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符：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青铜文化（虎符传世）

大约八十年前，郭沫若在重庆的地摊上看到一只造型古朴的青铜老虎，拿起把玩时，铜虎突然分成两半。郭沫若心想，难道这就是虎符？他掏钱买下来，摆在书案上做镇纸。很快，以“窃符救赵”为主题的著名戏剧《虎符》诞生了。

“窃符救赵”见于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秦国围困邯郸，信陵君请如姬盗来魏王兵符，带屠者朱亥一起至邺，声称奉魏王的命令，取代晋鄙来率领魏军。虽然符能够相合，但晋鄙心里有些怀疑，他说，“我现在有十万兵士，屯于境上，这么大的重任，你单车就来取代我，不大可能吧？”朱亥取出藏在身上的四十斤铁椎*了晋鄙，信陵君选兵八万进攻秦军。秦军退走，邯郸得救。

郭沫若知道自己购买的这件虎符并非真品。当时国内并没有几件虎符。直到今天，国内的虎符数量仍然不多，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等少数几间博物馆中。

（一）作为国君信物的“节”

虎符、虎节都是符节之一种，春秋战国时期，各类青铜节非常盛行。传世品中有龙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湖南也曾经出土过战国中晚期用于驿传邮递的“王命传”铜龙节，使者可以凭铜龙节通行并获得食宿。

龙节

鄂君启节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受封于湖北鄂城的儿子鄂君启的水陆通行青铜符节，1957 年出土于安徽寿县，共五枚，两枚是水路通行的舟节，有错金篆书铭文 165 字，三枚是陆路通行的车节，有铭文 150 字。它规定了允许鄂君启通行的水路、陆路运输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等情况。今天我们可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看到这件特殊的青铜符节。

错金“鄂君启”青铜节，战国·楚，1957年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虎的形象威武，行动迅捷，被视为迅猛强大的神兽。因此在战国两汉时期流行把符、节制成虎形，象征国君的威势。如果去过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一定会注意到一件巴掌大小的光灿灿的文物：

按照博物馆的说明，这件西汉时期的错金铭文铜虎节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错金铭文铜虎节，海内外仅此一件的孤品。

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一提到先秦的虎形青铜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1975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郊的战国杜虎符，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它也是青铜错金铭文制品，那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为什么声称自家的馆藏是唯一一件？

杜虎符，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因为虎符、虎节有所不同，虽然都是古代朝廷传达命令的凭证，但“符”主要用作征调兵将、传达军令，分为左右两半，使用时需要勘合，《说文》称之为“信也，……分而相合”。这个左右两半相合的过程，就是汉语常用词“符合”的来源。

节通常为独立使用的王权象征，用于发布重要政令或作为商贸等特殊凭证，可能也曾用于战国时期的军事行动。目前所见的战国时期铜虎节都很薄，仅有0.3厘米左右，不能像虎符那样左右两半相合。各博物馆中收藏有多件虎节，比如“王命传”铜虎节、“韩将庶”铜虎节等。“韩将庶”铜虎节自铭为节，背侧面有“韩将庶节”等十字阴刻铭文。下图中的“王命传”青铜虎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可以看到，另一件则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王命传”青铜虎节，战国·楚，传安徽寿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命传任虎节，战国，通高10.7厘米，宽15.7厘米，刻划铭文5字：“王命，命传任。”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所见的先秦虎节都没有错金铭文，因此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说自家藏品是唯一一件错金铭文铜虎节，并没有多大问题。从这些各种形态的青铜节中，我们能看到秦汉时期虎符大兴的征兆，这是后来虎符发兵制度广泛推广的先声。

（二）兵家之符：“符合”的来历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诸民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合符釜山”，将“合符”的做法推到黄帝时代，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实物证据。

战国时，社会经历着激烈的变革，各国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彼此间合纵连横，战事不息，普遍用作为国君信物的“符”来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符，有以下特点：

第一，当时青铜符比较流行，不同功能、不同使用场合的符也许具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故宫博物院藏有战国鹰符，形状如同展翅的大鹰，有学者通过《诗经·大雅》“时维鹰扬”，认为取鹰的勇猛之意。实际上它一方面可能与当时燕国的鸟崇拜意识有关，另一方面，从铭文来看，它是传遽用的，所取大约是希望如鹰一般迅捷，和“鸡毛信”相似。

战国鹰符

战国鹰符，故宫博物院藏

虎符则铸造为带有铭文的虎形，比战国的虎节（南越王墓出土虎节为西汉时期制品）更精美。虎凶厉，主*伐，用它的形象来制作兵符，在寓示王权强大以外，也有祝祷征战顺利的意义。把贵重金属铜铸造成不规则的动物形，刻上复杂精细的铭文，可以避免他人伪造可能。

第二，“符”在使用时，需要“合符”，这就是中文里“符合”一词的来历。上图所说的鹰符，如果单独使用，那么它应该被称为鹰节，如果能够左右勘合，则应该称为鹰符。李家浩先生考证其铭文为：“传虡（遽），帚戊邮舟（铸），右丯（契），不句（拘）酋（留）。”意为：此右契是传遽用的，为帚戊邮所铸造，关津官吏见持此节的人不得拘留。铭文中有“右契”二字，应该还有件“左契”，那它应该需要勘合使用。既然需要勘合，就会设置一些勘合的“机关”，增加一些“勘合难度”。

杜虎符

第三，虎符都以虎为外形，但这只虎的大小、姿势等细节上，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条件下有所不同。从早期虎符来看，有推测说虎符发兵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史记》中“窃符救赵”说，“得虎符夺晋鄙军”，这时候虎符已经流行。但目前所见这一时期的虎符数量很少，除了这件这件分为左契、右契的鹰符可以作为参考以外，只有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战国时期“辟大夫虎符”（自名为信节）等少数几件。“辟大夫虎符”出土于山东，是齐国之物，它的外形是这样的：

辟大夫虎符，战国，虎身刻铭文：“辟大夫信节，堳丘与塿纸，贵”。本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秦地的虎符就与“辟大夫虎符”不同了。秦地比较重要的虎符有三件，分别为杜虎符、阳陵虎符和新郪虎符。战国时期的杜虎符，现仅存左半，系1975年冬天一位农民在西安市西南郊山门口公社北沈家桥村东北500米处平整土地时发现，1978年11月30日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杜虎符有40个错金铭文，为“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殹。”秦国王称“君”者只有惠文君，因此杜虎符应该是公元前337年至公元前325年之间、秦惠文君执政时所使用。杜虎符长度不到10厘米，比较精巧。

杜虎符

新郪虎符在光绪末年由文物商范寿轩无意中发现，为左半符，从拓片可以看出错金铭文39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无会符，行殹。”新郪本属魏国，公元前266年并入秦国，因此这件虎符经王国维先生考证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间物”，即战国末年制品。这件虎符目前不在国内。

阳陵虎符曾为罗振玉收藏，左、右两半俱存，错金篆书铭文相同：“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应该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颁发给阳陵驻守将领的兵符。阳陵虎符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阳陵虎符

杜虎符、新郪虎符的大小、铭文内容、字数及书法几乎相同，阳陵虎符稍异。杜虎符称“君”，新郪虎符称“王”，阳陵虎符称“皇帝”，可见杜虎符的制作年代最早，新郪虎符次之，阳陵虎符最晚。这三件虎符在虎背两侧篆刻复杂的错金文字，两边铭文相同，不合符也不影响阅读。

从辟大夫虎符到杜虎符，再到阳陵虎符，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虎符，其形制的差别很大。到了汉代以后，虎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形制，但在细节上的差异不小，这是由于社会认知、审美倾向等发生了变化。

（三）在博物馆中看见全盛期的虎符

从功能上说，虎符是遣将调兵的信物。在使用时，一半发给驻外军队的将领，为将符，一半留京师，为君符。执君符者代表君权，军队认君符不认人，调动军队时需要手持君符，与将符勘验完全吻合。虎符即王命，“窃符救赵”的事件才有可能发生。

《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定天下后，“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录高祖“与剖符为韩王”，可见从汉初开始，分封功臣、任命郡（太）守时，皇帝就会授予符节，意味着交付给相应的权力。

汉代的国土面积较大，虎符使用面更广，流传下来的数量相对较多。下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汉代堂阳侯虎符，应当是刘邦颁给堂阳侯孙赤的兵符，是现存西汉时期唯一的一合诸侯王全符。左右半符的错银篆书铭文相同且完整，背部五字，肋部四字：“与堂阳侯为／虎符第一”。

汉代堂阳侯虎符

下图为安国侯虎符，见于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曾为罗氏收藏，现在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罗振玉在《汉安国侯虎符跋》中认为这是西汉初年颁发给安国侯王陵（安国治所在今河北安国市东南）的兵符之右半符，原本藏于皇宫之中，价值极高，“不异景星凤凰，人间无第二品”，“此为吾斋重宝耶”。从图上看，虎身上有九个完整的错银篆书：“与安国侯为／虎符第三”，字体、内容与堂阳侯虎符相似。这一时期的虎符，右符留京师，在内侧有两个方形榫柱，左符发至郡国，内侧是凹坑，这是合符时进行验证的隐藏手段。

安国侯虎符

汉代对作为权力象征的虎符非常重视，虎符发兵制度在汉代继续完善：

一方面，早期的西汉虎符继承了秦代的风格，比如上面的堂阳侯虎符和安国侯虎符，铭文位于虎的左右两侧，即使不合符也能阅读。为了加强虎符的安全性，西汉中期以后，在虎背上刻出一列骑于中缝的错银铭文（王国维说“今传世汉符皆系银错。”），如果不合符就不能通读，增加了虎符的仿制难度。

另一方面，由于符节数量多且使用频繁，汉代专门建立了保管符节的符节台。从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等史籍可以看出，汉代设有符节令和尚符玺郎中，他们负责管理符节台的“君符”。《史记·吕太后本纪》：“襄平侯通尚符节”，指的是当时由襄平侯纪通掌管藏于宫廷的君符。

虽然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曾经发生不少变化，比如王莽就变更了虎符的大小和造型，而且陶新华说，“统兵权和发兵权逐渐合一是东汉兵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汉代的“发兵”制度》）即从东汉后期开始，虎符的调兵职能有时会被侵犯，但虎符发兵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一直坚持到隋朝。

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欣赏到汉代以后的虎符，即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两件铜虎符，铭文分别为“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五”，此时虎符依然是北魏政权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

“河内太守”青铜虎符，北魏（公元386年-534年），1955年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四）虎符文化的黄昏

唐代时，唐高祖李渊为了避其祖李虎的名讳，不再使用虎符，改用鱼符。之后武则天时又曾改为龟符，这是符节发展史上的一大变化。

唐代的鱼符继承了虎符的职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用于进出和开关宫门的交鱼符、巡鱼符等门符，用于调动军旅的铜鱼符，以及用于标明官员身份的随身鱼符。随身鱼符的材质，太子用玉，亲王用金，一般官员用铜。

唐凌霄门外鱼符，图片来自罗振玉《历代符牌目录》

武周宸豫门开门、闭门龟符，图片来自罗振玉《历代符牌目录》

汉代时左符在外，右符在京，唐代时左符进内，右符颁给地方军事长官。依旧为左右两半勘合，因为中间有“同”字形榫卯，所以在《唐律疏议》中称其为“勘同”，“差兵十人以上，并须铜鱼、敕书勘同，始合差发”。现代所用的“合同”一词，就来自于此。

在唐代以后，虎符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回光返照”。南宋时曾恢复使用虎符，《宋史》说“高宗建炎三年，改铸虎符，枢密院主之”，沿袭汉制，“刻篆而中分”，左符颁给地方军事长官，右符进内，与唐代相反。之后虎符就不再作为功能性物品使用，曾经在历史上风行一时的虎符终于功成身退。元代改用虎头牌，李直夫创作有《便宜行事虎头牌》，关汉卿《拜月亭》写道“虎头儿金牌腰内悬”。到了明清时期，身份凭证大多是牌。以象牙、竹木等材质制成的令牌、腰牌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