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王城是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至周悼王及周赧王共14王的都城，时间达300余年(周敬王至慎靓王共11王皆居成周城)。列国争霸，群雄逐鹿，是中国历史步入春秋战国时期最突出的特征。王城作为“天子”之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在列国都城中享有最高的规格。东周王城发现了气势恢宏的城垣、巍峨高大的宫殿、排列井然的仓窖、规划有序的手工业作坊和规模宏大的王陵等。
王城的营建按一定的规划制度进行。《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宫有五门，内有六寝，近郊三十里之地有明堂。”这种理想化的建筑布局与考古勘察发掘不尽吻合，但其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和营造具有深远影响。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东周王城位于今邙山以南，洛河以北，涧、洛两河交汇处。城址略呈方形，四周原有夯土城墙，周长约15公里，与晋《元康地道记》所记“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的规模相合。北墙平直，全长2890米，北墙外发现有深约5米的城壕;西墙曲折，总长约4000米;东南被洛河冲毁，南墙残长850米，东墙残长1800米。城址西南部为宫殿区，其东为粮窖区，西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中部、东南部为陵墓区。
1959年在东周王城城址的西南部，今瞿家屯一带发现了一处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分南北两组。北组建筑的四周有夯土围墙环绕，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44，南北宽约182米。围墙内最大的两片夯土墙基位于中部偏北，均作长方形，南北并列，相距约6米。南组建筑紧靠北组，整体亦呈长方形，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是北组建筑的附设建筑。基址附近出土有大量东周时代的板瓦、筒瓦和各种形式的饕餮(tāotiè)纹、云雷纹瓦当，应为东周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宫殿建筑区。
2004年在瞿家屯村东南、东周王城南城墙外西南部的洛河与涧河交汇处，发现了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主要遗迹有夯土墙、夯土台基及与之相关的散水、排给水设施、暗渠、池苑等。
[仓窖区]
位于宫殿区东南，在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范围内，发现大面积粮窖群，已探明粮窖约80余座。仓窖排列有序，东西成排，南北成行，呈口大底小的圆形，一般口径约10米，深约10米。印证了《考工记》“囷(qūn圆仓)窃( jiào地窖)仓城”的记载。这批粮窖兴建于战国中期或稍前，沿用至西汉初年，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大型地下粮仓，对研究战国时期储粮管理制度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手工业作坊区]
考古工作者在东周王城遗址内的西北部发现了大规模的烧制建筑材料、日用陶器、坩埚和随葬明器的窑场，附近还发现了制骨作坊、制玉制石作坊、铸铜作坊等。这些发现为确定东周王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城市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器的铸造代表手工业水平，东周时期青铜器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春秋中晚期兴起的镶嵌、错金银、鎏金等特种加工工艺，到战国时期越发精湛，开创了富丽堂皇、别开生面的青铜器铸造新风。同时，青铜器从礼乐器、兵器的的铸造扩大到了车马器、铜镜、钱币、带钩等生活货 用品和装饰品的制作。
下层，鼎肉 壶水 菜
位于洛阳市解放路与汉电路交汇处西北角，西南距1957年发掘的一号大墓约30米，1982年发现并发掘。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底长5.8米，宽1.1米，深10.5米，坑内陷群品共196件，仅青铜器就多达130余件。其中青钢礼器、乐器数量之多为目前仅见，充分显示出与此陪辞坑有关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地位，战国陷葬坑是洛阳东周考古的首次发现，应为战国时期周天子或高级贵族墓葬的陪葬坑。
成周陵区
成周陵区是东周时期的另一王陵区，位于洛阳市以东约20公里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东北隅，是东周成周城所在地，故称成周陵区。因在金村东，也称金村陵区。1928年一场大雨过后，惊现8座“甲”字形大型木椁墓，两行排列，周围陪葬有小墓及车马坑。之后遭到长达6年的疯狂盗掘，出土了铜、银、玉器等数千件精美文物，其中错金银器及嵌玉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别致，铸造之精工，为世人所惊叹，显示出周王非同凡俗的气度。
遗憾的是这批文物瑰宝出土后被盗运出境，流落海外，国内所剩无几。
礼乐文明“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以秩序与和谐为主旨的礼乐文明形成和完备于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是周文化的核心，对其后3000年的中国社会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代的礼乐制度详细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遵循的等级制度和享受的不同待遇，
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是维系奴隶制等级观念和巩固奴隶主统治地位的规范。东周王城内外发现的东周王陵和贵族墓葬及车马陪葬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周时期的礼乐文明，显示了天子之都的风度和气派。
列鼎制度
鼎不仅作为国家重器象征奴隶制王权，还被作为礼器，广泛使用在祭祀、宴飨、朝聘、婚冠、丧葬等各种政治和宗教活动中，《仪礼》等文献记载了东周时期列鼎的使用和鼎簋相配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周代墓葬中随葬青铜礼器的种类和数量表示墓主人生前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
钟与磬构成金石之乐，以钟磬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与列鼎制度共同形成了礼乐制度的核心。《周礼·春官·小胥》对乐队的排列和规模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即:天子四面排列，诸侯三面排列，卿和大夫两面排列，士一面排列。舞队的排列规定:天子八佾(八人为一行，称一佾，八佾是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卿、大夫四佾(三十二人)。
华夏礼乐
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上古庙堂雅乐，是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黄河中游的华夏音乐被视为王室音乐的源头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主流。西周时期，礼、乐结合成为重要的典章制度。周代乐器以青铜、石质类最多，常在国家祭祀、宴乐活动等正式庄重的场合用于演奏，也被称为金石之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礼记·乐记》
佩玉制度
中国古代崇尚玉器，“昔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佩玉不仅是配戴者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礼制的要求。形成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组玉佩的规格与佩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东周时期完全突破了西周时期的礼制束缚，传统的弧形璜逐渐被以写实为主要特点的兽形佩(龙、虎)所代替。东周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更为细腻，造型更为华丽逼真，雕刻线条更加流畅。
车马殉葬制度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商周时期特有的一种以实用的真车真马殉葬的车马殉葬制度是贵族阶级丧葬礼仪的重要内容之一，周礼严格规定了高级贵族内部丧葬时殉葬车马的数量，即所谓“遣车视牢具”，与列鼎制度相配套。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葬车马的等级色彩逐步淡化，不仅是墓主等级身份的标示物，更加重视生前的财富。到了战国晚期，随着整个社会礼乐制度的崩溃，车马殉葬制度开始走向衰落，由真车马向车马明器过渡。2002年洛阳东周王城广场出土的“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是中国历史上周礼的重要物质载体和考古遗存。
讲故事，陈尊偷辖（车之要害）韋（4声）
2002年7月-2003年3月为配合洛阳市东周王城广场建设，在距东周王城东城墙200米左右的东周王城遗址区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东周时期397座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其中大型“甲”字型墓2座，车马坑(含马坑)18座。
6号坑一公一母
42*8*2.2
叠压，石头的发现打死马的
圆形车 车形，土中找土，泥土的有木头的渗透形成
博物馆原址原状陈列展示的是西区6号马坑和中区5号车马坑，其他均进行了回填保护。中区5号车马坑也就是著名的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规模最大、车马数量最多、气势最为壮观，长41.7-42.3，宽6.9-7.9米。由于后期破坏，坑内残存于20辆，马70匹，车的大小相近，车轮直径1.2-1.5、轮距1.8-2米，车轴长2.2-2.6米，车厢前后长1.1-1.5、左右宽1.2-1.3米，辕长3一3.5米，衡长1.1-1.6米，辐条26-30根，在其西南30米勘探发现了仅墓道就长达68米的“甲”字形幕一5号车马坑应是某一代周王陵的陪葬坑。整个车队由北向南呈纵向东西两列叠压放置，车辕均向南，辕左右两侧的马匹数量对称、马背靠向车辕，辕前端有衡，衡两端有的残存有车轭，部分车厢下压着1只犬。这些车多为二马驾一车，或四马驾一车，最令人震惊的是发现了罕见的六马驾一车，在这辆车的车辕两侧对称摆放着6匹马，清晰可见，这就是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天子驾六”。驾二车和驾四车呈众星拱月之势排列在天子驾六的前后，烘托出独一无二的王者气势，仿佛恢宏浩大的周天子车马出行仪仗列阵。
这座在地下沉埋了2000多年的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的发现，揭开了古代天子驾六、驾四的千古疑案，印证了《逸礼王度记》“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记载的准确性，为研究东周时期的丧葬制度、乘舆制度，以及确定东周王城的王陵区和城市布局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资料，成为21世纪东周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被誉为“东周瑰宝，举世无双”。
驾六的意义
东汉太学
许伸
郑玄
秦始皇陵出土的车马型，驾四
2003年驾六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