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当今最具挑战性的议题。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灾害事件——例如失控的森林大火和飓风——出现得更频繁，危害也更大。越来越多的地区遭受持续干旱和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导致的毁灭性火灾和洪水。
在非洲，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尤为突出，它导致粮食不足、水资源紧张和稀缺资源竞争加剧，反过来又会破坏生计并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当地时间2017年3月25日，索马里拜多亚，一名索马里妇女抱着她1岁的孩子达哈博·谢赫·穆明去医疗中心。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0日，索马里Dollow，一个灾民营地里，一名妇女正在往一个容器里装水。
许多人为寻找食物和饮用水而被迫迁徙，这也会导致暴力冲突，进而威胁到人民福祉，以及国家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在非洲某些地区，气候变化延长了暴力冲突，于是非洲大陆有大片地区无法得到有效治理。2020年，非洲各地估计新增4000多万流民，气候变化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冲突是造成大批流民的关键因素。
当地时间2017年3月30日，索马里摩加迪休，在临时营地，由于干旱流离失所的索马里难民等待领取食物。
初看之下，亚洲的问题似乎不算严重，但该大洲气温明显持续上升，天气模式也变幻莫测。根据相关衡量指标，2021年亚太地区有近6000万人受气候灾害影响。2022年，因季风降雨引发洪灾，巴基斯坦有1500人死亡，3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多年来，孟加拉国因海平面上升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该国有大片地区的居民住宅被淹没，引发大规模人口迁徙。
当地时间2022年9月5日，巴基斯坦卡拉姆，洪水灾区，洪水摧毁了桥梁和道路，人们背着食物行走。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5日，孟加拉国卡拉帕拉，当地遭遇暴雨后，鸟瞰图显示被淹没的农田和房屋。
今年4月以来，亚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炙人的热浪，多国高温破纪录。在东南亚，泰国、越南、缅甸的高温天气创下历史纪录，局部最高温分别达到45℃、44.2℃、44℃。而印度的高温已经导致十几人死亡，酷热和干旱也在影响印度粮食的生产。这给未来敲响了警钟。
当地时间2023年4月25日，泰国曼谷，酷暑天气下，工人们在一个新鲜市场将冰块搬进一个储藏库。
考虑到亚洲很多地区人口非常稠密，且以农业生产为主，预计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其经济和社会。因此，亚洲专家和决策者有必要了解极端气候变化对非洲社会和政府不利影响的前车之鉴，预测未来几十年不断恶化的气候变化对本地区的潜在危害，以便预先采取适当的应对政策和机制。
这篇小文将借鉴非洲与气候变化有关冲突的管理经验，为亚洲的协调者和专家介绍如何最好地适应和应对该问题。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2日，越南首都河内，妇女在街头用塑料袋遮挡阳光。
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
近年来，非洲大陆受到全球变暖趋势和反复无常天气模式的影响尤其严重（世界气象组织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大陆平均气温比1981年至2010年的长期平均水平高出0.56℃至0.63℃）。近几十年来，非洲的气温以与其他大多数大洲相当的速度持续上升，但非洲大部分地区过于依赖自给农业和畜牧业，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受到的社会影响尤为严重。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自2012年以来，干旱频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增加了45.6%。2022年，索马里连续四年没有季节性降雨，一半以上的人口面临饥饿威胁。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也严重缺水。
当地时间2022年6月30日，索马里摩加迪沙，25岁的Nunay Mohamed从遭受干旱袭击的下谢贝利地区逃离，她抱着一岁的营养不良的孩子在一个临时难民营。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索马里，一名女孩在学校里吃饭。
大体来说，非洲气候变化导致的不稳定主要源自社群层面。例如，在撒哈拉以南萨赫勒地区，持续干旱和缺水导致人群迁徙模式不断变化，往往会破坏既定习俗以及某些地区特有的互助传统。外来者或路过者决定留在某个地区时，当地社群结构往往会被破坏。
人道主义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uge）曾以萨赫勒地区为例，说明持不同信仰的外来者侵入当地社群时，冲突就会爆发。他们可能以前有过偶然性或周期性的互动，但气候变化迫使一度不断迁移的人群长期停留在已有人定居的地方。之后，当地原本的习俗和信仰就会受到冲击。信奉伊斯兰教的牧民，与践行“万物有灵论”或基督教仪式的农耕民生活在一起，在对彼此生计的威胁下，前者将后者有关信仰的实践与仪式视作邪神崇拜。结果只能是引发暴力冲突。
在上述情况下，需要折中且清晰的安排和协议来稳定局势，防止或停止暴力冲突。在地调解和干预是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实用方法，但对象是繁杂无比的各类群体，这就需要各方面接受和理解调解的重要性。
能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项目将更有利于调解成功，如大牧场经营、改良种植和获得农业推广服务，有利于调解成功。由农民自主管理、顺其自然的重建是一种由社群驱动、参与度高且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过，说服社群接受基于自然的巧妙解决方案需要有效的对话和促进。
气候变化引发的局部冲突会影响国家结构和治理，因为人们要么自行解决对传统的破坏，要么在国家缺位或没有意愿的情况下，依赖机会主义、往往是出于犯罪和意识形态动机的武装团体提供安全保障。即便国家插手，其行为也往往是应激性的，甚至被社群视为偏袒某一方。这就能解释尼日利亚北部部分地区当下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
在上述情况下，在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压力的影响下，气候变化对人类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人们被迫以与之前不同的方式流动或迁徙。尼日利亚现在每年平均日气温超过45℃的天数达到30多天，预计在未来20年内，将有数百万人从该国干旱的北部迁移到更湿润的中部地区。
这一问题在所谓的无人管辖地区或边境地区尤为严重，在这些地区，政府的影响力很低或根本不存在。在索马里和尼日利亚的大片地区，青年党（Al Shabab）和博科圣地（Boko Haram）等圣战组织仍控制着受气候变化影响日益严重的社群。在尼日利亚、贝宁和尼日尔之间的西北边境地区，无政府地区的挑战更为严峻，犯罪团伙横行无忌。这使得社群很难维持生计。国际援助和救济机构也很难干预，以减轻粮食和水资源短缺对这些区域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政府管控力不足会阻碍气候智能型农业普及，无法帮助社群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解决冲突的基本“三步法”
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协同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尽管区域政府间组织牵头的监测和测量取得一定进展，但考虑到受影响国家之间高度不信任，以及频繁的直接冲突，很难组织有效的区域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在非洲某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问题不仅仅是在短期内救济社群，而且还要推广着眼于基于自然的长期解决方案，以适应气候变化。
减缓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于解决社群争端。在萨赫勒地带、尼日利亚、索马里和南苏丹地区，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的自然资源调解实践表明，某些基础工具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对社群造成的压力。
第一，自然资源调解要求调解者了解本土知识和受影响社区的习俗和传统。例如，尽管争端可能与水权有关，但冲突各方往往从种族或宗教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因此，对自然资源视角的强调有助于避免意气用事。共享自然资源的模式根据当时的生态条件，经过几代人演变而来。一旦条件变化，习俗就将被影响和破坏，从而引发紧张局势。
与地方社群领袖合作，并建立诸如和平委员会等对话和调解机制是争端双方取得谅解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若内部调解者和协调者能明智利用外部资源和建议，可以得到最佳效果。
第二，至关重要的是，要详细了解和理解处于冲突核心的环境变化或特定自然资源。这需要有效利用技术专家，告知调解者处理资源争端最适当方式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技术专家还可以帮助社群适应和提高生产力，如尼日利亚正在通过其国家畜牧业转型计划提高农业生产力。
第三，以地方社群为基础缓解冲突的努力必须与国家结构和政策机制结合，以确保汲取和传播经验教训，或为国家和区域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这是非洲的软肋——在非洲，缺乏协调、领导无能和资金不足的国家机构，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很难通过与多边机构建立联系。
尽管经过简化，在社群层面解决气候变化引发冲突的基本“三步法”对亚洲来说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亚洲能学到的经验
亚洲从非洲的现状可汲取的经验是，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与经济社会动荡和冲突密切相关。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能够理解科学并更好地管理资源，还能预测和防范社会危机和冲突。
在亚洲，受影响最大的将是那些生计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群体，农村地区更是靠天吃饭，因此易受水资源短缺和气温上升影响。
比如缅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热浪、洪水和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的国家之一。缅甸的中部干旱区长期以来依赖农业，也是目前武装冲突活跃的地区，农民不得不在生存线上挣扎。即使农民设法迁移到缅甸中部的城市或更发达的地区，淡水和电力的匮乏也使人们在40℃以上的高温下难以谋求生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估计，亚太地区超过60%的人口在极易受天气模式变化影响的行业工作。据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东南亚平均气温将上升2℃。因此高温压力将对未来生产力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它减少了工作时长，并使那些买不起空调的人生活条件恶化，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从而加剧经济社会两极分化。要减轻气候变化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影响，我们需要详细了解气候变化对这些社群的影响，还要有能力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解决潜在冲突。
然而，亚洲与气候变化有关冲突的性质与非洲还是有所区别的。亚洲地区的迁徙牧民没有穿越农耕民定居区的传统，且农村地区移民往往离开土地流动到城市。尽管如此，在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干旱地区的农村社区长期以来已经建立了本地文化。他们奉行相同的仪式和习俗，将人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气候变化催生流民，可以预见到以下影响：
●社会经济困境不太可能立即催生无政府状态和武装暴力，而是会导致不平等、社会两极分化和动乱加剧，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当局加以管控，防止暴力升级；
●失业率上升和由此产生的债务在某些地区已经显现，可能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人群从人口稠密的低地迁移到人口较少的高地会造成进一步的环境影响，如砍伐森林和过度开发水资源；
●需要加强边境安全管理，处理可能的跨境流动问题；
●在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地区，粮食安全将成为严重问题。
进一步汲取非洲经验教训，首先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对话和推动工作：
首先，政府和地方要支持开发社区层面的气候变化减缓工具和机制。气候风险评估可以从制作最脆弱地区和社区的热图开始，就像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做的一样。热图一旦编制完成，可用作促进机构间和跨境合作的预警机制。目前还没有基于国家的有效合作平台，因此需要召集专家和从业人员开展更多对话，吸引他们注意，并更好地剖析对人类安全的威胁。
其次，在最受影响地区的社区层面，与政府机构、当地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共同制定一系列预防措施，如：
-开展对话和能力建设活动，以应对和适应潜在脆弱地区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
-气候智慧型农业、养护和环境保护教育和推广；
-作物多样化计划；
-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为应对收入和就业率下降，信贷和贷款计划应提供充分保护，防止当地居民再受剥削；
-在确定潜在重新安置地区、有计划管理移民的同时，考虑到气候变化移民对迁入地区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实现社区层面的资源共享和治理。
鉴于气候变化已经在非洲引发了大规模社会和政治冲突，亚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地区为应对与气候有关的经济社会变化制定战略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国家机构和决策者与受影响社区需要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对话平台联接起来。非洲的情况表明，国家和社区这两个层面的工作缺少统筹协调。鼓励政府部门与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加强合作，有助于制定可行方案，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的挑战。
（迈克尔·瓦提裘提斯，英国作家、记者、评论家，曾就读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东南亚生活近40年，辗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曾任BBC和《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现为人道主义对话中心高级顾问，居于新加坡。近期中文出版著作有《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