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时当贝瑞·邦兹逼近全美棒球协会全垒打纪录之际，《纽约时报》体育栏目报道说：“邦兹在芝加哥的闲暇时光跟杰西·杰克逊一起祷告来着，拜访了其家人，解构了他的挥杆录像带。”
从《纽约时报》这段报道的表述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解构”。很显然，“解构”已经进入语言，成为“分析”的同义词。但凡言及机制、程序和惯习时都是如此，虽然它的含义似乎尚未落定。
当代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在1997年8月27日于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的影片《Deconstructing Harry》（直译《解构哈利》，豆瓣译名《解构爱情狂 》中，伍迪·艾伦宣称意在消解或清除围绕着哈利的不祥之兆，可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却暗示，邦兹的解构分析是给他的挥杆提供洞见，使他得以“消除若干瑕疵”。
一、解构主义是什么
“解构”这个词的奇崛命运，无疑是乔纳森·卡勒于1982年写成的《论解构》一书在尝试解释解构、审度它的文学批评内涵时至今日依然供不应求的缘由之一。
乔纳森·卡勒，是美国著名学者、理论家，著作等身，力作《论解构》问世以来便大放异彩，成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在欧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被引入美国学界，并迅速获得普及的过程中，乔纳森·卡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传道人之一。他的学术巨著《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对欧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准确地梳理和解释。
自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问世以来，在过去的近40年的时间里，“解构”这个术语是批评和文化论争中的闪光点之一，它是滥用的大本营和代名词，命名了种种困难，深刻影响了理论文字，同时也是20世纪思想中一个更广泛运动的名称。在这个世纪的思想里，一千年来哲学、文学以及批评传统中的种种假设和推测变得形迹可疑了。简言之，解构源出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著作的哲学与文学分析模式，它质疑基本的哲学范畴或概念。但是，解构从来就不是一目了然的。
美国结构主义大师乔纳森·卡勒
法国哲学家、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坚持说，解构不是一个学派或一种方法，不是一种哲学或一种实践，而是正在发生的什么东西，一如某个文本的论点挖了自己的墙脚，或如“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德里达在海德格尔文字中翻译Abbau和Destruktion这两个术语时偶尔引进的法语词，有了自己的鲜活生命，逃脱作者的控制，来指涉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过程或运动，它虽然终结于20世纪，却并不意味着灯枯油尽。
关于解构，表述五花八门，一般将其表征为一种哲学立场、一种政治或思维策略以及一种阅读模式。文学或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它作为一种阅读和阐释方法的力量了。但是，倘若我们的目标是描述并评价文学研究中的解构实践，那么便有充分的理由先宕开一笔，暂从解构作为一种哲学策略说起，也许应当更确切地说，暂从解构作为哲学内部以及同哲学打交道的一种策略说起。
因为解构的实践既激发了哲学内部的剧烈纷争，又使哲学范畴或哲学把握世界的企图一败涂地。德里达描述过“解构的一个主要策略”：“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命题中，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只有森严的等级：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在一特定时机，把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解构崛起于哲学，是针对哲学传统颗粒的哲学阅读，质疑其二元等级对立，诸如意义vs形式、灵魂vs肉体、内vs外、言语vs文字等等，探讨这些有模有样的结构如何被维护或依赖着它们的文本给事先解构了。
有鉴于雅克·德里达的哲学风格是仔细阅读文本，读大师们的资源，执目于其修辞策略和意识形态投资，因而他的著作深受文学师生们的欢迎。他们从中发现了两点：一是细读并不屈从于有机形式的意识形态观念，它们支撑着大多数广为传布的细读实践，如新批评；二是其显示出文本游戏冒着重要风险一一它们挑战的二元对立建构了最基本问题的思考，诚如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将表明的那样。
德里达的阅读，其目标不在于崇拜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语义结构的复杂性，而在于抽绎出作品中相互矛盾的指意力量，对这些文本明察秋毫承担下来的虔诚和原则发难。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美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第一章探讨了解构主义同结构主义以及其他批评运动的关系。第二章叙述了德里达如何挑战哲学传统，以及解构阅读的策略特征。第三章具体讨论解构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因为自《论解构》在1982年面世之后，有关解构的书陡增，不计其数。我们不妨来浏览一下以下材料：之后的22年里，德里达本人的文字包括30多本书，多不胜数的文章、讲演稿、序言和访谈。
在一段时间里，德里达的文字是有关“解构”这个术语的主要资源，但是解构早在1982年就已经参与到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学研究中，以后更成为一个无比强大的知识范式，它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类领域产生的影响，标记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生活。
“解构”这个词因此渐而被用来指涉一系列激进的理论工程，涉及的学科有法律、建筑、神学、女性主义、男女同性恋研究、伦理学与政治理论，且不论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文学和文化研究。虽然五花八门，但这些工程也“同仇敌忾”，一并对先前被视为上述学科基础的那些二元对立概念发难。
这个规划，加上“解构”这个术语本身的光华，使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大放异彩。但凡打开经典，站边妇女们的、少数族裔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抑或拒绝高雅文化偏好大众文化的战斗，在形形色色的压力下，莫不抓住“解构”这个语词，来给各式各样的成就贴标签，他们认为是在打倒西方文明本身的成就。
而事实上，对于解构主义批评家们而言，他们虽然同情各种拓宽经典的运动，但又都被深深卷入高雅文化传统的文本里。从柏拉图到普鲁斯特，在他们看来都格外广博睿智，丰实且又锐利，这是先前的读者所未料及的。
他们很少会鼓动用肥皂剧来替代莎士比亚和康德，期望教授大众文化，很少用非西方文本来替代文化研究从业者撰写的西方传统历史批判著作。这些从业者视解构为洪水猛兽和精英的敌人，他们忠于高雅文化，纠缠在不知所云的哲学文本及其专门术语里，欣赏晦涩艰深。但是这都是语言的诱惑，在文化战争中，“解构”变成一把大刷子，涂抹掉学术著作中的一切创新点，又变成了攻击西方经典和既定价值的虚无主义速记。
关于解构西方文化的这类争执，今日似已相当少见。今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力量方兴未艾，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效应，一如大学里的阅读书目更替翻新，文学与哲学的分析模式也已全然不同。布什政府的所为，也让西方文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声名狼藉，效果远甚于以往对其盲点和矛盾的一切批判分析，故与其驻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关“解构”一语的遗产里。
雅克·德里达本人在1982年之前的文字，已经涉及一大批文本和问题，如哲学、精神分析、美学和艺术批评，以及文学研究。但是这之后，他的文字涉及的范围和知识能量更叫人瞠目结舌，他将自己的思维与理念带进众多领域：法律、宗教、友谊以及敌友之间的政治角色、马克思的遗产、欧洲的可能性、“无赖国家”概念、制度和哲学教学，以及他本人的传记。
不仅如此，德里达还写了大量文学评论，从莎士比亚写到策兰，尤其是着重探讨了波德莱尔、乔伊斯、蓬热、热内、布朗肖和策兰。这些文本谈不上是对二元等级对立的解构，也不是对这些二元对立的倒置和移位，诚如德雷克·阿特里奇一篇重要访谈的标题所示，它们探讨了“所谓文学的奇怪制度”。这些文章执目于文学的行为维度，即努力将其标举为一个单一事件，赋予文学以至高的样板权力，来言说一切理当成为民主标志的东西。
文学带着“秘密的诱惑”使我们激动，呼唤我们进行阐释，即便原本没有秘密，没有隐藏的答案。这些文章不是在阐释作品，而是在探索其最大风险和最广泛含义，以及最隐秘的语言游戏。
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德里达灵感的《文学的单一性》一书中，阿特里奇说：“过去35年里，德里达的著作构筑了我们时代最有意义、最广为传布、最有创意的文学探讨。”虽然迄今为止对这一宏论尚少有评价，也少有人深解其意。
还有其他许多有关德里达的著述。其中两本尤其精彩和与众不同。一本是杰夫·本宁顿的《德里达数据库》，该书是对德里达思想的综述，德里达在每一页的底部刊出自传体的《割礼 忏悔》以示超越，由此两人合作出版了《雅克·德里达》一书。另一本是马丁·哈格伦德的《激进无神论：德里达与生命的时间》，该书将德里达对哲学传统的挑战，解释为对超验性的断然拒绝和对生存的充分肯定。
1982年以来，解构已深入了许多领域，但是在哲学内部，它依然是一个论争探讨的话题与资源。一方面，分析哲学家们普遍抵制解构，抵制德里达，甚至于走极端地将他排除出哲学，归入文学理论家一类。塞缪尔·C·韦勒的《作为分析哲学的解构》和戈顿·贝恩的《挤干去掉德里达水分：分析重申重复性》，成功地用分析哲学的术语重塑了德里达的论点。
而罗道尔夫·伽歇则决心将德里达从文学理论中拯救出来，在其《镜箔：德里达与反思的哲学》一书中，其弹精竭虑，成功将德里达表征为传统模式中的系统哲学家。在其他以德里达为哲学家的著作中，杰夫·本宁顿的《中断德里达》一书中有对德里达著作的一篇精彩的哲学分析。
在文学研究内部，解构今已广为传布，因此同解构相关的概念同样是四面八方传播开来。除了德里达本人关于文学的浩瀚文字尚未被批评实践充分吸收外，保罗·德曼的大量著述，虽然有很一大部分是在作者身后方才出版的，但是也变得唾手可得。
这些文章巩固了《论解构》中勾勒的一个独树一帜的解构传统，或者说，文学作品的修辞阅读传统。巴尔弗、布思、伯特、卡露斯、切斯、艾德尔曼、哈马歇、赫尔兹、雅各布斯、卡姆芙、雷德菲尔德、洛伊尔、特拉达和沃敏斯基等人的著作，皆为这一谱系的扛鼎之作。
近年来，已经较少评论致力于表明文学作品如何颠覆了它们所依赖的前提，而是更多地卷人它们的哲学标的，如德曼《阅读的寓意》中评论卢梭的篇章所为。J.希利斯·米勒一向是个多产的批评家，其著作论及大量作家和主题，尤其是叙事和修辞策略。佳亚特里·斯皮沃克、霍米·巴巴、罗伯特·扬，以及其他论者，则阐明了后殖民研究的生产性，对解构活动保持了一份戒心。
芭芭拉·约翰逊，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最先将德里达解构主义译介到美国的学者之一。芭芭拉·约翰逊在其早期那些深刻且优雅的解构主义文献中对《论解构》已有高度评价，她一如既往，将研究领域拓宽到精神分析、妇女写作、女性主义、非裔美国文学以及文化研究。芭芭拉·约翰逊的两篇文章可以作为解构阅读的范本来加以引述，它们是《抒情诗与法律中的拟人论》和《沉默妒忌》。
前者出色地将德曼的拟人论修辞归拢一体，这对于抒情诗以及法律论争中拟人论活动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确定法律将什么作为人一般来对待，法律给予哪一些实体或组织以人的权利，法律对于社会特权和资源分配的影响举足轻重。
芭芭拉·约翰逊的《沉默妒忌》读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以“童贞未失的安静的新娘”一句，来对照简·坎皮恩的电影《钢琴课》以及电影的批评接受，以探索女性沉默的文化建构和审美化，探究它们如何成为女性价值的储存库。琼生得出的结论是，这部作品把妇女的沉默理想化了，结果是“它帮助文化，使之无从辨别她们的快感和侮辱”。这是《钢琴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及争论焦点。琼生的文章是解构阅读的一个精彩绝伦、洞烛幽微的范本，引申到了有关重大事件的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
除了哲学与文学研究之外，解构的影响亦十分广泛。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说，它鼓励质疑一切探索领域的二元等级对立结构，专执于这些根基层面上的二元对立是不是，以及如何为它们被用来描述的现象所颠覆。
因而解构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对所谓的科学元语言发起总攻。所谓科学的元语言，指的是一系列术语和概念，它们被用来分析某个被认为外在于它们描述对象的领域。例如，某种精神分析理论，如何为它自称描述的压抑和愿望实现机制所构成，或为其所左右。
在文学与哲学研究之外，解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不是首先关注一个文本说了什么，而是首先看它如何维系与其所言的关系。解构凸显活跃在一切话语和话语实践中的修辞结构和行为效果，以其为特殊方式的话语解构经验。因此，它支持鼓励形形色色学科的建构倾向：尝试表明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并非单纯诉诸经验，而是由概念网络和话语实践生产出来的。
另一方面，解构思维作为对基础二元对立的批判探究，试图干涉和改变附着于特定术语上的价值，它不仅影响到如何阅读文本，而且影响到了一个学科的目标设定。
二、学习解构主义对阅读文学作品以及其他领域的帮助
解构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声誉如日中天，随着之后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传播，它已经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成为对所谓天经地义范畴的一种批判，以及驱使你殚精竭虑去分析一个特定学科中指代逻辑的动力。即便其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恶化局势，激发出更多的问题和疑云。
故此，它联手其他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思潮，来激发对既定范畴和经典的怀疑，进而挑战客观性。尼古拉斯·洛伊尔主编的《解构：读者指南》是关于解构的各式宣言中的一部杰出导论，诸多名家撰稿，在“解构与……”的类别下，其讨论的话题极其广泛，包括解构与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小说、电影、阐释学、爱情、一首诗、后殖民、精神分析、技术，以及编织。
（一）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与酷儿理论
虽然女性主义一直对解构主义疑神疑鬼，觉得它是种典型的男性消遣、抽象消闲，让思想千篇一律，比如，其实际上有意否认女性经验的权威性；但是，许多女性主义思潮始终支持解构男人和女人这个二元对立，支持批判身份的本质主义概念。佳亚特里·斯皮沃克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殖民批评家，始终强烈呼吁将解构与女性主义及其他热点问题连接起来。
但是解构最杰出的代表还是朱迪斯·巴特勒，朱迪斯·巴特勒是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她将德里达与福柯拉进了她有关性别与身份的理论工程。经常有人说，女性主义政治追求一种妇女的身份，就是说，这一身份是产物或结果，而不是行动资源。
但是《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身体的颠覆》《至关重要的身体》以及其他著作，则挑战了这一观念，并发展出一种性别和性认同的操演概念。它先是师法J·L·奥斯丁的行为句概念，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相关实体对象，与此同时也借鉴了德里达有关行为句重复性的论点，正是它成就了巴特勒性别概念的这一重要分支。巴特勒的著作在诠释当代男女同性恋研究以及女性主义方面功不可没。
（二）宗教 神学
解构作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对在场的形而上学以及西方文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似乎注定是反神学事业的，是对依然在支撑我们思维的神学母题和结构的一种批判。但是，这一揭示西方世俗文化，特别是哲学之隐秘神学结构的心志，也导致了此种观念的兴起，那就是解构乃是否定神学的一个版式。
有些学者，如约翰·卡普托，在德里达思想中高扬弥赛亚概念，试图发掘一种德里达式的神学概念，将延宕的母题同等待弥赛亚降临联系起来，后者是基督教末世学的标识。其进而从论证解构包含了宗教的母题和对得意扬扬世俗化理性的批判，发展到坚信在“没有宗教的宗教”和“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式”中，解构赋予我们的不是宗教的不可能性，而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宗教，一种没有真实宗教种种缺陷的宗教。
但是德里达在弥赛亚式和弥赛亚主义之间作出的区分至关重要，这并不是吹毛求疵：前者是分析某个等待和延宕的结构，后者是真实弥赛亚的信仰。
对解构与宗教的讨论似乎兵分两路：一路将宗教引入德里达与解构，最终阐明解构是具有它自身结构和担当的宗教，从而促生一种保存了现代宗教担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的伦理学；另一路则将解构引入神学，以使它更具哲学的复杂性，更为精致，也更有责任感。
是不是解构非得标举无神论，否则便无以为继？抑或它是不是能在神学语境内部展开，以生产一种能够“逃避”哲学的神学？解构与宗教的第三条路径是，运用解构，至少是立足于德里达的早期著作，来批判宗教和神学。
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它通常缺席文学。在德里达为他与吉安尼·瓦蒂莫合编的《宗教》一书贡献的长文中，德里达并非全然将神学视为宗教本身，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某种社会和精神现象，表明运用解构来谈宗教问题，确实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马丁·哈格伦德的《激进无神论：德里达与生命的时间》则明确反驳了从宗教中捕捉解构的企图。
（三）建筑
解构与建筑？这个结合有点匪夷所思。不过“解构”这个语词已经包括了构造的意思，并意在分析一个结构如何被结构起来。为什么解构就不能与建筑领域中的空间、功能和装饰思考联系起来呢？
1985年，世界著名建筑评论家、设计师伯纳德·屈米邀请德里达合作设计了拉维列特公园的一个区域。拉维列特是一个大型公园，园内有多处时新博物馆和展览空间，形形色色的设计理论就在这里登台亮相。在屈米的计划中，一系列红色的立方体空间，即设计者所谓的follies，将被安置在特定的点上，每一个立方体通过“偏差”，变形为一个folly，即结构的爆炸和消费。不同性质和逻辑的结构相互叠加，颠覆了整体的概念。
设计不仅否定了与语境的关系一一那可通常是建筑存在的理由一一而且位移和放开意义，否定了“建筑作为人文主义思想避风港的象征储存库”。屈米说：“它的目标是一种什么意义也没有的建筑。”德里达与彼得·埃森曼进行了合作设计，然而因一项原则性决定，方案未被施行。
1988年，美国建筑师和评论家菲利普·约翰逊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次展览，题为“解构主义建筑”。由是观之，建筑的解构之所以成为可能，并非由于其是解构主义哲学的派生物，而在于它能够动摇我们关于形式的思考。这一建筑通过揭示隐藏在传统形式中的不稳定性和进退失据困境，来进行策反和颠覆活动，于熟悉中见陌生。
洛杉矶迪斯尼音乐厅是一座巨大的解构主义建筑
（四）政治、法律、伦理学
解构与政治的关系又当何论？比如，解构是否拥有一种政治学，抑或它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因地制宜，采用政治的一切不可能性来加以推动的思想？杰夫·本宁顿注意到，由于德里达的哲学著作如此激进，以至于在英语世界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它可以促生一种同样激进的政治或解构主义政治学，如是人们可以挑剔德里达，指责他辜负了某些人的期望，未能对政治与现实一视同仁。
德里达在许多政治问题和论争中固然立场鲜明，可是似这般模样投身左派，或扮演左派，却还是叫许多人失望，他们追求另一个秩序的激进政治，期望改变世界。
德里达关于政治的著述十分广博。一方面有直接的政治话题，诸如种族隔离、移民法、死刑、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又有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如：《友谊政治学》通过敌友问题来深入政治和民主；《马克思的幽灵》质问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以及它在后马克思主义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独立宣言》则令人信服地将《美国独立宣言》读作歪曲基本行为的范本，其间语言的行为维度和陈述维度无以两相契合。
通观德里达的著作，交织着对宣言概括之决议和民主的一种反思：“凡解构必有民主，凡民主必有解构。”一个决议之所以是决议，前提是它不能被计划，而是发生在一个无以决断的情境之中。它必须打断确认，而确认依然是它可能性的条件。至于民主，一个基于计数的结构一计数异常一则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以它的名义评估每一种民主的确认，正是以“即将来临的民主”的名义，我们解构一切给定的民主概念。
解构与政治是一个热门话题，相关著述数不胜数。本宁顿的《法规：解构的政治学》和理查·比尔兹沃斯《德里达与政治问题》是此一话题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对政治学的解构工程，则由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厄内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开拓了一种因引入解构而变调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政治科学家威廉·康诺利、比尔·马丁、威廉·科列特以及其他学者，则在政治科学话语中，引入了对差异悖论的思考，以及对二元对立等级的解构。同样，我们还应在解构与政治的标题下，列人斯皮沃克、霍米·巴巴和罗伯特·扬的后殖民研究文字，以及朱迪斯·巴特勒《激动的话语》中对仇恨话语的质问。
（六）法律
在法律领域，批判法律研究运动聚焦于法律教义内部原则与反原则之间的冲突，它与解构多有类似：批判公共与私人、本质与偶然、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它们都是法律领域的基础所在。同时阐明法律教义与论据是意在掩盖矛盾，而矛盾依然重新显现出来。在这一领域里德里达本人的文字又有所不同，如他的《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就探讨了根本意义上的暴力和正义问题何以是无法解决的。
正义问题素来是解构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导致了解构与伦理学的论争。有鉴于解构总使人联想到蔑视既定规范与传统，拥抱不辨善恶的尼采轨迹，其与伦理学似乎最是遥远。伦理学概念本身，连带法律、责任、义务以及决定等概念，都来自形而上学，解构如何独能绕过这些问题不作诘难？但是我将这一点构想为义不容辞的必然，这个事实本身也使我们有可能来询问解构背后的动机所在。这里运行的是哪一种必然、义务或承诺，是伦理学的抑或不是？由此来驱动解构，或者让我们责无旁贷地关注正在发生的各种解构是什么？
是哪一种价值和义务，驱使或迫使我们来行动？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或者说，就是伦理学的问题。就解构的例子来看，伦理学问题直达其方法论的核心。是什么在驱动解构？我们为什么关心它？“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西蒙·克里奇利回答说，“统治着解构的必然性来自整个儿的他者，命数女神阿南刻，在她面前，我无法拒绝，凡我自由心愿，皆为正义所抛弃。作如是言，我相信我是追随德里达了。”
近年来，解构与伦理学或者伦理问题的关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也许并不奇怪。一方面，论者探究驱动解构的要求属于何种性质，是渴望正义呢，还是尊重文本表征的他者性，抑或致敬他人的他者性。另一方面，德里达与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还有一场延续了数十年的对话，其代表着德里达对伦理转换问题最直接的参与。
雅克·德里达说，列维纳斯的思想为我们唤醒了一个“超越和先于我的自由的‘无限’责任”的概念。如杰夫·本宁顿和其他论者所言，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的对话，批判了将伦理学确立为先于本体论之第一哲学的企图，而本体论总是有将上帝树立为绝对的他异性，树立为伦理学根基上他者的单一面真理的风险。以他者为总是非绝对的，伦理学是没有可能的，尝试某种没有伦理学的伦理学，这正是落在解构身上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