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百年有余，研究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已几经“迭代”。《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主编、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杰伊·温特（Jay Winter）在该书导言中这样划分研究一战史的几代人：
最早投身其中的“大战一代”，是曾身为士兵或战时政府工作人员的学者，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他们曾参与战争，描绘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事件；
第二代人是“50年代以来”的一代，他们写作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内容不仅是高层政治和决定，还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的历史；
第三代人可以被称为“越南一代”，他们开始写作的时间介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欧洲大陆以及美国正掀起反越战的思潮，欧洲经历着公众对核威慑的反对，1939-1945年“正义战争”的光辉消退了，人们普遍意识到战争对战胜者和战败者而言都是一场灾难。
“现在我们是从事1914-1918年战争历史研究的第四代历史学家。”杰伊·温特写道。作为“剑桥史”系列的新成员，《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成书于一战爆发百年之际，作者们可以被称为“跨国的一代”，这一代历史学家有着全球的视野。
所谓“全球”，不仅倾向于超出欧洲层面去撰写战争内容，还将战争视为一种跨越欧洲、跨越大西洋之外的事件。杰伊·温特写道：“这是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战争，波及中东、非洲、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和中国，参与欧洲中心作战的兵源从温哥华到开普敦，从孟买到阿德莱德。这次战争中诞生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也诞生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战争许诺的自决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但从战争中出现了去殖民化的诉求。战争直接引发了经济困难，而经济困难严重地削弱了老牌帝国主义在世界建立帝国和准帝国据点的能力。”
《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三卷），【美】杰伊·温特主编，姚百慧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
作为四代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三卷）近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翻译引进，并于4月14日在浙大城市学院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世界——《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新书发布会”，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经理金更达应邀致辞，译者代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姚百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分别作主题发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
李宏图谈到本书中译的意义时表示，在学术层面上，国内学界对一战的研究缺失尚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世界史的梳理在“革命”与“战争”这两大主题上有所忽略：“我们讲改革，革命就谈得少；我们讲和平，战争就讲得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各国对一战纪念之隆重、反思之深厚。他提到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著作《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作者认为，“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没有某个特定国家蓄意发动一场大战，但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备战。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外交官、将军都在“一战”一触即发之前懵懵懂懂、莽撞自负、懦弱多变，“梦游”的结果就是战争爆发。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渐趋多极，国际关系日益错综复杂，与“一战”前的欧洲颇为相似。
李宏图的主旨发言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展开。在时间的维度上，一战是“二十世纪的诞生”，正如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的标志。世界历史自此发生新的变化，经历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思想文化的重新塑造。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一战开启的时间当中，因为一战与二战是紧密相联的。《凡尔赛和约》正是抱着和平的初衷缔结，最后却没有达成和平，导致了新的战争。近年来史学界将一战至二战结束的1914年-1945年合称为“新三十年战争”，就是基于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连续性的思考。因此，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结束后的处理方式，决定了我们能否避免战争。我们对战争的反思是否彻底，决定了未来历史行进的方向。
一战作为世界历史分水岭的另一方面，在于战后迈向建立国际秩序的新规则，打破欧洲传统的秘密外交，建立保障和平的机制。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样的秩序当中。此外，二战至冷战延续至今的世界格局，实际上也起源于一战。一战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新天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走向意识形态的对垒，影响着今日的大国竞合。
历史应该走向哪个方向，走向和平还是走向一次新的战争？这是时代之问，也是我们今天对战争的反思。“我自己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看到战争。我希望普通读者通过这套《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重新思考战争，并对民族主义的狂热有所警惕，更希望政治家们阅读反思之后，保持清醒，不去‘梦游’，避免一战的悲剧重演。”李宏图说。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
吕一民教授的主旨发言题为“以史为鉴，远离战争”。他表示，近年来人们已感觉到新的战争威胁远比过去更近。《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作为一部由多国历史学家合作完成的集体著作，在国际史坛广受关注，提供了真正的全球史视角，中译本将有助于广大中国读者丰富和深化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知。该书的作者团队名家云集，以法国史坛为例，参与编写本书的包括佩罗纳国际大战研究中心创始主席、巴黎十大荣休教授让-雅克·贝克尔，法国科学委员会“1914百年”项目主席、巴黎一大荣休教授安托万·普罗斯特等声名显赫的学者。亚洲的部分则由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撰写。主编杰伊·温特将各国有名的学者融洽地组织在一起，在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取向上亮点纷呈。此外，该书在编排上富有深意，提供了众多珍贵的图片史料；作者们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直面各种与一战相关的挑战性问题。
“我是1957年生人，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大半辈子，个人非常认同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的观点，他说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二十世纪前半期有两次世界大战，大战过后又有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说‘战争的世纪’颇为贴切。我也认同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他说二十世纪是‘极端的年代’。那么，作为学历史的人，自然会琢磨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正亲身经历的二十一世纪将会以何种面目留在后人的记忆当中？”吕一民表示，他认为时下正发生的一切大有可能让后人给二十一世纪贴上这样一个标签——“撕裂的年代”。“这种‘撕裂’，小的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撕裂，大的方面有不大不小的各种派别之间的撕裂，更大一点的层面上，是国家、甚至国家集团之间的对垒。二十一世纪被贴上‘撕裂的年代’的标签，显然不是我们这些正生活在本世纪的人所希望看到的。”
吕一民表示，要扭转这种趋势、改变这种局面，无疑有待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作为史学工作者，同样义不容辞。“诚然，我们不过是一介书生，力量确实有限得很，在时代洪流面前更是显得渺小。但我觉得我们既然已在从事历史学者这一职业，就没有理由完全“躺平”，颇有必要把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对当代最棘手最迫切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毋庸讳言，战争与和平属于这一类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作者们所显示的责任意识、人文关怀，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至少让我本人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继续以年过花甲为借口安于疏懒，还得要再做一些自己有兴趣、有意义的事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在主旨发言的最后，吕一民提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回忆录中文版近日刚刚与读者见面。“马克·布洛赫曾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我觉得这句话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对我们有更多启迪。在中国的学界大力推进世界史的研究，包括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世界现当代史的研究，既需要洞察国际史坛的最新趋向，包括及时引进类似的史学佳作，同时还得着眼于范式革新和领域延伸。包括力求让自己的研究能够像这套书的作者们所做得那样，多一些反思性，多一些包容性，多一些现实性。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多一些公共性，让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更好地与社会分享。”吕一民说：“进而言之，我们固然应当尽可能多地致力于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但我个人认为这绝非意味着要与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研究成果对立起来。也正因如此，我想最后强调一点：国际史学的最新演进，应当成为需要我们中国学人紧扣史家、史学与时代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全面深入探究的对象；一战时期的世界、世界一战史学史等等，都应该成为很好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