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父亲21岁，花了159元，顶下淡水路26弄10号的石库门二楼，一个7.4平方米的带阁楼和家具的亭子间，从此开启了我家三十余年的石库门生活。
那一年，父亲在上海医疗器械批发部做会计工作，经公司考核，审定为行政23级，月工资58.59元。
这个亭子间很小，房东或许为了尽快顶出这个小房间，在并不高的空间里搭了一个阁楼。阁楼只有一张六尺床那么大，可以放几只箱子，成人在上面，必须匍伏而行。阁楼下面，人能直立，有顶天立地的感觉。房间里还有一张圆架铁床、一张方桌、一个五斗橱和两只凳子。
父亲对亭子间略做打扫粉刷，搬运来一只宁波老家带来的甬式实木被头柜，三四口大小各异的皮箱、樟木箱，又添置了一只夜壶箱。年底，父母在这个亭子间里成婚。
这个亭子间成为我最初的家。
淡水路石库门是浅浅的弄堂。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除了我睡觉的那个阁楼，我仍然记忆深刻的，就是朝着淡水路的那扇大窗。
老式建筑里，光亮尤其珍贵。每天，光线从这个窗口照进房间。阳光明媚时，光线强烈而充盈，把亭子间照得透亮，亭子间变成聚光灯下的一个精致的螺蛳壳。就算是阴雨天微弱的光，也会让房间里充满温馨。
我家处在淡水路中间，南北两端毗邻延安路与金陵西路。站在淡水路弄堂口，一眼能看到弄堂底，石库门的大门都是半开的。左边半扇门，寻常时候都用木栓拴起来，日常进出，大家只走右边半扇门。
推开右面这扇高大漆黑的石库门，门里是个横向的大天井，俗称双天井。石库门的正对面，是厢房的一排花窗，右边是间小客堂。客堂里放着一张八仙桌和两把靠背椅，漆色斑驳，露出了灰白色的木质。
那时，这个石库门里，房东在逐渐出租或顶出去房间，小客堂就沦落成公共走道兼置物空间。客堂东墙，经常停放着一辆锈迹夹杂泥渍的重磅自行车，地上摆放着盛菜的杭州竹篮。
天井里，厢房的花窗下放着一口腹部雕花的湖绿色荷花大缸。荷花大缸的水面上，养着一座一尺多高的假山，假山上郁郁葱葱，布满了青苔与小树，山上山下还缀有红顶小亭与白石小桥。假山下面的水里养着各色金鱼，悠悠然浮沉游弋。
我家亭子间的房门对着二楼厢房的房门，在两扇门之间的走廊墙上，装着一只黑胶木的拨盘电话。这台电话是两三户邻居共用的，每月固定的电话费也是大家平摊，每户每月5角钱, 电话随便打。
我大概两岁时，一次，自己拖了个方凳到电话下，要给正在上班的外婆打电话。其实，我连打电话要拨号还不知道，只是自己对着电话筒自说自话，引得邻居阿婆笑弯了腰。
3岁那年初夏，我出痧子，在家养病没去托儿所，由外公过来看管我。那段时间，正好淡水路房屋在大修，亭子间里暗无天日。外公为了不让我闹，真的让我给上班的外婆打了个电话。
电话由外公拨打，接通以后，接电话的人以为我们家里发生了大事，跑着去叫外婆。外婆气喘吁吁地跑来听电话，一听是我的声音，声音都哆嗦了。后来，外公一再解释，外婆才放下心来，匆匆地听我嘀咕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我给外婆打电话这件事，由惊慌转为惊喜，在外婆单位里热闹了好一阵。她的同事非要外婆把我抱去，给她们看看我这个“电话囡”。后来，一说到我打电话的事情，外婆就笑得合不拢嘴。
1964年，外婆退休，便开始在家全职照看我。
1966年，母亲调去建国西路乌鲁木齐路的伟安药房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经人介绍，我家把淡水路的房子与建国西路一户人家的房子进行了交换。
于是，我们就搬到了建国西路的建业里，拉开了石库门生活的第二幕。
老地图上“建业里的新家”、“伟安药房”和“岳阳路小学”的位置
建业里的新居是一个双亭子间，面积比之前大了不少。父母在房间里给我架了一张钢丝床，从此我不用爬阁楼；伟安药房在建业里斜对面，母亲上下班近了；父亲买了辆崭新的凤凰18型自行车，骑自行车上下班很方便；我们全家都甚是欣喜。
从此，平日我住在大沽路的外婆家，周日回建业里的父母家。
儿时的上学路线
1968年，我在外婆家上小学。那时，只要自己找一个就近的学校报名，就可以上学。我的第一个小学是金陵西路第二小学，在金陵西路靠近重庆南路，好像是一座教堂改建的。
每天上学，我从大沽路的外婆家出来，穿过均乐里的弄堂，跨过延安路，沿着熟悉的淡水路走，走到金陵西路右转，不远处就是学校。后来，我认识了淡水路26弄隔壁弄堂的同学，每天结伴一起上下学。
儿时每天去上学都要穿过均乐里。
一年级的冬天，一次早上，我去同学家叫他上学。一开门，他说，还没吃早饭。他父亲在楼上说，外面冷，让我进他家稍等一下。他家住的是独门独户的石库门，进入后门，便是厨房。他家的房屋结构与我家不一样，厨房里居然还有管道煤气。
同学的父亲急匆匆跑下来，从碗橱里拿出两个白馒头。他一边打开煤气，放上铁锅；一边拿出砧板和刀，把馒头切成一片片。然后在铁锅里倒了点油，把切好的馒头片放到锅里炸。
我惊讶于同学父亲能在铸铁锅里炸馒头片，也羡慕同学以油炸馒头片当早餐。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油炸馒头片算是奢侈的食物了。
第二年，一次放学回家，同学神秘兮兮地邀我去他家。进门时，他告诉我，他父亲就是当时红遍天下的现代京剧《海港》的编导。他偷偷带我去他家楼上，走进他父亲做书房的亭子间里。
亭子间的窗下是一张写字台，绿呢台面上铺了块厚玻璃，有些凌乱的台面上有一只黄铜架绿玻璃罩的台灯。写字台对面，靠墙摆了一对深褐色的单人皮沙发。咖啡色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亭子间里比较暗。同学把窗帘撩起来，示意我去看沙发上面的墙面。
在这面墙上，挂着二只大相框，相框里是二张足有二十多寸大的彩色照片。一张照片是领袖正在与他父亲握手的近景，一张照片是领袖看完演出接见全体演职人员的大场面。
同学说，这是领袖观看《海港》演出时照的，人群中那个穿军装，戴眼镜的人就是旗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领袖的真实照片，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被深深地震撼了。后来，同学一再关照我，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不然他父亲会打死他的。
儿时居住的淡水路石库门原址现为延中绿地
我的石库门记忆，从淡水路的清静，延续到建业里的繁杂。与淡水路的小弄堂相比，建业里算是很大的弄堂。不仅有纵横交错的小弄堂，也有通往建国西路和岳阳路的多条大弄堂，还有学校、菜场、商店、老虎灶、公共厕所等生活设施，充满了市井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