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刺客”这词一直是不怎么受人待见的：民间人士不会公然说自己是“刺客”、利用过刺客的官方组织与机构更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干过这样的事。
今日的特工电影里也常有这样的情节，主管者通常都会对执行人员说：“如果此行失败，我们不会承认你的存在、今天的这次会面也不曾发生”。这就是说、接了任务你才是“刺客”、任务失败了你就什么都不是。
这其实是古之有来的“不成文”秘密，太史公司马迁觉得这对那些人太不公平，于是《史记》里便有了《刺客列传》，相关历史人物的神秘面纱第一次被揭开。
与《刺客列传》相随的还有《游侠列传》，司马迁在文中对他们都多有褒赏之词，与汉武帝当时的“打黑”行动似是背道而驰。不过司马迁此举也让世人看清了“刺客与侠客”之间的异同，“刺客江湖”的湮灭命运自那时期起就已被注定。
今日看来，历史上刺客活跃的时期多属乱世，如秦一统天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宋元过渡间的一段乱世、以及清末民初时的那段“无序岁月”。一旦社会秩序被重建、民间有了律法框架的约束，”刺客“一词也就甚少出现了。
在司马迁看来，侠客和刺客同出一源
然而”刺客“少见、却并不代表”侠客“也会消失；正如《史记·游侠列传》里所揭示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汉武帝“诛豪强、*游侠”一举已遭士人们所诟病，故而后世帝王们就再无重蹈过类似覆辙，“侠客”得以在律法与社会秩序的狭缝间存在了一千多年。
”刺客“非*手、本质上源自“侠客”*手，顾名思义就是黑社会影片中的小混混“打手”而已，光听名字就很LOW。古代社会品流纷杂、有身手不错但不愿甘当”*人工具“的，就会渐渐朝”侠客”靠拢；因为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为人品格显然与那些“*手”们不在一个层级。
还有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服务于官府机构，执行刺*任务本是职分内工作，因影响较大也被归入了”刺客“之列，可见”刺客“一词本就是司马迁为造势而冠名、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职业“。
刺客与侠客可以是同一个人，只是行事有别
以著名的荆轲为例，他本就是“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的一位燕国人，行为上正符合后来的“侠客”定义，若非太子丹找他刺*秦王，他根本就不会成为“刺客”。还有曹沫，他本就是鲁国的一名将领，因为以刀挟持过齐桓公而成了“刺客”，其实这不就是他保国护土的本职工作么？只是手段上有异常规而已。再如聂政，他就是帮一位“知己者”去刺*他的私人仇家而已，人们赞赏他“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却纷纷无视了他这么做是否值得。
在健全的社会律法体系构成之前，司马迁赞赏笔下的”刺客“是因为他们各有可取的高尚人格，这样的人格正是身为“侠客”的基础前提。
以“侠客”之身去行刺客之事，成与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事件中所展现的人格，这才是司马迁赞颂他们的本意，同时也借此抨击了”汉武帝捕*游侠“一事。《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表面说的是不同历史故事，其实它们均是司马迁抨击汉初虚伪律法的“双板斧”。
“以平民身份侠”只是汉武帝*郭解的一个借口
这事情当中，其实司马迁和汉武帝都没错，仅是因为所处视角的不同。对汉武帝来说、要健全社会秩序体系、就必须清除社会上不听话的豪强之家；他拿当时著名的游侠郭解来开刀，倒不是因为郭解必*，而是因为他太著名、太有代表性了、*他能有“儆猴”之用。汉武帝为构建社会秩序体系招致骂名，这也是他作为帝王必须要承担的“*伐决断”代价吧！
法制社会下“侠客”的生存之道《史记·游侠列传》中如此评述“侠客”：“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后世社会中，“信义”就成了后世帝王极力维护的东西，他们也就没必要再效仿汉武帝对侠客们大开*戒了。
“信义”人畜无害，对统治者更没有威胁
与刺客相比，侠客不受雇于任何个人和部门机构，他们行侠仗义凭的就是“信义”。由于信义所致，这些侠客们虽行无踪去无影，却不会对统治者造成威胁；与其无法逮捕这些人、统治者也就无奈放任侠客们游走于律法的狭缝之间，有时候甚至要仰仗他们的帮助。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描绘郭靖夫妇协助襄阳城戍卫，正是基于此角度为侠客们正名，由此也赢得了巨大的群众基础。
在法制社会下，“不作恶、不与政府敌对”是侠客们的基础生存之道：你不惹我、我也就不会给你找麻烦。唐朝诗人中“仗剑走江湖”者不在少数，许多时候，他们行侠仗义、让百姓和官府拍手称快都是基于一些政府下发过的缉拿文书；既有如此皆大欢喜的事情，官府许多时候都对“法外”的侠客们睁只眼闭只眼了。
“风尘三侠”肯定也不可避免地干过不少刺客之事
我国最早期的侠客小说《虬髯客传》(唐朝风尘三侠之一)就描绘了虬髯客与红拂女暗助李世民夺得天下的故事，如此的“侠客”调性，能让统治者对他们恨得起来么？所以，在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当中，“侠客江湖”就成了我国社会如影随形的事物、正史无以记载、民间却经年传诵不绝。
“刺客江湖”背后的乱世历史背景前面说了，法制社会下的侠客们自有跟官府的和谐共存之道，不过历史总会时不时翻起波澜，这时候的“刺客江湖”就总会在侠客群体中若隐若现。
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就以“丘处机*国贼”开篇，这里的丘处机实际上就是一名刺客；历史上的丘处机又千里迢迢去找成吉思汗“止*”，*与不*之间诠释的都是乱世之中的“侠之大义”。
小说中丘处机的“刺*”与历史上他的“止*”诠释的都是侠义
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著名侠客王著就成了“刺客”、刺*了当时的权臣阿合马，他本人最后也英勇就义。奇特的是，《元史》里也以“义士王著”为名罕有地详细记录了这一刺*事件，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根据前文所述的刺客与侠客关联，其实他们本同属一片江湖，只是时势使然，他们就会因应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作出了身份角色的转换。《元史》为明朝所撰，明朝为捍卫汉儒文化称刺客王著为“义士”，也是描述当时乱世下的历史背景所需。
清末民初时同样是一段乱世，当时的“刺客江湖”可谓前所未有地热闹，刺*事件在整个晚清民国期间都层出不穷、社会在这样的无序状态中深受其害，“刺客江湖”也好、“侠义江湖”也罢，是非黑白早就混淆莫辨。
尽管该时期的刺*目的各有不同，但由于长达近百年的法制道德崩坏，即便是荆轲们到了那年代，他们也是让人厌倦、爱不起来的了；太平有序、安居乐业，才是该时期人们的共同渴望。
纷乱的晚清民初社会混淆了江湖上的黑与白
刺客的荣光与落寞，均暗藏于正史之外每一段乱世都会放大了黑与白、正与邪，同时也造就了是非混淆的一片残局。唐宋元明清大体上都是儒礼盛行的年代，每逢一段乱世的结束、统治者只需依礼强化统治即可；不过到了晚清民初时期，在西方外来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法治与秩序”的重要性，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派别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纷纷瓦解。
所谓的“三教九流”，用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地方保护伞”、也是历史上大多数刺客与侠客们赖于生存的空间。我国社会在过去一千多年间基本上就是反复地改朝换代、“刺客与侠客”仅是不断在不同社会秩序背景下转换一下角色罢，那片江湖是始终未曾被动摇过的。
不过正如司马迁指出的“刺客与侠客”异同、当侠客都不再有生存土壤、也就是这片江湖的彻底湮灭之时。这时候若还有人去当什么“刺客”的话，充其量也就是一些为非作歹者而已、很快就会被健全的法制社会所扑灭。
今日法治社会下，“刺客”已是为非作歹的同义词
在新的社会秩序下，近年来一些影视文艺作品热衷去描述“最后的刺客、最后的武士”之类故事，自然是因为这背后的“荣光与落寞”极富戏剧性，同时这些故事也不会受到正史制约，故事作者可拥有极大发挥空间。光是清同治年间“张汶祥刺马”的故事，后世就衍生出了《刺马》、《西环的故事》、《投名状》等多部电影。
此外，历史上还有不少疑案故事、朝廷不承认但民间津津乐道，这些疑案的背后就有着各色刺客；不管这些刺客的命运是荣光也罢落寞也罢，正史之外的假假真真也增添了他们的传奇色彩，我们也无需去较真，当传奇故事或文艺作品读读就行啦！
在法治健全的有序社会下重读过去的“刺客”故事，这当中的巨大对比不也会让人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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