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无名》中，观众其实也能看出，程耳在保留其极具风格化的作者性之外，也试图在商业上尽量靠近观众。
作者|里昂、编辑|孤鸽
大年初一，由程耳执导的电影《无名》上映，首日拿下1.36亿票房，已经超过他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1.22亿的总票房。
或许导演程耳的作者风格过于强烈，以及6年前《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票房失利，《无名》上映前，各种宣传物料打出的都是“超级商业片”的卖点，这部由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强大卡司主演的电影，算得上是一部超级商业片吗？
王一博说，在《无名》剧组里的这段经历，是他从出道以来，甚至是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次。另一位主演梁朝伟更是显示出大银幕上的角色魅力，用普通话原声表演。
作为时隔六年再度打造的全新力作，很明显，这次程耳在保持个人风格的叙事基础上，加强了戏剧性、通俗性与商业性的结合，试图走近观众。
很多观众都会误以为程耳是上海人，其实他是湖北人。从北电毕业之后，程耳被分配到上影厂工作，在上海生活了9年。他特别迷恋上海这座城市，以他的生活经验来说，上海舒适、精致，他每天喝喝咖啡、聊聊天，十分慵懒。
上海也成为他电影创作的灵感缪斯。北电毕业短片《犯罪分子》故事背景便发生在上海。《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故事设定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上海这座城市，不管是当下，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程耳来说，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导演程耳
《无名》的故事很简单：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上海，中共特工与汪伪政府、日方组织展开秘密周旋，通过错综复杂的情报系统，诛*敌人汉奸，直到抗战胜利。
从类型划分，《无名》算是一部谍战片，但程耳导演不想用这个简单的类型去定义它。他觉得电影的类型要比谍战更宽泛一些，更像是那个年代的一部史诗，一曲挽歌，有忧伤的一面，也有非常幽默的段落，试图在一个精彩好看的故事里，融入更多历史感和个人的人生感悟。
《无名》上映前，宣传物料都在主打“超级商业片”的定位，并且导演程耳在采访中也一再强调这一卖点，在媒体面前坚定地表示，《无名》是非常商业的一部电影，是今年春节档的一部爽片。
其实，如果熟悉程耳导演的作品，了解他的审美风格、个人偏好的话，就会对“超级商业片”打一下折扣。他不会刻意去讨好观众，更在乎的是电影的审美和表达。对于影迷来说，程耳的电影很有“腔调”。他是一位极具风格化的导演，作品有着明显的作者标签，比如人物说着上海方言、利用影像空间营造氛围、非线性叙事结构、极致的细节铺垫等。
这些作者标签，在《无名》中都有。整部影片夹杂着上海话、普通话、日本话、粤语，语种相当之丰富，是对当时复杂环境背景的一种表达；故事时间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但导演不会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讲故事，而是完全打碎了时间，通过碎片拼接出故事，其中便隐藏着大量重要细节，比如王一博频繁更换的领带、梁朝伟衣服上的血渍等细节，都会在不断的倒叙、插叙中为观众解谜。
不过，这种叙事方式也设定了一定观影门槛。观影过程中，从现场观众反应来看，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疑问：怎么又演了一遍？
这些风格标签都决定了《无名》不太可能是一部超级商业片，如果非要定义的话，那就是带有强烈作者风格的商业片。
《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后，尽管赢得了业内口碑，但面对普通观众“看不懂”的评价，以及商业上的滑铁卢，很难说这些外界因素对程耳的创作没有影响。在这部《无名》中，观众其实也能看出，程耳在保留其极具风格化的作者性之外，也试图在商业上尽量靠近观众。
片中，有一场梁朝伟和王一博近乎玩命的肉搏戏，动作招招致命，写实惨烈，可谓全片最具商业性的段落。不过，在接近尾声，观众知晓两人身份之后，就会觉得这场动作戏，可能更多的是满足普通观众的感官刺激，也就是所谓的商业性，但对于故事剧情来说，没太大必要。
之前，程耳和妻子收养了一只流浪狗，妻子给它取名“大麦”。程耳明白，妻子对其票房成绩也是有期待的。而这次票房的最终表现，可能也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创作。
王一博出道以来，压力最大的一次王一博是《无名》剧组第一个定下的演员。
对于演员的选择要求，程耳更看重他们的精神气质。他觉得，王一博就像那个年代走出的人物一样，非常优雅。当时，程耳拜托好朋友黄磊帮忙联系下王一博，黄磊又找了何炅，最后才给两人牵上线。
程耳至今还记得，他和王一博见面的情形。当时乐华娱乐创始人杜华，带着王一博去了程耳的工作室，达成了初次见面。程耳和王一博都比较腼腆，话不多，当时的见面更多的是杜华和程耳的妻子在聊天，而两个男人大部分时间就静静坐在那。对于那天具体聊了什么，程耳和王一博都记得不是特别深。总之，那次见面很快就结束了。
不过，王一博给程耳的印象很好，非常谦逊、沉稳，好像内心有千钧之力，表现出来的却非常风轻云淡。在程耳眼中，王一博被外界关注的一面与他现实生活以及片场带给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感受，有着巨大的反差。他身上具有的修养、礼貌很难得，让剧组工作人员都特别舒服，有着超出他这个年纪的沉稳。
因为故事发生在上海，王一博在开拍前以及片场都要苦练上海话。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就与程耳合作过的王传君，这次在《无名》中有不少和王一博的对手戏。他评价王一博为了这部戏，睡眠极少，每天耳朵上都要塞一对耳机学上海话，还要穿着民国时期的服装，寻找人物的状态。
片中另一位重要演员梁朝伟，是程耳特别想合作的演员。最开始，他先接洽到梁朝伟的爱人刘嘉玲，发给她一份大概30页的剧本。梁朝伟看完剧本觉得还不错，可以试试。他就想了解程耳导演的风格，看看他之前拍的作品。正好程耳上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英皇是投资方，香港英皇影院有《罗曼蒂克消亡史》现成的拷贝，梁朝伟就跟他们联系，在香港英皇影院看了一场，看完之后很喜欢，便跟程耳通了一个电话，很快就促成了这次合作。
为了这部戏，梁朝伟苦练普通话，这是他极少数使用原声台词的电影。在他看来，台词也是表演的一部分。程耳觉得，梁朝伟这个角色身上承载了更多历史感，他着力通过这个人物去梳理那段历史。在程耳的镜头下，梁朝伟在银幕上魅力四射，有着幽默轻松的一面，也有着饱满深邃的年龄感。
最开始，王一博并不知道和梁朝伟有那么多对手戏。导演告诉他，让他做一些准备工作，那时候王一博的压力蹭得一下就起来了。他觉得，在《无名》的剧组里，是他从出道以来，或者说是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次。
片中，两人有一场激烈的打戏。拍摄之前，王一博练了很久，跟武行老师们做了很多准备。他特别感谢梁朝伟，对方让他放心打。有一个梁朝伟要拿瓶子砸王一博的动作，梁朝伟不希望王一博受伤，在砸到他的瞬间，酒瓶就停下了，更多的碎渣子都掉在了梁朝伟脸上。
整个拍摄过程，王一博的压力一直都在。他觉得，压力其实能够帮助角色，因为他饰演的角色在那样的环境下，每天也都经受着巨大的压力，现实中的压力带到角色中，对表演是有帮助的。
快*青时，才给演员发了剧本就跟他的电影风格一样，程耳导演也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整个拍摄过程，《无名》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王传君说，因为没有看过完整剧本，不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故事，一直在磨各种细节。
这是程耳的拍片方式，他觉得，剧本只提供一个基础逻辑和叙事方向，有了演员的加入、环境的加入，一部电影才有了生命，它自己会慢慢发展。所以，在片场，没有剧本，只有飞页（没有事先确定好的剧本，一边拍摄一边进行剧本创作的内容）。
程耳每天都会写一些新的段落，最少的飞页一页纸，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张。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创作方式是和出品方博纳影业争取来的。他一开始就和出品人于冬谈好，提出了自己的规划。
在程耳看来，整个拍摄挺从容的，不是那么局促的一个剧组。有时候，导演发现剧本的内容已经都拍掉了，还有三四天空余时间，他还是会要求演员去现场，就跟上班一样，让他们穿上角色的衣服，沉浸在角色里。而导演自己会在现场即兴创作剧本，最终成片中很多戏，都是原剧本里没有的。
因为梁朝伟在片中是以普通话原声出演，需要提前准备台词。程耳尽量提前一两天给到他飞页。电影快要*青时，剧本才逐渐成型，有一天下午，程耳才给所有人发了剧本，当做*青礼物。
程耳说，现在回顾《无名》的创作过程，反倒觉得那些即兴的部分、飞页的部分其实是特别珍贵的，这些都是随着拍摄，随着每一位演员的表现，自然而然生长出的。
程耳对电影美学的追求，从他在拍摄过程中对服化道的严格把控就可见一斑，一直与程耳合作的执行导演曾在采访中透露：“他钟爱对称的镜头画面，对细节有偏执，无法忍受墙面出现白点，床单没有铺平，如果可以的话，甚至希望掌控雨滴的方向。”
王传君记得，《无名》使用的摄影设备是阿莱65，全球共有6台，《无名》剧组就有2台，这个机器厉害的地方在于，即便很黑的地方也能拍得特别清楚。《无名》中有特别多夜戏，甚至日戏，导演在影像上也追求一种极致的低影调风格。
有一场戏，导演对王传君说，面部能不能给点东西。王传君觉得，乌漆嘛黑的，能看清楚吗。但看了回放之后，发现画面中能看到更多心理活动带来的变化。导演会花大量时间帮演员慢慢调这些细节，让演员收获一些很惊喜的表演。
王传君饰演王队长
《无名》主创在剧本打磨、布景细节、道具考究上可以说都做到了极致，拍摄时圆桌上的烟灰缸、窗户打开的角度都要对称，短暂出场的道具拿破仑是上海某餐厅新鲜出炉的，摆日料的碗、演员脚下的榻榻米，甚至是跨越重洋运来的。
这样一个高效而讲究的剧组，离不开导演对极致的追求，去剧组探班后的于冬曾感慨到：“程耳每天在剧组工作都超过了16小时，这是一个非常执拗、非常疯狂的导演。”
对于一部电影的最终效果，每个观众会有各自的感受，但对于创作的真诚，对于艺术的追求，是属于导演的。《无名》到底商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看到那种“电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