想象他儿子(费利克斯并没有儿子)坐在那儿。费利克斯会如何向这个想象中的儿子解释情况呢?
费利克斯觉得很荒唐:居然要跟一把空椅子对话,但他还是说起话来。这个练习的关键是要让他正确看待自己的问题,从眼前的危机中后退一步,向他在乎的人解释问题的全貌,即使这只是假想中的人。热尔韦想看看这项任务与费利克斯的人生观的契合之处。这项任务对他究竟有多重要?经历这种痛苦值得吗?热尔韦在与运动员和战斗机飞行员交流时发现,他们愿在恐惧中坚持不懈,承受巨大风险,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不去尝试的痛苦。他们宁愿骨折或死亡,也不愿为错失机遇抱憾终身。等到费利克斯与他想象中的儿子谈完,热尔韦确信费利克斯抱有坚定的意愿,他向费利克斯承诺,他会为他指路。
热尔韦想让他运用一套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策略,这套策略被称为“最小化”策略,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当时泰勒已因研究罹患晚期乳腺癌的女性如何形成“积极错觉”而出名。“积极错觉”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信念,但能够极其有效地帮助这些女性与病魔斗争。[15]通过建立一些错觉,譬如接纳防止癌症复发的迷信观念,创造了对事件的驾驭感。例如,一名妇女说服自己可以通过食用大量芦笋泥防止癌症复发,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她受不了芦笋泥的味道。另一种心理策略是将自己与处境更糟的妇女进行比较,以便重构自己的处境。例如,切除一侧乳房的人通常将自己与切除两侧乳房的人进行比较,而不是与仅切除肿块的人进行比较。
泰勒后来建立的理论认为,坏事件引起的反应与好事件不一样。坏事件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的反应,也就是“动员”和“最小化”。[16]动员让人切换到高速挡(快醒醒,处理这个问题),激发前文提及的无意识生理反应,并让人有意识地努力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更加仔细的分析。泰勒注意到,动员的表现可能会因性别而不同。男性通常运用经典的战逃反应,变得咄咄逼人或者在社交上退缩,而女性的反应通常是向孩子和其他亲人倾注更多爱意,泰勒将这种反应称为“照料和结盟”(tend-and-befriend)。
动员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但无限期注入肾上腺素、皮质醇和其他应激激素是没有意义的。一旦电击消退,就会自动产生最小化反应,大脑会释放内啡肽、血清素和催产素来产生良好感觉。初学跳伞的人在跳出飞机时会经历一段恐怖时刻,但他们落地时通常欣喜若狂。一部恐怖电影越恐怖,观众就越喜欢,因为他们看完电影会感到快乐和放松。
好在这种最小化效应不会从反向发挥作用,这一点电影行业应该感到庆幸:人们看完一部喜剧之后,并不会带着满心焦虑、仇恨或沮丧离开影院。身体不需要进化出把好事最小化的机制。在快乐中晕晕乎乎地度过一生并不是很好的进化策略,这样你就看不见朝你走来的狮子,但屈服于永恒的幸福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好事件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很快就会消失。只有坏事件才必须被最小化,好让你不致被“坏”的威力击垮。
除了给自己注入让人愉快的激素外,你还可以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策略来最小化“坏”。弗洛伊德将这种技巧称作防御机制,而这一思想比弗洛伊德的大多数其他理论更经得起推敲。心理学家已经积累了实验证据,证明人们确实是通过使用置换(责备孩子,但其实是生配偶或老板的气)或投射(你才是抱有敌意的人,不是我)等防御机制处理不良情绪。我们非常善于让自己相信,我们的错误和失败应该归咎于别人。这种自我欺骗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泰勒在与乳腺癌搏斗的女性身上观察到,积极错觉对于克服“坏”的力量非常有用。
为帮助费利克斯将不良情绪降到最低,热尔韦首先让他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他在航天服里面,无法动弹,所以没有办法逃脱。这样会发生什么呢?费利克斯认为自己会恐慌到心脏病发作。
热尔韦说:“你不会因恐慌而死。”航天服不会对他产生致死的威力。威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而克服威胁的方式是找出所有触发因素,记录从洛杉矶的公寓到兰开斯特的更衣室这一路上焦虑情绪的积聚情况。热尔韦对大脑制造恐惧的力量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制造恐惧是人类讲故事能力的一部分,并猜想这种能力形成于原始人在稀树草原的火堆边围坐的时代。
有人会给这群人讲一个可怕的故事,细节栩栩如生:蛇的咝咝声,敌方部族战斗时的呐喊,持长矛冲锋的人圆睁的眼睛。这些让听众听得浑身战栗。他们面前只有火,但脑海中的画面逼真到让他们的身体做出了反应。这就是费利克斯开车去兰开斯特的路上对自己做的事情,他给自己讲故事,导致他的身体对更衣室做出了反应,就好像那是一个刑讯室。
热尔韦为费利克斯的旅程提供了新的心理意象:一列失控的火车。在洛杉矶,费利克斯一旦开始担心这件航天服,他便乘上了一列负面想法之车。当他开车经过盖蒂博物馆和“死囚湖”,当他看到更衣室里的氖灯,闻见头盔里橡胶封条的气味,听到面罩咔嚓合起的声音时,火车正加速驶向灾难。热尔韦让费利克斯画一张路线草图,在草图上画了一列火车,并在他想象自己经过沿途各站点的过程中监测心率。
费利克斯的心率和呼吸一旦加速,就必须停车,平复心情,然后才能继续前进。热尔韦要求他一路上按照从1到10的分值为自己的焦虑程度评分。如果焦虑程度在经过“死囚湖”时升到了3,就要先把焦虑程度降回1才能继续前进。如果当他到达更衣室时,焦虑程度又出现回升,他就不能立即穿上航天服,而是要等到恢复平静。
费利克斯的目标不只是减轻恐惧,而是要消除恐惧,为此,他要运用热尔韦传授的两种技巧:正确思考、正确呼吸。热尔韦告诉他,不要把航天服当成监狱,而要想想它有多么特别。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定制航天服。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只能从三种标准尺寸中选择一个,但这套航天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这是一件漂亮的制服。它是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敌人。它给你纯净的氧气,让你在人类去不了的地方呼吸,让你的血液不致沸腾。它让你进入一家专属俱乐部。橡胶封条的气味就是成功的气味。这套航天服会把你从无名小卒变成超级英雄。
费利克斯对这通热血激励将信将疑,这很好理解,但这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一种成熟技巧,并已成为心理治疗的黄金标准。认知行为疗法本质上是一套克服负面偏差的策略。创立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学家摒弃了针对焦虑和抑郁的传统疗法——精神分析法,他们不是设法挖掘被认为对这些疾病负有责任的童年创伤,而是把重点放在当下。他们发现,抑郁症患者在看待自己、看待世界和看待未来的方式上存在极端的负面偏差。抑郁的人一味关注自己的弱点和失败,忽视自己的长处,并将成功视为侥幸。他们将区区一次挫折解读为致命错误,并想象它会导致最糟的结果。
研究人员将这些负面偏差归入“负面过滤”(negative filtering)、“正面折扣”(positive discounting)、“灾难化”(catastrophizing)等类别,并制定了理性克服恐惧情绪的策略。研究人员发现,非常简单的技巧即可发挥良好效果,比如写下你的恐惧,然后强迫自己换种方式诠释处境。研究人员多次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在治疗抑郁症方面跟百忧解或依地普仑等药物一样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17]没有任何疗法像认知行为疗法那样被研究得如此透彻,[18]而且能够安全有效地用于治疗多种疾病,[19]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障碍。[20]
费利克斯使用了认知行为疗法中一种名为“因应陈述”(coping statement)[21]的技巧,该技巧经证明有助于克服恐惧。实验室研究甚至证明,因应陈述可以提高人们忍受身体疼痛的能力。热尔韦不断重复这些正面陈述,使它们成为费利克斯在焦虑来袭时念叨的咒语。这些话费利克斯听得越多,重复得越多,似乎就越可信。这套航天服是很特别。当他对着镜子试穿航天服时,他开始想,嘿,挺酷的。
为循序渐进地增强忍耐力,费利克斯一开始只戴头盔,不穿航天服,这样就可以感受到手臂上的气流,避免出现与世隔绝的恐慌感。在第一次治疗中,费利克斯的焦虑程度在一小时结束时达到了8分,于是他们暂停了治疗。但第二次他坚持了更长时间。随后,他们进阶到穿着全套航天服治疗,而费利克斯学会了一种新的呼吸方式。当积极咒语不足以克服恐惧,前额叶皮质的理性宽慰无法与杏仁核的原始反应相匹敌时,费利克斯便专注于深呼吸。
这是一种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发送无意识信号的有意识策略。循着火车隐喻的脉络,你可以想象这个系统之下有几个发挥油门和刹车功能的子系统。“油门”是交感神经系统,会使脉搏、呼吸和其他战逃反应加快。“刹车”是副交感神经系统,会做出与之相反的反应,这些反应有时被称为“休息—消化反应”(rest-and-digest)或“进食—生殖反应”(feed-and-breed)。研究人员在冥想者身上观察到这种反应,并发现可以通过深呼吸激活该反应,因此也称之为放松反应。[22]
费利克斯这样激活放松反应:他把手脚紧紧并拢,屏息30秒,然后缓慢地深呼吸,直到不再焦虑,为进入流程中下一环节做好准备。到了该戴头盔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焦虑,而是保持着平静,即使他的焦虑程度在面罩闭合时从1升至3,这种程度的焦虑仍然可控。他会反复念叨“这一跳会让我成为超级英雄”,然后不断深呼吸,直到焦虑程度回到1。以前他会在工作人员封住头盔时感到心慌、透不过气,会听到自己急促而吃力的喘气声。而现在,缓慢呼吸让他放松了很多,他甚至开始享受纯氧注入肺部的体验。
他说:“深呼吸似乎是种简单的笨办法,但确实很有帮助。让好空气进入肺部,就能改变一切。”只用了几周时间,他就能在航天服内待好几个小时了。当进行实战模拟的大考之日来临时,他并没有因担忧而失眠一整夜。航天服内的5个小时好像过得很快,他出来的时候,团队报以热烈的掌声。“无畏费利克斯”又回来了。
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空军的老将们为费利克斯的脱胎换骨惊奇不已,但迈克尔·热尔韦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种治疗并不新奇,他在各种类型的客户身上都取得了类似的成果,有对当众讲话怕得要死的企业高管,有在大型比赛中窒息的橄榄球队员,有一想到要求加薪就吓得瘫倒的雇员,有不敢乘坐电梯的幽闭恐惧症患者。在热尔韦看来,只要你足够用心地克服恐惧,你就可以做到,甚至不必花钱接受专业治疗。不论你的恶魔是蜘蛛、高度、公共演讲,还是任何焦虑障碍,你都可以效仿热尔韦用在费利克斯身上的策略:
• 说出口。你可以面对一把空椅子,把它当成一个真人并与之交谈,就像费利克斯那样,由此入手开始你的练习。但到了某个阶段,你可能希望被真人倾听,不论是治疗师还是你信任的其他人。谈论恐惧可以帮助你克服恐惧,谈论你正在取得的进步则可以帮助你取得更多进步。
研究人员发现,在分享信息方面,“坏”与“好”差别很大。[23]如果人在好事发生时与他人分享好消息,日后就更容易回忆起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项研究,以及如何正确回应配偶或朋友宣布的好消息)。但告诉别人你生活中的一件坏事并不会让你更有可能在日后记住这件事。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复述本身可以加强记忆。这种现象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坏事发生时已经投入了极大关注,即使复述一遍也不会显著加深记忆;另一种解释是,坏事件因为你的谈论而失去了一些力量。倾听者可能会帮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至少让你看到自己不是唯一碰到这种麻烦的人从而略感宽慰。迈克尔·热尔韦为费利克斯这样的客户带来的最大助益之一,是让他了解到还有很多人也曾与非理性恐慌做斗争,并最终学会如何战胜恐慌。
• 绘制失控列车的行驶路线。假设你是幽闭恐惧症患者,会在电梯内感到恐慌,这种焦虑很可能在电梯门关闭之前就开始逐步加剧了,或许从你走进大楼的时候就开始了。当你走进大楼前门时,焦虑之车会加速,当你沿着走廊往前走,当你看到电梯时,列车还会进一步加速。不妨在脑海中标出上述路点,或者像费利克斯那样写在纸上。
• 调节车速。一旦确定恐慌路线上的路点,不要贸然前进,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你感觉自己开始出现战逃反应,不妨使用费利克斯学到的其他技巧。
• 背诵咒语。准备好因应陈述:一些陈述可以反复默念,以盖过非理性的负面想法。有些治疗师建议把它们写在卡片上随身携带。这类陈述应当简短而切合实际。如果你害怕当众讲话,不要向自己保证你能冷静地发表无可挑剔的演讲。不妨试着对自己说:“如果我偶尔紧张,偶尔犯错,大家都能接受。”如果你害怕电梯,提醒自己注意以下事实:电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空间之一,它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的腿可以放松了,不用爬那么多楼梯。这些台词乍听似乎很傻,但它们说得千真万确,而且最终能够奏效。如果你在意外情况下惊慌失措,不妨求助于热尔韦教给费利克斯的另一句话:你不会因恐慌而死。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反复念叨:这一关总会过去的。
僧侣们早就知道,仅仅是重复话语就能让人平静下来。费利克斯被热尔韦传授的技巧深深打动,他开始阅读关于少林寺僧人的资料。少林寺是坐落在中国河南嵩山脚下的一座著名古刹,因少林武功而闻名世界。练习少林功夫的僧人通过诵经清除杂念。欧洲的僧侣虽不习武,但也通过吟诵格里高利圣咏追求类似的净心效果。科学家发现,当僧侣和练习超越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人[24]反复念叨“唵”之类的咒语时,心率会减慢,血压会下降,激素水平也会随放松反应而发生变化。[25]
• 呼吸。手脚并拢30秒,然后放松,用腹式呼吸法缓慢地深呼吸。热尔韦说:“深呼吸是对身体发出的信号,告诉身体我们是安全的。”深呼吸也是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恐惧之外的方式。热尔韦建议通过定期练习来训练和减轻日常压力,一开始可以做持续10天、每天10次的深呼吸练习,然后增加到持续20天、每天20次深呼吸。
我们还可以运用一些更为复杂的放松策略,比如修正认知偏差。修正认知偏差有助于克服大脑对负面图像和想法的自动关注。不论对儿童还是成年人,这种疗法都具有巨大的普及潜力,[26]因为人们可以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自行接受治疗,[27]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强化正面词语、正面图像以及对中性陈述的正面解释。例如,人们会在屏幕上看到两张面孔闪动,一张是敌对的面孔,另一张是中性的面孔。他们遵循指示在屏幕上寻找字母,以训练自己不去关注敌对的面孔。心理学家尚不确定这种疗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比如在鸡尾酒会上观察陌生人的面孔,但它通常能减轻焦虑感,[28]一些研究表明,接受过治疗的人能够更加冷静地应对演讲等挑战。[29]
许多人已经借助一种名为“诠释训练”(interpretation training)的认知偏差修正方法克服了恐高症。[30]与其他恐惧症一样,恐高症在传统上也用暴露疗法治疗,这需要一名治疗师面对面地劝说患者往上走几步,往下看,再往上走几步,再往下看,这样逐步往高处走。但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仅仅让人面对电脑屏幕完成口头练习,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恐高症患者要在一些场景描述中输入缺失的字母,例如:“你站在一幢五层公寓楼的楼顶。你手抓栏杆,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没上过这么高的地方。从屋顶上下来对你来说将是e_sy(容易)的事情。”之后,恐高症患者会被问到从屋顶上下来是容易还是困难。
让恐高症患者阅读场景描述并回答“容易”,这听起来就跟费利克斯的咒语一样荒诞不经,但这一简单的行为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这些人在电脑上完成区区三小时的练习之后,就能像另一组接受常规暴露疗法的人一样爬楼梯和耐受高度了。其中许多人仍然感到焦虑,但他们像费利克斯一样掌握了思考自身状况和处理自身焦虑的新方法。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贝瑟尼·蒂奇曼(Bethany Teachman)说:“有恐惧症的人希望避免恐慌发作,但不要一上来就以此为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把恐慌放在一边。恐慌发作让人不舒服,但并不危险。这是错误的警报,是对恐惧的恐惧。一旦下定决心忍受恐惧,就会产生一种主宰感,恐惧最终会失去控制你的力量,恐慌就不会再发作了。”
不管你以何种方式面对恐惧,不管是依靠治疗师、网站、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还是上文概述的五步策略,最终目标都是提高正向性比率,使“好”远多于“坏”。当你的头脑纠结于某种危险时,不妨用正向思维将其压倒。当压力激素开始激活战逃反应时,不妨利用放松反应产生大量让你放松和宽心的抗压激素。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突出积极方面,能够帮助你应对任何类型的威胁。费利克斯学会应对幽闭恐惧这种只存在于头脑中的危险后,便能够专心面对平流层中真实的危险了。
费利克斯与航天服的最后一次斗争是当着全球观众的面进行的。2012年10月14日凌晨4点,费利克斯在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飞行场的一辆拖车上穿上了航天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摄制组都聚集在这里。他坐在那儿,平静地吸着纯氧,看着视频,到点之后,他爬进了太空舱。他的心率保持正常,为每分钟六七十次,即使在太空舱被有史以来最大的载人升空气球拉离地面时,他的心率也未超过100次。
在两个半小时的升空过程中,全球观众增加到逾1 500万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直到气球接近6万英尺(约1.8万米)高空时,费利克斯提出他的头盔有些问题。
乔·基廷格说:“费利克斯,检查一下你的监视器;费利克斯,检查你的监视器。”突然,无线电信号断了。
基廷格并不是真在给费利克斯发送有关监视器的指令。他的话是预先安排的暗号,用来切断向记者团和公众播送的音频。他们想在私下里应对这场危机。费利克斯在摆弄调节面罩中加热丝的表盘,他感觉不到热气。
他说:“我呼气时,面罩上会起雾,除非我再次吸气,否则面罩清不干净。所以清除雾气的应该是氧气,而不是热气。”
当他坐在比较温暖的太空舱内时,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当他打开舱门,站在太空舱的台阶上时,无法加热的面罩会立即冻结。
他告诉任务控制中心:“如果我站在外面,面罩冻结了,我回不了太空舱,也跳不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将无法挤回太空舱并重新密闭舱体,当他在零下60华氏度的平流层区域急速降落时,他的面罩也不可能解冻。看不到下方的地球,他就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停止失控的旋转,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开降落伞。要是打开得太早,离地面太远,他会飘移太长时间,以致耗尽氧气。要是打开得太晚……
任务控制中心的工程师开始计划中止任务,但费利克斯不愿考虑这种可能。他的呼吸和脉搏保持平稳,他咨询了任务控制中心的跳伞专家,并就盲跳时机商定了应急计划。面向公众和媒体的音频播送恢复了,音频中并未提及这一新风险。当气球升至127 852英尺(约38 969米)高空,创下载人飞行最高纪录时,基廷格和费利克斯过了一遍包括40个项目的清单,准备将他与太空舱的生命线断开,并打开便携式电源组。面罩的供暖系统似乎可以正常工作,这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费利克斯打开舱门,请地面上的观众欣赏下方地球的景色,地球的蓝色边缘在太空的黑色背景之下呈现出弯曲的形状。
费利克斯身上带着100磅重的装备,包括氧气、摄像机、降落伞、电源组,从太空舱中搬出这些装备使他的心跳达到每分钟160次,但这并不是恐慌的战逃反应。他站在台阶上,抓住扶手,试着“吸入这一刻”(他后来的说法)。看到费利克斯下方那颗星球令人眩晕的景象,任务控制中心的记者们震惊不已——怎么会有人胆敢跳入那片虚空?但对费利克斯而言,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他冲下方行了个礼,在平流层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现在要回家了。”然后,他非常小心地向前倾身下落。
34秒之后,费利克斯下降了6英里(约9.6千米),成为第一个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突破音障的人。地面上一位牧场主和救援队听到了低沉的隆隆声。他继续加速,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844英里(约1 360千米),1.25马赫。
4分20秒之后,他终于拉开了降落伞,同时创下了119 431英尺(约36 402米)的自由下落纪录。[31]他滑翔到沙漠中的高地,双脚轻柔着地,随后跪下来,挥舞拳头庆祝胜利。然后他站了起来,救援队赶到,帮助他最后一次摘下头盔。
“成功了!”他高声喊道,双臂高高举起。他说:“我想我的肩膀上刚刚减掉2 000磅的重量。我想拥抱整个世界。”他后来解释说,在那一刻,他想的不是他创造的纪录,而是更重要的事情。
他说:“我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跳伞本身,而是正视我的恶魔,也就是航天服。我从没想过我能克服焦虑。迈克尔·热尔韦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这就像一个奇迹。”
跳伞成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热尔韦一起庆祝。他说:“我有了受用一生的工具箱。”热尔韦表示同意。在热尔韦看来,费利克斯的探索能为与恐惧做斗争的每一个人带来启发。
一开始,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就像费利克斯在训练中吃尽苦头一样。但如果你能正确面对恐惧,你就可以忍受并驾驭恐惧。费利克斯控制住了自己的幽闭恐惧,他身穿航天服,蜷缩在狭小的太空舱内,一直升入平流层。当他打开舱门时,美景尽收眼底,而你也将看到属于自己的壮美风景。
热尔韦说:“一旦消除恐惧,你的眼前便是充满无限可能和自由的世界。”
[1] 有关超音速跳伞项目的记述取自对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迈克尔·热尔韦、阿特·汤普森、乔·基廷格和红牛平流层跳伞项目组其他成员的采访,以及蒂尔尼在项目进行期间的其他报道。参见J. Tierney,“Daredevil Sets Sight on a 22-Mile Fall,”New York Times,October 8,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0/09/science/fearless-felix-baumgartner-to-try-to-become-first-sky-diver-to-break-sound-barrier.html, and J. Tierney,“A Supersonic Jump, from 23 Miles in the Air,”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03/ 16/ science/ 16tier.html。
[2] K. J. Flannelly, H. G. Koenig, K. Galek, and C. G. Ellison,“Beliefs, Mental Health, and Evolutionary Threat Assessment Systems in the Brain,”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195 (2007): 996—1003.
[3] M. Diano, A. Celeghin, A. Bagnis, and M. Tamietto,“Amygdala Response to Emotional Stimuli Without Awareness: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2017): 2029,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2029.
[4] V. LoBue and J. S. DeLoache, “Superior Detection of Threat-Relevant Stimuli in Infancy,”Developmental Science 13 (2010): 221—28, https://doi.org/10.1111/j.1467-7687.2009.00872.x.
[5] V. LoBue,“More Than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Superior Detection of Threatening Facial Expressions in Young Children and Adults,”Developmental Science 12 (2009): 305—13,https://doi.org/ 10.1111/j.1467-7687.2008.00767.x.
[6] G. W. Alpers and P. Pauli,“Emotional Pictures Predominate in Binocular Rivalry,”Cognitionand Emotion 20 (2006): 596—607, and R. L. Bannerman, M. Milders, B. de Gelder, and A.Sahrai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on Binocular Rivalry,” Ophthalmic &Physiological Optics 28 (2008): 317—26.
[7] E. Anderson, E. H. Siegel, E. Bliss-Moreau, and L. F. Barrett,“The Visual Impact of Gossip,”Science 332 (2011): 1446—48.
[8] F. Pratto and O. P. John,“Automatic Vigilance: The Attention-Grabbing Power of Negative Social Inform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1991): 380—91.
[9] G. J. Norman et al.,“Current Emotion Research in Psychophysiology: The Neurobiology of Evaluative Bivalence,”Emotion Review 3 (2011): 349—59, https://doi.org/10.1177/1754073911402403.
[10] W. A. Cunningham, J. J. Van Bavel, and I. Johnsen Haas,“Affective Flexibility: Evaluative Processing Goals Shape Amygdala Activity,”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2008): 152—60.
[11] M. W. Schlund and M. F. Cataldo,“Amygdala Involvement in Human Avoidance, Escape and Approach Behavior,”Neuroimage 53 (2010): 769—76.
[12] J. A. Weller, I. P. Levin, B. Shiv, and A. Bechara, “Neural Correlates of Adaptive Decision Making for Risky Gains and Los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2007): 958—64.
[13] T. D. Satterthwaite et al., “Dissociable but Inter-related Systems of Cognitive Control and Reward During Decision Making: Evidence from Pupillometry and Event-Related fMRI,”Neuroimage 37 (2007): 1017—31.
[14] G. Hochman and E. Yechiam,“Loss Aversion in the Eye and in the Heart: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s Responses to Losses,”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4 (2011):140—56.
[15] S. E. Taylor, M. E. Kemeny, G. M. Reed, J. E. Bower, and T. L. Gruenewal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Positive Illusions, and Health,”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2000): 99—109, and S.E. Taylor,“Adjustment to Threatening Events: A 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AmericanPsychologist 38 (1983): 1161—73.
[16] S. E. Taylor,“Asymmetrical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The Mobilization Minimization Hypothesi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 (1991): 67—85.
[17] R. J. DeRubeis, G. J. Siegle, and S. D. Hollon,“Cognitive Therapy Versus Medication for Depression: Treatment Outcomes and Neural Mechanism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9(2008): 788—96.
[18] A. C. Butler, J. E. Chapman, E. M. Forman, and A. T. Beck,“The Empirical Status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A Review of Meta-analyses,”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26 (2006): 17—31, and B. O. Olatunji, J. M. Cisler, and B. J. Deacon,“Efficacy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Anxiety Disorders: A Review of Meta-analytic Findings,” Psychiatric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33 (2010): 557—77.
[19] Academy of Cognitive Therapy, “CBT Outcome Studies,” https://www.academyofct.org/page/OutcomeStudies.
[20] C. Ott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n Anxiety Disorders: Current State of the Evidence,”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3 (2011): 413—21, and C. K. Higa-McMillan, S.E. Francis, L. Rith-Najarian, and B. F. Chorpita,“Evidence Base Update: 50 Years of Research on Treatment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Anxiety,”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Psychology 45 (2016): 91—113.
[21] D. Roditi, M. E. Robinson, and N. Litwins,“Effects of Coping Statements on Experimental Pain in Chronic Pain Patients,”Journal of Pain Research 2 (2009): 109—16, and F. D.Glogower, W. J. Fremouw, and J. C. McCroskey,“A Component Analysis of Cognitive Restructuring,”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 (1978): 209—23.
[22] H. Benson and M. Z. Klipper,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5).
[23] W. Walker, J. J. Skowronski, J. A. Gibbons, R. J. Vogl, and T. D. Ritchie,“Why People Rehearse Their Memories: Frequency of Use and Relations to the Intensity of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Memory 17 (2009): 760—73.
[24] R. Jevning, R. K. Wallace, and M. Beidebach, “The Physiology of Meditation: A Review,”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16 (1992): 415—24, and A. Hankey,“Studies of Advanced Stages of Meditation in the Tibetan Buddhist and Vedic Traditions,”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3 (2006): 513—21.
[25] S. L. Ooi, M. Giovino, and S. C. Pak,“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for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An Over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 analyses,”Complementary Therapiesin Medicine 34 (2017): 26—34.
[26] B. Carey,“The Therapist May See You Anytime, Anywhere,”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2/14/health/feeling-anxious-soon-there-will-be-anapp-for-that.html?_r=0.
[27] P. M. Enock, S. G. Hofmann, and R. J. McNally,“Attention Bias Modification Training via Smartphone to Reduce Social Anxiet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Multi-session Experiment,”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8 (2014): 200—216, and R. Yang et al., “Effects of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Training via Smartphone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2017):1370.
[28] J. M. Kuckertz and N. Amir, “Attention Bias Modification for Anxiety and Phobia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17 (2015): 1—8; C. Mogoaşe, D.David, and E. H. Koster,“Clinical Efficacy of 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Procedures: An Updated Meta- analysis,”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0 (2014): 1133—57; and L. S. Hallion and A. M. Ruscio,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2011): 940—58.
[29] N. Amir, G. Weber, C. Beard, J. Bomyea, and C. T. Taylor,“The Effect of a Single-Session Attention Modification Program on Response to a Public-Speaking Challenge in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7 (2008): 860—68.
[30] S. A. Steinman and B. A. Teachman,“Reaching New Heights: Comparing Interpretation Bias Modification to Exposure Therapy for Extreme Height Fear,”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Clinical Psychology 82 (2014): 404—17.
[31] J. Tierney,“24 Miles, 4 Minutes and 834 M.P.H., All in One Jump,”New York Times,October 14,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0/15/us/felix-baumgartner-skydiving.html.
Copyright © 2024 妖气游戏网 www.17u1u.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