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战争缘起
让欧洲走向爆炸，花费了50年。引爆它，却仅需5天时间。我们所要研究的这套爆炸材料的制造，也即形成冲突的基本原因，其实在这段短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范围中是找不到的。事实上，一方面，我们应当回顾普鲁士对于开创德意志帝国（Reich）的影响，俾斯麦的政治构想，德国思想深刻的个性倾向，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德国曾企图以商业出口为主，不过目的并未达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国从原本的商业大国理念改变为世界强权观。我们还应分析蕴含各色各样中世纪遗风的奥匈帝国，认识其复杂的种族问题，做作的统治机制，暗藏在肤浅野心底下、令其烦扰不堪的内部崩解的恐惧，以及其狂乱寻求苟延残喘的行径。另一方面，我们应检视那令人称奇的，支配俄国政策的野心与理想主义的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国边界的邻国，特别是日耳曼邻邦间，弥漫着一片恐怖感。这也可能是最终引爆战争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还应了解自1870年以来，法国因遭受侵略而对新侵略所发出的持续警报；我们更应研究法国重建的自信心。它强化了法国抵御进一步外侮的力量。还有，我们应牢记德国攫取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对法国所造成的伤害。最后，我们应回顾英国从孤立政策转变为参与欧洲，成为欧洲系统成员的做法，以及当它面对德国的敏感现实时，所展现的缓慢觉醒。在对半世纪欧洲历史作出上述的研究之后，我们所获得的整体认知，应比绝大部分记载巨细靡遗的历史更详实。这场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三点：恐惧、饥饿与傲慢。除此之外，发生在1871年至1914年之间的国际事件，也是征兆。总之，要找出点燃这次战火蛛丝马迹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这些蛛丝马迹事实上贯穿了1871年之后俾斯麦所建立的同盟结构中。讽刺的是，俾斯麦原本并非将这同盟结构当作火药库，而是将它视为保护伞，以便他所开创的德意志帝国能和平成长。虽然俾斯麦的想法，早浓缩在他1868年的一句话——“弱国终被强国吞噬”之中，而他自己的胃口，却在1870至1871年战争(1)的三顿饱餐之后，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能谴责他，认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说，他感觉德国现今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他的统治理念自此之后并非是扩张，而是团结。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与和平，使新德国保持稳定，他企图抑制法国国力的发展，使法国维持在无法进行复仇之战的局面。但是结果证明这些做法对德意志帝国并无好处。俾斯麦并未对法国实施经常不断的直接胁迫。他只准备切断法国与友邦或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以便间接打击令人困扰的法国快速复苏。俾斯麦首先拉拢奥地利与俄国，使他们和德国结为普通的结盟关系；同时努力促成巴尔干半岛的和平，以防后者对结盟关系造成任何危机。有好几年时间，他的政策是，在欧洲外交利益交换上，不对任何一方作出承诺，仅做一名“忠实的经纪人”。然而，他与俄国首相戈恰科夫（Gortchakov）之间的不和，以及由于1877年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的纷扰，使他不顾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对，与奥地利在1879年订定了防卫联盟。德皇原本将这种做法视为“出卖”俄罗斯，甚至曾威胁说自己要退位。不过这纸明确的承诺，后来并无明确的结果。尽管如此，俾斯麦在1881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经由俄、奥、德三国所签订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暂时取回主导地位。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于干预所有巴尔干半岛事务。虽然该同盟稍后在1887年废止，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则另以秘密订定的“双重保障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作为补偿，并获加强。经由该约，两强同意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国攻击奥地利的情形发生，双方各自与第三国交战时，彼此将维持善意的中立。在这两次巧妙的、具有惊人欺瞒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麦避免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俄法联盟。
同时，德奥之间的结盟，由于1882年意大利的参与而扩大。其结盟的目的是：如果德国与俄国作战，可以提防俄国从背后暗算奥地利；意大利如遭法国攻击，德奥将出兵相助。不过意大利为保护与英国老友的关系及其本身海岸线的安全，却在条约上附加一段特别协议，阐明绝不直接与英国冲突。1883年，罗马尼亚（Rumania）经由该国国王个人与一些秘密运作过程，也加入了这新的“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后来甚至连塞尔维亚（Serbia）与西班牙也分别短暂与奥地利及意大利，以另缔条约的方式结盟。对于英国，俾斯麦的目标似乎企图使英国仅与德国保持友好，而与法国保持不友好的关系。他对英国的感觉，在友好与轻蔑之间摇晃不定。其态度转变的关键点，在于英国不同政党的轮替执政。对于“老犹太”迪斯雷利（Dis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无法了解格莱斯东自由党（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观点，同时也瞧不起自由党政策摇摆不定的行径。当迪斯雷利当权时，俾斯麦大谈拉拢英国为其同盟的想法；虽然维多利亚女王曾低调表示，“确信德国在任何一方面都将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却不敢肯定俾斯麦是否能值得信任，迪斯雷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麦继续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间不和，使自己渔翁得利的政策。几经精心的评估，他赞成英国占领埃及，因为英国占领埃及会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于德国的极端殖民主义，在未来具有与英国发生冲突之虞，所以他反对国内渐起的殖民扩张声浪。他曾说，“我们极端殖民主义者的贪婪，大过我们所需要的，或能满足的”。他以支持英国占领埃及，企图逐渐换取英国在海外的小让步。经由这些小让步，他缓和了德国利益团体强大的，连他都无法忽视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国保守党的重新执政，以及英法之间与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紧密关系。俾斯麦提出的正式结盟，受到索尔兹伯里爵士内阁（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热烈欢迎；不过后者似乎因担心国会反对与外国牵扯而退缩。然而，俾斯麦从这非正式的协议中，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取得了英国对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的割让。黑尔戈兰岛在后一世代，对德国海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到了1880年代末，俾斯麦伟大的政治架构似乎已斐然成形。德国受到“三国同盟”的支撑；而英俄若即若离的态势，对它有利而无弊。在这样稳定的基础上，德国为商业扩张做好了准备。而且俾斯麦已将法国驱入一个孤独而局限的政治隔离圈内。但自1890年代初开始，俾斯麦规划的政治架构出现了一道裂痕；后继者几乎到要赶走这架构缔造者的地步。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于1888年即位。他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后者既不喜欢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怀疑他的意图。然而对俾斯麦的政治架构来说，问题并非来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麦的掌权方式，向为德国参谋本部与军队所诟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厌恶不已。由于威廉二世几乎在参谋本部与军队中成长，所以他很自然发现这些人与他站在一边。但他未觉察，这种关系也束缚了自己。第一个效应是，赶走“亲俄”的首相之后，继任者拒绝与俄续订“双重保障条约”。第二效应则是第一效应的必然结果。沙皇忍下对共和主义的嫌憎，于1891年与法国签订了协议。这协议并于一年之后发展成军事协定。双方希望在遭敌攻击时，彼此相助。这协定中的重大要点是，倘若“三国同盟”中任何一方进行动员，法俄将立即动员。由于法方谈判人布瓦代弗尔将军（General Boisdeffre）曾费心向沙皇解释，“动员意味宣战”，所以沙皇至少无法说他不懂这其中的涵意。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将结盟之余，喝下了这剂俄法结盟的汤药，而这后来却一直苦恼着沙皇。因此在俄法签约后，长期未对法国产生任何外交价值。
尽管如此，法国还是跳出了政治“隔离圈”。从此时起，欧洲并非仅只有一个政治集团，而是两个政治集团。虽然其中一个关系较松散，另一个却较紧密。这两个集团形成了均势，即使各方势力尚未全然均衡。对于德国废止德俄秘密条约，尚有要点值得一提。柏林的议会在早先复审这项条约内容时，曾反对订约。理由是该条约不但对奥国不忠，而且对英国不诚。其实，不论德皇的缺点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麦要真诚；他在相互矛盾的发言中所显现的伪善外表，似乎是因为过度坦率与经常快速转变心意。他们两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以始终如一的欺骗，来寻求国家安全；另一个则是在突发式的真诚态度下行事，得到的仅是不安稳的保障。英国方面对此的看法与德皇一致。虽然德皇对待俄国的态度与俾斯麦迥异，他却维持俾斯麦对英的友好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分真诚，较少政治动机之故。但英德两国间却有一件缘起于私人因素的不睦。原来德皇与他的舅父威尔斯亲王(2)，也就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彼此交恶。妙的是，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麦家族弄得愈来愈糟的。不过这私人之间的不和，如果没有更大的问题介入其中，是不会酿成国际友谊的裂痕的。事实上，英德不睦出自于一个主因，以及附加的许多小因素。这一切都需自德国的政策从重视内部转变为向外扩展说起。当德国的商业与影响力，扩展到世界级的规模时，其利益无可避免地会与英国在多方面发生冲突。但经俾斯麦式老奸巨滑手段处理之后，这类冲突不会造成一触即发的摩擦，因为英国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当不迟钝。而这时期英国最关心帝国疆土的政党，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国的政党。然而，现在俾斯麦已走，却无圆通练达者取代其位。有一种情形时常发生在像俾斯麦这类伟人身上：他的门徒忘记主子的行事原则，却只记得他的方法——武力威胁。不过，德皇此时自己已可运用魅力达到目的了。尽管他屡犯众怒，但他不仅成功地维持了在英国的名望，而且在俄国新即位的、软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经有一度，他还无条件拥有对沙皇的影响力。德英之间第一次较大的摩擦是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阴影影响了未来。1892年，当时英国自由党重新执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3)所说，“突然间，从柏林送来一封像最后通牒的文件，要求我们为土耳其的铁路，终止与德国人竞争”。并且在此后数年，德皇从未忘记强调，在德国所扩展的商业网中，“坐镇着一只牙齿锋利的蜘蛛”。1895年，由于他的干预，使俄国自日本手中夺得了与中国作战所攫取的战利品。1896年，他再次与英国发生冲突。这回就比较严重了。讽刺的是，起因是由于某英国人士对俾斯麦式霸业的狂热钦佩。这位名叫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的英国人，不但对俾斯麦式的霸业推崇不已，而且对威廉二世也曾作出相等的赞誉。但德皇却不领情，并对罗德斯所拟订的英国南非扩张计划深感愤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经过几回酸溜溜对英国的批评，以及在南非德兰士瓦的布尔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怂恿下，德皇对于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4)率兵入侵德兰士瓦之举，发现了一个诱人的借口。1896年1月3日，德皇在议会中提出构想，他认为德国应声明为德兰士瓦的保护国，然后派兵前往该地。首相霍亨洛埃（Hohenlohe）闻言，则以“这等于与英国宣战”为由，反对此种做法。德皇却直率答道：“是的，但这只是在陆地上作战。”不过，有人提出稍微缓和的办法。建议他不如拍发贺电给南非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Kruger），但电文言词间不但要高度冒犯英国，而且要否认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5)。这下，由于一方有着压抑不住的妒忌，一方则惊见传统老友骤变为新敌，于是两国人心都鼎沸了。德国人自认恼恨有理。他们认为，已占据许多殖民地的英国，如今又要开疆辟土，但这块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迟来者想要的。然而英国人拓展殖民地已习惯成性，他们竟平静地以为这样做才符合英国约翰牛形象。他们无法理解，除了传统的对手俄国与法国外，居然还有人如此挂念此事。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论德国做出如何的不自觉挑衅，英国始终保持冷静的自信。这种态度也成为这次危机的一帖镇静剂，而且几乎是成功的。原来德国曾下令采取战争手段，建议法俄联合攻击英国。但后来，一者由于法俄缺乏兴趣，一者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的冷静，使德国自觉海军不够强大而有所克制，一触即发的危机因此而消失。然而，危机因欠缺实力而避开，并不表示危机已解除。德国海军的野心，即在此时开始萌发。这股野心明显体现在1897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话上，“三叉戟应握在我们手中”，以及他对铁毕子将军（Admiral Tirpitz）所下达的命令。他要求建造这支三叉戟。翌年，德国海军的扩建计划开始进行。并且，据说在德皇访问大马士革期间，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这简直是对英法的直接挑衅。不仅如此，由于他明确声称要担任土耳其的守护神，也造成与俄国的严重不和，因为他阻碍了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的美梦。就像被拿破仑嘲弄的对手一样，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务”而将外交章法打乱，致使这些曾被俾斯麦耍弄过而相互攻击的列强，现在在任何地方只见到一件事——德国的拳头，而未见其他。尽管如此，1898年，英国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6)为英国介入南非纷争之事，向德国提出俾斯麦曾寻求过的结盟建议，却遭德国的侮慢。原来张伯伦的提议，现在轮到德国存疑了。事实上英国作出这样提议，是因为英国有了新的顾虑。英国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与弱点，尽管在观点上基于一种旧意识——与德国有其天生的密切关系。但这提议现在看来，却像是自己在招认弱点。至少是部分如此。而以弱点为由的提议，对于新德国并非上策。俾斯麦遗留给继任者的几种遗风之一，就是低估英国实力，高估俄国的实力。德国自1898年至1901年之间，几度拒绝张伯伦的建议，主要竟与个人因素有关，也就是与隐身在后的荷尔斯坦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有关。荷尔斯坦因是一位性格晦涩、狐疑、贪婪的外交部官员，喜深藏不露，作默默无闻状。因为他以为唯有如此，方能增强其在追求“真正政策”方面的实权。荷尔斯坦因虽然堂而皇之地利用官方知识，秘密进行相当冒险的事情，却也不愿替自己缝制一套掩遮外表的新衣。虽然他表态说是俾斯麦的门徒，却曾密谋让他师父下台。现在则以俾斯麦精神继承者的姿态，令人肃然起敬，虽然他所传承的，只是师父的一些旁门左道。最重要的是，他欠缺俾斯麦的胆识。结果，尽管他愿意接受英国的建议，却害怕变成英国的爪牙，成为英俄冲突的避震器。在另一方面他认为，若现在将英国置于若即若离的范围，英国的弱点正好可加以利用，并可逼迫其让步；而与此同时，仍需让英国心存与德国保有较密切关系的期望。这样，他至少可以获得首相比洛（Bülow）的支持。德皇更将他的观点，笼统表述在给比洛的信上。他写道：“尽管他们想扭身挣脱，我现在已经抓住了英国。”然后，德国在1900年再次扩建海军，成为扭紧英国的工具。此后数年，特别在南非危机与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为德国的态度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段时期，英国并不期待德国为南非战争伸出援手，只求德国不将威胁与侮蔑付诸行动。于是，无论在葡属殖民地、在萨摩亚、在中国，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所表现的软弱，几乎印证了德皇所说的，“十足的笨蛋”。这几年间的外交档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读来令人可鄙的文件。从外交档案，可追溯出索尔兹伯里政府对于后来的冲突，应负间接责任。因为很自然的，德皇与其顾问的思维，必然可从他们的武力威胁（mailed-fist method）想法证实。不过，德皇可以不负将武力威胁推及真正战争之责。这不仅是因为他曾有不喜欢武力威胁的证据，而且他有从肤浅外表断事的倾向。他推断，对英国有限的威胁，很明显在未经风险下，即可为德国带来战争利益。这种过于浅显的推论，是与他个性契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