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代表不同的尊卑次序,这一尊卑次序又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清代达官贵人们排座次,首先看爵位,其次看官位,然后看资历和学历。依据清朝等级惯例,座位顺序应该为:福康安、阿桂、和珅、刘墉。
但是清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其等级尊卑次序可以说是发展到顶峰的状态,是极其成熟的,对饭桌座位的排序更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盖棺定论,以致脱离真实情况,违背史实。史料中并没有关于他们四人一起同桌吃饭的记载,只能用现有的资料以及理论对其猜测一二。
清朝是满族人民建立起来的,清朝自然以满族为重,以满人为尊,而刘墉作为一个汉人,自然要低其余三人一等;且刘墉官位低,是在嘉庆二年四月,才被授体仁阁大学士,在此前最高职务不过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自然不能与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和珅们争班次和座位。
况且刘墉没有爵位可以和另外三人抗衡,即便与他们三人同桌吃饭,也只能恭敬地坐在末席。据此推测,无论是哪种尊卑排序,刘墉都会排在四人最末。其余身为满臣的福安康、阿桂、和珅三人的座次排序也是大有讲究的。
此处分三种不同的情况。按照爵位划分:福康安是贝子,最为高贵,和珅与阿桂均为一等公,福康安要较其他三人都尊贵一些,和珅和阿桂则较刘墉尊贵。
按照官职划分:阿桂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和珅身兼多个要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福康安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从官位高低看,阿桂为首席军机大臣加大学士,而和珅在朝廷上一直是位列其后,和珅的官职比福康安多,为尚书,但不是军机大臣。因此按照官职顺序为阿桂、和珅、福康安。
按照出身划分:福康安出身于满洲镶黄旗,和乾隆是亲戚, 和珅出身于满洲正红旗, 阿桂出身于满洲正蓝旗,后抬旗入正白旗,故尊卑顺序应是是福康安、阿桂、和珅。
以上尊卑为简单笼统地划分,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要比其复杂许多,比如说坐席排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得分时间段。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福康安因军功被破格晋爵贝子,使得福康安身份立马尊贵了许多,摇身一变站到大清“主人”的位子。在此前也存在分水岭。在乾隆四十一年时,福康安在四月回到京城,以户部左侍郎入职军机大臣,比十二月以吏部尚书入职军机处的阿桂早了八个月,此时的和珅却还只是户部右侍郎。此时排序应依次为福康安、阿桂、和珅。
第二年,阿桂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进位武英殿大学士,在军机处排名第三,仅次于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和珅改为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入职军机处,排名福康安前;而福康安改任吉林将军,离任军机大臣。此时排序则为:阿桂、和珅、福康安。
即便乾隆四十八九年间,福康安以署理工部尚书做过短暂的军机大臣,五十八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那都排名在阿桂和和珅之后。阿桂已在四十五年成为了内阁和军机处的领班大臣,而和珅则是文华殿大学士紧跟其后。
直至乾隆六十年十二月,领侍卫内大臣兼云贵总督福康安擒获苗王吴八月,被乾隆帝破格进封为贝子,他成为了宗室之外获此显爵的第一人,排在了只为公爵的阿桂、和珅之前。或许,福康安要对老首相阿桂客气一番,甘在其后,但绝对不会给政敌和珅面子。但是,五个月后,福康安病逝军中,被追封为忠勇郡王、配享太庙,也只能成为可能曾有的饭局的缺席者。
至此,对四人的尊卑次序也有大致的了解,这四人的吃饭座次已显现眉目,但这并不能作为最终的结论。按照古代制度,坐席次序按照办席地点可分为“堂”和“室”,不同的地点坐席次序亦不同,主要体现在朝向方位上,“堂”是坐南面南为尊,“室”是坐西面东为尊;如若换成四人中的一人宴请其他三人,假如和珅宴请其他三人,则不论和珅身份如何,他都该坐东面西,故为“东道主”。(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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