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松半辈子都住在这里，17岁开始他就成了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塔的瞭望员，几乎独自和近7万公顷（10万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度过了25年。
每年雪快要融尽时，他会背上半人高的行军包从松岭开车去往40公里之外的林场。
到林场后，再换摩托车才能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阿尼塔山。山顶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去下一个瞭望塔还得走二十多公里，是森林里他和下一个人类的距离。
文｜马拉拉
编辑｜糖槭
那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
太阳在很远的山尖儿上搁着，空气是凉的，风吹过一丛干枯的野草，枝干没有摆动，手指尖的皮肤知道它经过了。从哈尔滨再向北走800公里就抵达大兴安岭林区的边陲，被围起来的腹地里有叫松岭的小镇，这里临近国境线，水果店的每一颗橘子都因为长途跋涉皱了皮。唯一的主干道骨架一样支撑着对称分布的居民楼，有时候走5分钟都遇不上一个迎面走来的人。
再向下走只剩在地图上都能看到的大片森林，在里面，天空从树杈间一片一片漏下来。人在走着，你听到鞋面撞击沙土的声音，打着节奏，很吵。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别的声音了，暴露在森林里，一根树枝断裂的微弱声音也可能意味着野兽。那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人们不再一栋楼一栋楼地住在一起，而是零星地散落在冷秋枯黄的平原上，共享着一种怎么走都走不到边的庞大。
刘良松半辈子都住在这里，17岁开始他就成了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塔的瞭望员，几乎独自和近7万公顷（10万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度过了25年。每年雪快要融尽时，他会背上半人高的行军包从松岭开车去往40公里之外的林场。到林场后，再换摩托车才能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阿尼塔山。山顶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去下一个瞭望塔还得走二十多公里，是森林里他和下一个人类的距离。
刘良松的工作是在瞭望塔上不停看着森林，他要准确找到每一个突然燃烧的烟点。他的眼睛可以隔着半片平原，看到第二个山头上面的瞭望塔。成为一个合格的瞭望员，得有从巨大的森林里找到烟点的能力。
每天早上6点半他在瞭望塔旁边一座外墙已经斑驳的白色小平房里醒来，带着一瓶水和午饭上塔，他吃馒头或者掰下来的生白菜。白天他在铁塔的平台上一遍遍地转圈，夏热冬冷，平地没风的时候在上面也是两级风，冬天他穿两层袄子，站在塔上感觉骨头里面都是凉的。
手机需要的信号塔还没有彻底覆盖，唯一靠得住的通讯方式是和林场报告火情的对讲机，安全的话，一般在晨间报告之后就没有联络的必要。一天下来最吵闹的声音，可能是蝴蝶飞到了瞭望塔里，它不停振着翅膀撞一扇能看到外面却飞不出去的玻璃。刘良松把它捉住，放了飞出去。
10月，他在松岭的房子里接受《人物》的采访。这是他近年才拥有的空闲，47塔上多加了两个瞭望员，他不用再几乎整年地呆在塔上，每个月比之前多了10天的休假期，然而更多的自由时间反倒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他的房子在城市的背面，离树林很近。两室一厅，是为了能让年老的父亲用上供暖才买的，2002年母亲去世，现在是父亲走之后的第五个月。不说话的时候，屋里只有冰箱的工作声，那里面有一袋上山前买的桃子，拿出来轻轻捏一下就渗出水来。
「不想回来，回来干嘛？回来还是一个人，喜欢呆在山上。」刘良松低着头说这句话，然后是一分钟的沉默。置物柜上放着一瓶十年前收到的彩色手叠小星星，那是能够在房间里找到的唯一关于女性的信息，快五十岁，他还是一个人。
生活像是一匹被反复熨烫的白布，一点点褶子都能让他感到新鲜——7号他和朋友们聚会完，不想回家，在外面散步，看见一群初中生聚在路边很热闹，好像是有任务要完成一个什么建筑。刘良松走过去，用了一整个下午教他们应该如何砌砖。
图源《生活万岁》纪录片
火
在山上他是被需要的。
大兴安岭是东北的柴火垛，一到秋天，白桦树的皮变得蓬松，剥下来就能够引燃。一旦森林里有一处着火，顺着风，火能够15分钟跑20多公里。松岭以及它下面的村落，几乎都是以森林防火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深入到林区的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他们是林场的看护员，每天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5点半，路上一枚明火烟头都得管。
刘良松的工作比他们复杂些，他在森林里，是林场的眼睛。「要分得清楚云和烟，云是会动的，横着走，烟是直溜溜往上跑。松木林着火了是白色的烟，草甸着火了是黄色的烟，如果是混合林或者山谷，是黑色的烟。」
最容易起火的是夏天的雷击，塔是铁的，所以他得赶紧在打雷前躲到平房里，一结束就往塔上跑。「那种带闪电，还像蛇一样分叉的大地雷，百分之八十就会起火。」每年有五六次这样的火灾。
必须准确，在罗盘数字上一度的误报，至少会让地下队伍走错两公里。山下近百人的扑火队等着他指路，出现一个起火点，他脑子里需要立即生成一条导航的路线。对于那片森林，他的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那是17岁的时候拿着笔对着山头一个个标记背下来的。
天气好的时候，刘良松等天黑就下塔了，但有时候得在塔上过夜。几年前靠近南瓮河的林区曾经起过一场大火，烧了有十几天，近的地方，火离刘良松负责的林场只有几十公里，「晚上整个天都是烧得通红。」那是他最害怕的一次，不敢睡觉也不敢下塔，早上拿上去一碗方便面用凉水泡着，中午面软了再吃下去。
他的朋友也有之前在防火系统工作过的人。老朱当过扑火员，他被越野车运到森林深处，一下车就是鏖战。冬天扑火的时候，天特别冷，火又特别热，咬着牙往前奔。火扑完了，人才能反应过来渴，就近找水坑（一些动物的脚印踩出来的坑会屯水）喝水。「我们扑火不是要在那边睡一宿嘛，怕它复燃，第二天醒过来看昨天装水的矿泉水瓶子，才发现里面好多那种扭来扭去的小虫子，孑孓。」老朱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在场的人被惊到起哄，刘良松也是，但他没有说话。
这样看来瞭望员的工作的确是轻松的。刘良松更经常面对的是孤独。「一年到头都在山上，呆久了抓到一只蚂蚁都能玩半个小时，大兴安岭的蚂蚁我抓到过，个头特大，黑的，有的还带（翅）膀。」没事的时候下塔，他能够把衣服脱了，花15分钟找衣服上有没有比小拇指指甲盖还小的草爬子（蜱虫），翻过来翻过去一遍遍地找。
很少有人当瞭望员当一辈子，要么忍受不了寂寞中途离开另找出路，要么想办法被调入林场内部去工作。他的朋友宏岭现在在松岭开一个门厅有两盏水晶灯装饰的饭店，曾经也做过几个月瞭望员，「实在没有事干，就数塔上有多少块玻璃。」
「我数过，我们塔是36块玻璃，没事的时候被风吹得咔咔直响，就一块块挨着拍。」刘良松说，为了打发时间，他想各种法子，拆过对讲机，对着森林大吼，又或者试图在森林里散步，但上坡的路太难走了。山上不能用手机流量，他以前的手机连微信都用不了。去年他路过一家五金店发现店主用12伏的电瓶在看电视，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他定在那里，一直不停问怎么弄，问得老板都有些不耐烦了，才学会了怎么在山上用电瓶借着卫星信号看电视。
早些年的时候，刘良松在山上喝水都要下塔去从小河里背，他见过三只黑熊。「你瞅着它，它瞅着你，它也不动弹，一会儿在地上爬，一会儿起身走，两只大的领着一只小的，大的看起来有三四百斤，站起来得有两米。我当时头发都一根一根立起来了，它稍微要往前走我就得准备跑，但是跑也没用，人跑不过它。不过呆了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走了。」那是刘良松离生命危险最近的一次。
图源《生活万岁》纪录片
四棵西伯利亚大红松
「像是睁一下眼睛闭一下眼睛就过去二十多年。」回想起17岁上塔那天，刘良松是这样描述的。2016年央视给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和如今相比起来他的脸没有什么变化，圆脸，深色皮肤，但现在的他开始明显地长白头发了。「有天我上塔爬楼梯的时候，感觉膝盖不得劲儿，干我们这行的很多人都有风湿病，不是说人老都是从骨头先老吗？」他已经熬走了六七个防火指挥，瞭望塔的颜色从白色换成黄色，再从黄色变成红色的防锈漆，它也老了。
这二十多年里，他很多次想过要离开。最接近的一次，一个同学在北京给他介绍工作，对方在城市里跑业务，有单位，可以给他几单，他自己找人做，一年下来挣十万没有问题。那还是政府禁止砍伐、保护森林的「天保工程」出台之前，新天林场还很热闹，一家人做了好吃的会端出去给邻居分的时候。每天伐木队从森林里拉比盆口还粗的大树出去卖钱，一拉就是一卡车，当时没有人愿意接他的位置，大家忍受不了安静，呆不住。瞭望员一个月挣三四百元，伐木一天就能挣100元。
但他也没想过干伐木，用一米多的身体去对抗仰着头看到脖子酸的大树，他觉得危险。
从技校毕业之后，他去林场给领导做了几个月的跟班，「我哪能做那活儿啊，端茶递水拿车钥匙的事我干不来，我比较喜欢自由一点，然后就找了瞭望员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二十多岁的时候，刘良松还不觉得KTV的声音会让他脑子疼，安静久了，他第一次想下山。母亲劝他做一件事情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我妈对我太好了，以前我从山上下来，给她打电话，每次她都站门口等，她关心你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和，每次回家都是问我想吃什么，马上给我做。」从小他就有习惯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母亲，但在2002年他没有了，他把母亲送到哈尔滨医院，医生把他拉到一边下了肺癌晚期的诊断。
到现在，只要看到有重病筹款的活动，他都会捐钱。不多，十元或者二十元。「我随我妈，小时候她看到谁家的孩子穿得不好，就会回家用缝纫机给她做衣服，做裤子。有要饭的，只要她看到了一定会给他做饭，吃完了还问他够不够。」刘良松不在乎那些筹款信息的真假，他只是做和母亲一样的选择。
防火这件事情也是，他和自己说得好好做。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漠河附近因为烟头起火，近1.7万平方米的森林受灾，近6万人连续扑救了28个昼夜才把火势控制下来，最后死亡了211人，266人受伤。那时候刘良松还不是瞭望员，但是他看到火车一车车拉过来的都是难民，什么都被烧光了，除了发的帐篷一无所有。
新天林场下面有他从小就认识的人，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但他只要在林场露面，就经常会被叫住寒暄，走出好几公里都会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我刚刚看到了你。」这里有一些他珍视的东西。
小时候，刘良松在森林边长大。「我们那时候出去玩要先劈完柴火，一群孩子先去你家帮忙，劈完了再一起去下一家，等所有人柴火都劈完了就上山。」在今年5月之前，刘良松屋外的地毯下会藏一枚备用钥匙，他常年在山上，父亲身体不好，遇到下不来的时候刘良松会打电话给朋友。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只要他打了电话，朋友都能把父亲安置到医院，如果情况严重要去城里的医院，朋友帮他把要住的酒店都提前定下来。
他和他现在的五六个朋友都是城市的远离者。有人在北京物流发展地最好的时候呆过一年，挣得多，但是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有人在大红门做过服装批发，拿一笔尾货能挣不少的利润，但淘宝兴起改变了这个行业的规则。还有人在北京出过差，被人在国贸大饭店请吃饭，几百块一盘的菜，「太贵了，请客的人对我们领导说，小兄弟没吃饱回去再整点啥吃。」
刘良松也最近遇到了一点事情，六月份他的驾照被吊销了。他刚下山，朋友们叫他出去吃饭，他把汽车停在一个烧烤摊旁边，摊主是以前林场熟人家的孩子。「他让我别停那里，我就开玩笑说就停这里，觉得认识的人，他还能帮我瞅瞅，结果我在里面喝了两瓶啤酒，出来上车抽根烟，他就把我举报了。」他现在需要感受新的规则。
城市在萎缩，现在瞭望员已经成了好工作，年轻人很多都出去打工。新天林场的小学已经停办，居民楼还在，但是没几家有人了，留下的也在发愁究竟是在松岭，还是去哈尔滨买房。他也去哈尔滨找过出去闯荡的同学，在圣索菲亚教堂，刘良松按朋友说的拍了一张留念照，走到门口了也没有走进去。
这样的沉闷和在森林里的他完全不一样。常常去的庆喜湖边有一艘不知道是谁的小船，刘良松从不知道是谁的仓库里搬出来两块电瓶，插上电源就敢在湖里开着玩。只要一贴近林区，他就有一种近乎小孩子的好奇和勇敢。「松花江那水，不好看，垃圾啊，好像什么都有，我们这儿河多清，云多白啊。」刘良松站在多布库尔河的上游自言自语。这里的河流很窄，水清得藏不住一条鱼，前后无人，只剩下水流声。
远处的云被太阳镶上了金边，瘦一些的云，几乎要被整个照亮，一切都没有目的和意义地流动着。最近刘良松越来越喜欢山上了，他发现只有在森林里，才能听到每一阵风拂过树叶尖儿的轻声，感觉像是能说话似的。
17岁刚上塔的时候，他种了四棵西伯利亚大红松在瞭望塔的边缘，近来有一棵裂皮了，他于是反复叮嘱同事不要把含洗洁精的水倒在附近的土里。25年前给他树苗的人说：「它能采塔，长出来比一般落叶松大一倍。」他守着那几棵树，想等到采塔的那一天。
图源《生活万岁》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