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不知不觉，第92届奥斯卡即将到来，而作为最佳电影热门的《1917》最晚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内，却在金球奖、工会奖上拔得头筹，纷至沓来的奖项荣誉也提高了观众的预期。在此，就从影片的视听语言特色、影像风格与主题内容上详解影片。
对于熟悉奥斯卡获奖电影的观众而言，萨姆·门德斯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美国丽人》树立了一个“家庭伦理片”的标杆，用荒诞戏谑的黑色基调反映中产家庭的精神危机。在获得第72届奥斯卡最佳导演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萨姆·门德斯困顿于同类题材的创作瓶颈之中，尽管也不乏《革命之路》等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对中产家庭精神危机的诠释总是无法突破前者的力度。在《007：大破天幕*机》之后，萨姆·门德斯开始转向注重电影视听语言技术的导演，而《1917》正是他再度在颁奖季大放异彩（已取得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导演工会的最佳导演）。
而《1917》的故事十分简单，它灵感源于导演祖父的故事，通过两名士兵传递情报的见闻传达对战争的反思。影片更多意义是在视听语言上对战争片的创新，以及电影产业发展中院线电影的创作方向与传统剧情片的再诠释。尽管也有部分观众评论指出影片沦为一种刻意的“炫技”，但影片仍旧为观众了解当代电影形式与战争片的反思主题提供了一个值得思索的范本。
从“一镜到底”与“沉浸式体验”谈萨姆·门德斯的视听特色
“一镜到底”的字面意思即是说，通过一个镜头、不加以剪辑地完成整部影片的拍摄。事实上，更多时候，所谓的“一镜到底”属于“伪一镜到底”，并非真正的一次性完成全部摄制工作（one-shot），而是用尽可能少的剪辑将尽可能长的长镜头，通过一种“无痕”的方式组接在一起，从而达到观影时的酣畅淋漓。因此，当“一镜到底”作为宣传上的话题标签时，它通常是一种较为考验技术的视听表达。
从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鸟人》逆转战胜了《少年时代》，再到萨姆·门德斯的《1917》与《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可以看出，以好莱坞电影工作者和世界范围内的顶级电影人为评委的“业界奖”奥斯卡，乐于表彰在技术上突出、反映创作审美潮流的电影。
与此同时，“寻找剪辑点”也成了很多观众观影时的首要目的，而在看了影片之后，便会发现，影片某些地方同《鸟人》剪辑技巧类似，无论是固体物质的视线遮挡、黑屏转场，固定摄影机视角、相同的演员站位与动作的精细镜头组接，还是特效过渡、快速摇移、空镜头衔接，它们的剪辑技巧共同原则是利用观影过程中观众对快速繁复的画面产生的视线模糊与视觉晕眩中进行快速而精确的剪切，通常难以察觉。
《鸟人》的“一镜到底”多是以室内、舞台等反复出现的封闭空间为主，而《1917》在空间的拓展上则是一种线性推进，即是前方的空间被置于一种未知与神秘的色彩。从战壕土坡、河流瀑布，到教堂农场地下室，仿若身临其境，又带有一定的紧张与惊惧感。
作为一部注重视听语言的电影，文本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弱化的，因此《1917》在各类奖项的最佳原创剧本竞争中，并不显优势，在编剧工会奖上则输给了《寄生虫》。在视听语言主导故事的影片逻辑之下，战争不再是以一种全景式、编年体的宏大叙事呈现，以个体作为视点、以短时间内的任务执行作为主线的故事模式，就像一个规定人设与任务、模拟情境的真人电子游戏。
这种“沉浸式体验”是当代电影艺术在面临真人游戏等其他娱乐形式冲击下所做出的技术向尝试，传统战争片是否可以通过形式上的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1917》北美已取得过亿（美元）的票房无疑是较为可观的成绩。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1917》作为体现奥斯卡体系传统价值观的院线电影，在面临网飞电影（Netflix）《爱尔兰人》为代表的线上流媒体冲击与《寄生虫》为代表的非英语文艺片的口碑压迫下，无疑是契合很多传统电影人价值取向的。这也是为何影片在颁奖季影评人口碑平平的情况下在金球奖、工会奖后来居上的原因。而不管最终奥斯卡最佳电影花落谁家，都是具有十足的意义，对于观众来说，颁奖季的影片表彰提供了一种电影行业动态与发展趋势。
真实与荒诞、诗意与超现实
连续的长镜头，表现了时间流动下的真实人物状态。从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广为人推崇开始，“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这一认知成为普遍的主流观点。因此，令人局促不安、惊心动魄的真实感是影片最大特点。
而这种真实是伴随着一种荒诞的黑色幽默，首先是角色关系的置换。布雷克作为传递消息、执行任务、解救哥哥的关键性人物，本应是当之无愧的线索性人物与第一主角，在影片的前半段，无论是在执行动力与热情、二人互动中的主导能力上，他都是高于斯科菲尔德的。而影片进行到了一半，布雷克在与敌兵角力中被利器刺死，这一传递消息的任务落在了斯科菲尔德身上。
斯科菲尔德自始至终则是对这一任务持有抗拒的态度，他质疑战争的意义与*戮的价值，心心念念着自己的妻女家庭。而当布雷克死后，他不惜一切地去执行这个任务，更多的也是履行他与布雷克对自己身份的契约精神，而并非热衷于荣誉与价值。
影片用叙事视角的变化强调了这种战争的荒诞无意义与命运的不可知性。尽管影片的前半部分着力于全方位体现二人穿梭战壕之中的真实情境，但却是用明显的客观视角。而在中场被敌军击伤而晕厥之后。全片唯一加以强调的“黑屏剪辑”产生，随后便是时间的改变，由白天变成了晚上。火烧教堂的末世梦魇般的超现实意象也更加强调了斯科菲尔德主观感受上的信仰坍塌，而昏黄幽暗的火光闪烁象征着一种神性的悲悯，生命纵然熠熠生辉却转瞬即逝。
正如果园中落花飘零的诗意，饿殍遍野之下，生命就像果园中的落花悄无声息地凋零，就像废墟中的老鼠不经意间触碰危机化为灰烬。在现代社会的*戮之中、每一个个体都被置于一个屠戮网之中进行厮*。无论哪一方取得了结果上的胜利，战争伊始便没有胜者，是无数个鲜活可爱的生命用血肉作为战争的祭奠。因此，后半部分的斯科菲尔德失去了抗拒任务的态度，他面如死灰，这种麻木与淡漠正是一种对战争巨大的毁灭性与对人性异化的无声控诉。因此，影片在杂糅的影像风格、模糊变化的视角之下，正是对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叩问。
关于二战的电影无论是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这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作为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性战役，它直接奠定了现代世界的格局；从另一个角度看，“反法西斯”之所以成为不同国别背景、文化形态下的主流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全人类对和平美好的希冀，更在于它用苦难、荣辱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民族于压迫中的抗争、于危机中的坚忍生命力。
二战期间内，威廉·惠勒执导的《忠勇之家》，以睿智且坚毅的英国中产家庭主妇米尼佛夫人为主视角，将战争后方的残酷与悲壮反映到民众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用家庭内的互励互助、邻里间的团结友爱完成一种民族文化、集体荣誉的认同，从而达到鼓舞人心的效果；90年代，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用“红衣小女孩”象征的慈悲与怜悯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凡夫俗子的忏悔与救赎，书写了平民英雄的神话。
这些影片纵使不乏对人性的深度反思、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文关怀，但终究无法避免潜意识中将战争的反思作为对抗争胜利、保卫家国、族群地位的彰显与昭示。例如，犹太裔导演的二战题材中，对集中营历史的控诉也是一种族裔文化的输出，从而作为一种文化渗透与隐性输出凝聚了当今犹太人的集体认同感。
而关于一战，除却30年代刘易斯·迈尔斯通的《西线无战事》，罕有家喻户晓的强力巨作。因此，《1917》故事主题的本身，便是通过对一战的反思完成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最终叩问：
人类文明的扩张、生存空间的掠夺导致了群体间的*戮与战争，绶带（Ribbon）成了战争功绩价值的一种体现，当斯科菲尔德在饿殍遍野的废墟中穿梭，他意识到，个人的生与死、悲与欢、理想与追求似乎对于一个集体的荣誉、文明间的征战而言，显得微不足道。而对于个体而言，生命的存在是实现一切自我价值的基础，与生命本身相比，绶带的分量又如何呢？
当斯科菲尔德见到布雷克的哥哥万念俱灰后只得用一句“他是个好人”来表达他的百感交集，当鲜活的生命被炮火无情地摧毁而化作灰烬，那种沉痛的悲情与无力的悲哀，看似简单直白，却仍旧震耳发聩。关于个体的生命意义，仍旧是值得当代观众思考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