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养了一只叫“焦虑”的猫

吴晓波:我养了一只叫“焦虑”的猫

首页战争策略猫话列国更新时间:2024-10-01

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一只焦虑猫,不过,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于是,有人抱怨,这只猫绑架了他们的生活。

文 / 吴晓波(*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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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两只猫,蹲在我面前。

一只叫焦虑,一只叫孤独。

人厌恶焦虑,是一种本能,因为它让你无法与自己相处。

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甚至与恐惧不同,后者可以逃避,而焦虑却像洁白茶杯上的一道裂缝,它不影响任何效用,可是,一旦发现,无所适从。

焦虑所积蓄的能量,很难通过自我的吸收来“降解”,而大多需要一个出击的“假想敌”。它们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比如,创造一份新工作,结识一群新朋友,沉溺于一款新游戏,或者寻找一个足以发泄的对象。

如果焦虑无法找到出口,那么,它就可能被压抑成泥潭。

相比焦虑,人更喜欢说自己孤独,似乎孤独是一种更高级的情绪,它常常在诗歌中被吟唱,而焦虑则很少有这样的待遇。但其实,孤独与焦虑很难被切割开来。

或者说,孤独是焦虑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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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这只猫,有两道影子,一道是成长,另外一道是比较。

如果没有“时间”——这个人类独创的概念,绝大多数的焦虑便不会存在。中国古人造了两个词,一曰“三十而立”,一曰“四十不惑”,它们就是两个体态肥大的焦虑猫。

而比较带来的刺激,则相对更大一些。

1978年9月,*访日,坐在新干线上,他对同行者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现代化的速度了。”任谁都读得出其中的焦虑。

在东芝公司参观时,*提出了一个科研课题:“到了冬天,北京总有很多家庭因为煤球炉而中毒,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日本人一脸懵逼地望着他。因为,1978年的日本岛已经没有煤球炉了。

这种表情当然让*更加焦虑了。

于是,*从日本抱回了一只叫焦虑的大猫。

于是,两个月后,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于是有了“开除球籍”的大讨论。整个80年代,中国的每一堵墙上都贴着“时不我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

可以说,这一轮经济运动,就是从*的那只“焦虑猫”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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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在赞美焦虑,比如罗洛·梅。

1960年代中期,欧美列国的战后一代进入青春期,平庸而镀金的中产阶级生活让荷尔蒙无处排泄,各国青年在享受和平红利的同时,充满了巨大的焦虑感。罗洛·梅在《焦虑的意义》中却写道:“焦虑是人类面对威胁,希望创造自我的正常状态,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保持焦虑的人才是真的健康、感觉到时代脉搏的人。

在他看来,有焦虑就有活力,就像发烧一样,焦虑表示人格内正在激战,“焦虑使得我们创造和赋予生命想象力的需求,变得敏锐异常。有意识的焦虑虽然比较痛苦,但是它可用来整合自我;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如果那只叫焦虑的猫突然闯进了你的世界,它可能构成人进步的动力,让你产生新的意识觉醒,不论它是多么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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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一只焦虑猫,不过,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于是,有人抱怨,这只猫绑架了他们的生活。

更有人指责说,那些贩卖焦虑猫的人,是可耻的。

这个指责含有一股很深的敌意,它针对的不是焦虑本身,而是试图攻击那些揭示了焦虑的人,而进一层的意思是,谴责那些揭示者没有为意识到焦虑的接受者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焦虑本身,成为一剂被利益化的“胶囊”。

在今天的舆论场上,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抱怨——

有人总是喊狼来了,但是没有发给我们一把枪;有人总是说我们的灵魂丢失了,但是没有为我们造一座教堂;

有人总是说我们得病了,但是没有给我们一包药;有人总是说我们被财神抛弃了,但是没有送我们一台印钞机。

一个焦虑繁衍出更多的焦虑,如同一群繁殖能力超级强的猫。

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那把枪、那座教堂、那包药乃至那台印钞机,从来就不存在。它们都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亲手创造。日本人让*感受到现代化的焦虑,可是经济的复兴从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甚至,那些成功者的经验,都无法被复制到其他任何的人生中。

加缪在《反抗者》中写道:“人是唯一拒绝像现在这样生活的动物,问题要弄清,这种拒绝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或者相反。”

焦虑猫的出现,以及与之的共处和对抗,从来是私密的,是自我觉悟和探索的过程,并且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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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焦虑会不会痊愈,这只猫会不会自动消失?

对个体而言,最终极的解决之道,大概就是死亡,因为,它让时间停止了。

对于一个时代或者国家,一只焦虑猫的终结方式,往往是以另外一只焦虑猫的替代而发生的。

巴菲特有名言:“在贪婪时恐惧,在恐惧时贪婪。”此言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度和时代。贪婪需要一块可以被贪婪的土壤,如果它消失了,与贪婪相关的焦虑便也随之烟散。

去年秋天,我去日本,举办“让日本看见中国匠”的活动,随行有超过150位新匠人,他们大多是80后的创业者。77岁的阿南唯茂先生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官,1978年*访日时,年轻的阿南已经入职外务省,参与了相关的接待筹备工作,他后来担任过长达12年的驻华大使。

我问阿南先生,1978年的日本,与2018年的日本,有何异同。

他坐在我身旁,双手扶腹,望着那些喧闹而年轻的中国新匠人们,幽幽地说:“那时的日本,满街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的日本年轻人都在读一本叫《低*社会》的畅销书。”

有种,你试着去今天的日本贩卖一只中国式的焦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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