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之际，由于南朝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恶化，沿边的豫州、梁州相继投附北魏。南镇北降，直接对南北对峙的军政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以往相关论者间有及之，无需赘言。不过，豫、梁二镇举州降魏，其中所涉人员甚众，包括地方州镇文武官员、僚佐及其宗族成员，其中多有具备一定的学术文化修养者。在南北社会长期分裂的时代背景下，汉族士人皆以南朝为“正朔”所在，南北朝学术文化、社会风尚等多有差异。然自北魏立国以来，鲜卑上层逐渐汉化，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民族融合进程加快，不断效法南朝，对江左之文物典制、思想文化等多有取资。这不仅掀起北魏汉化的高潮，而且奠定了此后隋唐时代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基础。正值这一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南朝沿边重镇豫、梁二州相继降魏，大量人员入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南学北输、南风北渐的中介与使者。对此，以往相关论者少有涉及。有鉴于此，本文特就豫、梁降魏与南风北渐进行专题考察，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一、豫、梁降魏及其时代背景
南朝齐梁之际，内讧加剧，其沿边州镇将领屡遭嫌疑，北魏亦不断利诱。萧齐永元二年（500年）镇守寿阳的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萧梁天监四年（505年）梁州长史、行州事、汉中太守夏侯道迁降魏。豫、梁二州入魏，不仅时间相近，可谓接续而行，对南北军政局势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二州人员之间存在地域与家族上的密切联系。二州北附，其裹挟人员甚众。这里，我们首先考察豫、梁北降所涉之人物及其归北之时代背景。
1.裴叔业降魏及其随附人物
南朝时期，豫、雍、梁沿边诸州镇聚集着众多的晚渡尚武豪族群体，裴叔业家族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魏书》卷七一《裴叔业传》载其为河东闻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五代祖苞，晋秦州刺史。祖邕，自河东居于襄阳。父顺宗、兄叔宝仕萧道成，并有名位”。《南齐书》卷五一《裴叔业传》所载稍详：“徽子游击将军黎，遇中朝乱，子孙没凉州，仕于张氏。黎玄孙先福，义熙末还南，至荥阳太守。”据考，裴叔业祖父一辈南迁的时间大体在东晋义熙末年，即刘裕北伐关中之时，他们先南徙襄阳，不久转迁寿阳，并在宋齐之际著籍寿阳，成为豫州边境豪族群体的代表。裴叔业任侠尚武，宋、齐以后，任职沿边镇戍为“军主”。萧鸾出镇豫州，裴叔业“在寿春为佐数年”，成为萧鸾心腹。齐武帝之后，萧鸾辅政，谋篡帝位，以裴叔业为代表的豫州豪族成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南齐书·裴叔业传》载：“叔业早与高宗接事，高宗辅政，厚任叔业以为心腹，使领军掩袭诸蕃镇，叔业尽心用命……上以叔业有勋诚，封武昌县伯，五百户。仍为持节、督徐州军事、冠军将军、徐州刺史。”然齐东昏侯萧宝卷继位后，在内廷倖臣的鼓惑下，残害旧臣勋贵，乃有意以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将其调离豫州。裴叔业“不乐居近藩”，尽管朝廷一度允诺“不复回换”，但他依然“忧惧不已”。齐永元二年（500年），即魏景明元年正月，“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奉表内附”，然北魏接应之“军未渡淮，叔业病卒，年六十三”，其僚属李元护、席法友等推裴叔业兄子裴植“监州事”，献地降魏。北魏控制寿阳局势后，将以裴氏为代表的豫州豪族人物及其僚属陆续征调入北，《南齐书·裴叔业传》所谓“（裴）植等皆还洛阳”，正是概述之言。有论者根据《魏书·裴叔业传》所叙，将豫州降魏群体分为“裴氏宗亲”“豫州地方官”“叔业爪牙心膂所寄者”“衣冠之士预叔业勋者”等类别，若进一步概括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裴氏宗族成员，一是裴叔业豫州文武僚属。
裴叔业宗族子弟及其后裔，据《魏书·裴叔业传》，裴叔业嫡子裴蒨之早卒，其子裴谭入魏；裴谭有子裴测。裴蒨之弟裴芬之、裴蔼之亦入魏，裴芬之有子裴涉，裴涉有子曰裴侨尼。裴叔业诸侄入魏者众。据《魏书·裴叔业传》，裴叔业长兄子裴彦先景明二年（501年）归魏，有子裴约，裴约有子裴英起、裴威起。裴彦先弟裴绚，入魏后为扬州治中，一度率所属数千家归梁，受北魏攻击而败死。又，《魏书·裴叔业传》载裴叔业兄裴叔宝子裴植，裴叔业死后，其僚佐“共举植监州。秘叔业丧问，教命处分皆出于植”，于是“开门纳国军”。裴植弟裴飏，有子裴炯，裴炯有子裴斌。裴飏弟裴瑜，有子裴堪。裴瑜弟裴粲，有子裴舍。裴粲弟裴衍，有子裴嵩。
裴氏宗族其他人物也有在北魏控制寿阳后被迁入北者。《梁书》卷二八《裴邃传》载其“河东闻喜人，魏襄州刺史绰之后也。祖寿孙，寓居寿阳，为宋武帝前军长史。父仲穆，骁骑将军……值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驱掠，邃遂随众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为司徒属，中书郎，魏郡太守”。后裴邃请求随王肃镇守南境，“密图南归”，终寻机“自拔还朝”，效力萧梁。
裴叔业举州北附，其方镇将领、地方官员、幕中僚属随之入魏者甚众，据《魏书》，可考者主要有李元护，辽东襄平人，仕于南燕，北魏征平青齐，李元护南奔，后为裴叔业司马，“叔业归顺，元护赞同其谋。及叔业疾病，外内阻贰，元护督率上下，以俟援军。寿春克定，元护颇有力焉”。李元护有子李会、李机；李会有子李景宣。李元护弟李静，有子李兹。李元护从叔李恤亦入魏。席法友，安定人，“祖父南奔。法友仕萧鸾，以膂力自效军勋，稍迁至安丰、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萧宝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寿春，与叔业同谋归国……
始叔业卒后，法友与裴植追成叔业志，淮南克定，法友有力焉”。其有子席景通，席景通有子席鶠。王世弼，京兆霸城人，“刘裕灭姚泓，其祖父从裕南迁。世弼身长七尺八寸，魁岸有壮气……仕萧鸾，以军勋至游击将军，为军主，助戍寿春，遂与叔业同谋归诚”。其有子王会、王由。尹挺，天水冀人，“仕萧鸾，以军勋至陈郡太守。遂与叔业参谋归诚”，有子尹循、尹彖。柳玄达，河东南解人，“仕萧鸾，历诸王参军。与叔业姻娅周旋……及叔业之被猜疑，将谋献款，玄达赞成其计……（景明）二年秋卒，时年四十三”。其有子柳、柳远。柳玄达弟柳玄瑜亦入魏，有子柳谐。杨令宝，武都人，在南齐以战功为谯郡太守，“遂参叔业归诚之谋”，其有子杨彪。杨令宝弟杨令仁，“亦随令宝立效”。韦伯听，京兆杜陵人，“即（裴）彦先之妹婿也。叔业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为质”。
又，据《魏书》卷七一《裴叔业传》，裴叔业北附，赞成其事的还有一些“爪牙心膂所寄者”，如裴智渊、王昊、赵革、李道真、胡文盛、魏承祖等，入魏后皆得封赏。这些裴叔业军府心腹武人，多出自寒微，入魏后得预仕宦正途。如魏承祖，本广陵寒人，“依随叔业，为趋走左右”，入魏后“终于并州刺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附人员中还有一些晚渡士族名士。就门第身份而言，上述随裴叔业北附之将领、地方官员等多为晚渡士族，如柳玄达、王世弼等。《魏书·裴叔业传》又载：“衣冠之士，预叔业勋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阎庆胤，河东柳僧习等。”皇甫光兄皇甫椿龄早卒，其有二子：皇甫璋、皇甫瑒；皇甫瑒有子皇甫长卿。梁祐，“（裴）叔业之从姑子也”。诸人中，尤以柳僧习子嗣较盛，在北朝影响颇著。柳僧习诸子显达于西魏、北周。
《周书》卷二二《柳庆传》载其“父僧习，齐奉朝请。魏景明中，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中正”。柳僧习有子柳鷟、柳虯、柳桧、柳庆等人，后仕于西魏、北周。柳鷟有子柳带韦。柳虯，《周书》卷三八《柳虯传》载其入关后为宇文泰所重，有子柳鸿渐。柳桧，《周书》卷四六《孝义·柳桧传》载其入关中后，颇有功勋，有子柳斌、柳雄亮。柳庆，《周书》本传载，“魏孝武将西迁，除庆散骑侍郎，驰传入关”，颇得宇文泰信重，“太祖每发号令，常使庆宣之。天性抗直，无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柳庆有子柳机、柳弘、柳旦、柳肃。
2.夏侯道迁降魏及其随附之僚属、亲信人物
梁武帝天监四年、魏宣武帝正始元年闰十二月癸卯朔（505年1月21日），萧梁汉中守将夏侯道迁举镇归魏。《魏书》卷七一《夏侯道迁传》载其谯国人，“少有志操”，南齐明帝萧鸾时以军功为前军将军、辅国将军，“随裴叔业至寿春，为南谯太守。两家虽为姻好，而亲情不协，遂单骑归国。拜骁骑将军，随王肃至寿春，遣道迁守合肥，肃薨，道迁弃戍南叛”。萧梁之初，梁武帝以庄丘黑为梁、秦二州刺史，镇南郑，“黑请道迁为长史，带汉中郡。会黑死，（萧）衍以王镇国为刺史，未至而道迁阴图归顺”，梁州“军主”江悦之等“推道迁为持节、冠军将军、梁秦二州刺史”，夏侯道迁上表归降，北魏朝廷诏称其“远举汉中，为开蜀之始”，授其持节、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道迁表受平南、常侍，而辞豫州、丰县侯，引裴叔业公爵为例。世宗不许”。夏侯道迁“以赏报为微，逡巡不拜”，寻改封骥阳县开国侯，邑户如先；后为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华州刺史，转安东将军、瀛州刺史。夏侯道迁举梁州献降，其子弟及部属等皆随之归魏，现就史籍可考者略述于下。
夏侯道迁家族北迁者，主要是其随仕汉中子弟。《魏书·夏侯道迁传》载“道迁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数人”，入魏者有其长子夏侯夬及弟夏侯昚等，夏侯夬有子夏侯籍。夏侯道迁兄子夏侯亦入魏。夏侯道迁出仕梁州，异地为宦，历时未久，家族人员在梁州者少，故随之入魏者也不多。
夏侯道迁谋划附魏，参与其事者以江悦之作用尤著。《魏书》卷七一《江悦之传》载：“江悦之，字彦和，济阳考城人也。七世祖统，晋散骑常侍。刘渊、石勒之乱，南徙渡江。祖兴之，父范之，并为刘裕所诛。”济阳江氏本为高门士族，晋宋更替之际，因卷入政争受到刘裕打击，家族势望受损，江悦之无奈而致力武事。本传载“悦之少孤。仕刘骏，历诸王参军。好兵书，有将略，善待士，有部曲数百人”；南齐初，萧道成“以悦之为荆州征西府中兵参军，领台军主。迁屯骑校尉，转后军将军。部曲稍众，千有余人”；齐武帝萧赜“遣戍汉中，就迁辅国将军”；萧梁初，梁武帝以江悦之平定蜀地叛乱有功，进号冠军将军，领兵抗拒攻占白马且“进图南郑”的武兴氐人势力。可见江悦之作为齐梁时期益、梁一带的军事将领，拥有一支颇具实力的私人部曲武装，经营有年，与地方军事实力派人物交结甚深。萧梁秦、梁二州刺史庄丘黑死后，夏侯道迁“与悦之及庞树、军主李忻荣、张元亮、士孙天兴等，谋以梁州内附”，面对梁军攻击，“战经四日，众心危沮，咸怀离贰。悦之尽以家财散赏士卒，身当矢刃，昼夜督战……道迁之克全勋款，悦之实有力焉。正始二年夏，与道迁俱至洛阳。寻卒，年六十一”。江悦之有子江文遥、江文远，江文遥有子江果、江昴。
夏侯道迁北附还裹挟了一些汉中地域的侨旧士族人物。《魏书·江悦之传》载：夏侯道迁叛梁附魏，“襄阳罗道珍、北海王安世、颍川辛谌、汉中姜永等，皆参其勋末”。王安世，“符坚丞相王猛之玄孙”；辛谌有子辛儒之；姜永有弟姜漾，“亦善士。性亦至孝，为汉中所叹服”。又，“时有颍川庾道者，亦与道迁俱入国，虽不参谋，亦为奇士”。又，“时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萧衍，历诸王参军、郡守。及道迁之入国也，徽亦因地内属。徽妻即道迁之兄女，道迁列上勋书，欲以徽为元谋。徽曰：‘创谋之始，本不关预，虽贪荣赏，实内愧于心。’遂拒而不许”。皇甫徽有子皇甫和、皇甫亮。《北齐书》卷三五《皇甫和传》载：“皇甫和，字长谐，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汉中。祖澄，南齐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阳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随其妻父夏侯道迁入魏。”又，《北史》卷四五《张谠传》载其清河东武城人，“谠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为客积年，出为河东太守”。张谠本为平齐民子弟，其兄子张安世何时入梁，情况不明。
齐梁之际，作为南朝边境州镇军政长官和豪族代表，裴叔业与夏侯道迁以豫州和梁州献降北魏，在时间上前后相继，间隔仅四年多，且其举州附魏，不仅涉及其家族成员、文武僚属，还包括或主动或被动裹挟其中的地方豪族群体，人数颇众。进一步分析可见，南朝豫、梁二州之间有诸多关联。比如作为二州军政主体或核心势力的豫、梁豪族皆为晋宋之际自关中地区南迁的晚渡士族豪强群体，他们在宗族或婚姻等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作为豫州豪族代表的夏侯道迁，其出仕汉中，家族子弟和其他豫州豪族人物也当有随仕者，夏侯氏与皇甫徽通婚，而安定皇甫氏与河东柳氏、京兆杜氏和韦氏等也互为婚姻。也就是说，各豪族在南朝沿边的雍、豫、梁诸州皆有不同支系的分布，并逐渐发展成为诸州镇之豪族代表；各家族不仅在各州镇内相互联姻，而且跨州镇通婚，从而形成盘根错节的边境州镇军政集团间的利益关联。
南朝豫、梁二州之降魏，首先，就其直接原因而言，在于齐、梁内部政局变化，边境州镇军政官员及地方豪族的地位甚至生存受到威胁。裴叔业降魏，其直接原因无疑是萧齐东昏侯萧宝卷及其佞幸集团诛戮内外重臣，导致裴叔业家族及其部属的危机，以致其无奈降魏以求生。至于夏侯道迁、江悦之等以梁州降魏，虽没有裴叔业那样严峻的生死选择，但梁州刺史人事变动，其相关利益肯定受到影响，从而促使他们谋划降魏以寻求利益。正因为如此，裴叔业谋划降魏，曾颇为苦恼。齐明帝萧鸾时，裴叔业一度出刺徐州，以抵御北魏孝文帝南征，《魏书·裴叔业传》载魏孝文帝曾命裴叔业族人裴聿劝喻之，“叔业盛饰左右服玩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贵正如此，岂若卿彼之俭陋也。’聿云：‘伯父仪服诚为美丽，但恨不昼游耳。’”裴叔业决定入魏前，还曾派遣亲信咨询萧齐雍州刺史萧衍，以为“天下之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立理。雍州若能坚据襄阳，辄当勠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萧衍为其分析朝廷局势，建议其“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自然无患”，不赞成其降魏，以为“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处，河南公宁复可得？如此，则南归之望绝矣”。萧衍以一旦入北“则南归之望绝矣”相劝，说明裴叔业之所以对降魏“沉疑未决”“迟迟数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身处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对立时代的南朝情结。正因为如此，处于犹豫、矛盾状态中的裴叔业曾听取了萧衍的建议，“乃遣子芬之等还质京师”，然“传叔业反者不已，芬之愈惧，复奔寿春”，最终无奈而降魏。
其次，就沿边地带豪族的地域社会风尚而言，在南北朝长期分裂状态下，他们有“屡多亡国”的投机传统。以江淮地域军事重镇寿阳为例，其处于南北对峙之前沿，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一地域特殊的社会风尚。对此，东晋时伏滔作《正淮论》，其上篇论及寿阳一带形势说：“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可见在南北对峙状态下，寿阳地域豪族往往见机而动，摇摆于南北朝之间，“屡多亡国”。尽管齐、梁之际豫州豪族主体多为关中、河东之晚渡士族，而非土著旧人，但现实军政局势和地域特征依然使他们沿袭着这一地域的社会风尚。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豫、梁降魏，与当时南北朝社会局势的演变存在深刻的关联。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上层与汉族士族的结合日益紧密，北魏汉化进程加快，对南朝的军事压力也不断加大并逐渐取得优势。这对南朝淮汉沿边地带豫、雍、梁诸州镇军政官员与地方势力的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决定着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以往的依违去就的选择。从东晋南朝时期边境州镇豪族及其军政代表对待北朝诸胡政权态度演变的总体进程看，齐梁之际裴叔业、夏侯道迁之降魏表现出某些新特点，显示着南北关系的历史转折。众所周知，齐梁之际豫、梁降魏，涉及之家族、人物数量众多，类型复杂，应当有一个长时间谋划、广泛组织动员的过程，特别是裴叔业归魏，酝酿、谋划时间甚长，最终在豫州豪族内部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根据相关记载可见，齐明帝萧鸾死后，随着萧齐政局变化，裴叔业及豫州豪族群体便将降魏作为一个明确的求生选项，《南齐书·裴叔业传》载：“高宗崩，叔业还镇。少主即位，诛大臣，京师屡有变发。叔业登寿春城北望肥水，谓部下曰：‘卿等欲富贵乎？我言富贵亦可办耳。’”这是朝廷有意征调其为南兖州之前的事，说明他早有以豫州北附的预案，并以此试探部属的心态。随着萧齐政局及其处境的进一步恶化，裴叔业及豫州豪族群体降魏的决心不断强化，故其在征询萧衍意见时便明言，“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
作为南朝军政斗争的失败者，投靠北方胡人政权以求生存、谋富贵，这是晋宋以来一些皇族宗室、士族名士、臣僚边将的普遍选择。不过与东晋、刘宋时期上层军政斗争失败者流亡北奔相比，以往皆为特定群体或个人逃亡；刘宋明帝时期，青齐、徐州一带守将降魏，既有北魏的军事压力，也有刘宋内部的政治分野等因素，但对降魏的态度，各州镇内部往往存在分歧，争议激烈，甚至出现地虽入北，但州镇豪族与民众南迁江左的情况。但至齐梁之际豫、梁降魏，州镇豪族群体内部高度统一，形成了某种主流民意，而裴叔业、夏侯道迁等人作为其代表适时做出相关抉择。这就是齐梁之际豫、梁附魏与以往南人入北的性质差异。何以如此？究其原委，大体有二：
一是豫、梁军政豪族的主体或核心成员多为晋宋之际南迁的“晚渡士族”，至宋齐之际才逐渐著籍豫州，且其先辈皆有仕宦十六国诸胡政权的经历，其家世遭遇与江左侨旧士族差异明显，这在南朝社会中是受到歧视的，江左朝廷将其安置于雍、豫、徐、梁诸边境州镇以抗御北敌，就体现出这种倾向。《魏书·裴叔业传》载“（萧）宝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异，去来者并云叔业北人”，可见尽管裴叔业自其祖辈南迁已历三代，但“去来者并云叔业北人”，这虽是军政斗争中的攻击与陷害，但也确实表明当时南朝社会对晚渡士族群体的普遍看法。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就裴叔业及其豫州豪族集团而言，他们自身对“南人”的身份确认也难免不时处于游离的状态，缺乏笃定的、自我的“南人”意识。正是如此，他们一旦在南朝遭遇生存危机，便会很自然地出现“回面向北”的群体性选择。
二是南北朝中后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力行全面汉化，鲜汉上层日趋融合，从而不断消解以往紧张的民族对立情绪和夷夏观念，这对南朝边境州镇豪族群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就裴叔业北附而言，《魏书·裴叔业传》载：“叔业沉疑未决，遣信诣（北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访入国可否之宜。真度答书，盛陈朝廷风化惟新之美，知卿非无款心，自不能早决舍南耳。但恐临迫而来，便不获多赏。”所谓“盛陈朝廷风化惟新之美”，就是作为早先附魏的南朝边境将领后人的薛真度对孝文帝汉化的称誉，并以此感召“沉疑未决”的裴叔业。
至于夏侯道迁入魏，尽管与其反复无常的个性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南北军政格局与时代背景的变化。当然，由于谯郡夏侯氏来自淮北，与河东裴氏等来自关陇地域的流寓豪族不同，尽管他们相互间通过婚姻加强融通，但在军政立场上则并非完全一致。如裴叔业降魏，夏侯氏便没有随之附魏，这表明作为南北朝时期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豫州豪族势力，其内部各家族及不同房支，在特定历史阶段或具体历史事件中，军政态度与抉择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如裴叔业入魏之前，夏侯道迁本为裴叔业部属，但因家族间矛盾，夏侯道迁一度“单骑入国”，以求功名，并随王肃戍守淮南。此时以裴氏为主要代表的豫州豪族群体大多入魏，而夏侯道迁则在王肃死后“弃戍南叛”，回归萧梁。齐梁之际，夏侯道迁反复于南北朝之间，体现出边境豪族群体的特殊品格，也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南朝边境豪族及其代表人物南北观念与态度的深刻变化。既往鲜明的胡汉对立意识日趋消解弱化，这必然导致边境豪族以自身现实利益决定其依违去就的抉择，具有投机性，这在夏侯道迁身上表现得颇为充分而典型。
检索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在裴叔业、夏侯道迁相继降魏前后，齐梁之际还多有南人群体北奔。据《梁书》卷二○《陈伯之传》和《魏书》卷七一《淳于诞传》所载，二人及其所属州镇僚属皆相继由南奔北，这无疑与当时南北局势的变化及其选择密切相关。
二、豫、梁入魏人士之文化素养与南风北渐
论及齐梁之际豫、梁二镇北附之影响，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北魏取得了对以寿阳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和以南郑为中心的汉中地区的控制权，对南北朝军事对抗的走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南齐书·裴叔业传》末赞语有言：“叔业外叛，淮肥失险。”《魏书》卷七一传末“史臣曰”有论云：“寿春形胜，南郑要险，乃建邺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业、夏侯道迁，体运知机，翻然鹊起，举地而来，功诚两茂。其所以大启茅赋，兼列旐，固其宜矣。”不过，仅仅就南北军政局势谈论南镇北附及南朝边境豪族入魏的影响显然是不全面的。具体而论，边境豪族北附，对南朝而言，主要造成了丧失藩镇要戍等军事危害，而对北朝而言，大量南朝豪族人士的北迁，则主要在于激发了南朝社会文化风尚北传的新浪潮。特别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全面汉化日渐深入，而豫、梁入魏及其豪族北移正值其时，转输南朝社会文化之作用尤为突出。
对此，诚如论者所言，“边境豪族在南朝所起的作用仅限于军事上”，而“边境豪族在北方所起的作用，文化方面重于军事方面。随着汉化改革的日益加深，北方政权对汉族文化的渴求也愈发强烈，而边境豪族精于南学的特点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所以边境豪族在北方较受重用。而且边境豪族本身的素养与南方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并不相合，这极大地影响了其在南朝的仕宦，而北方文武兼重的社会环境则为他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直到太和中期，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边境豪族才开始在北魏政权中显露头角。但他们在北方所起的作用仅限于文化方面，而在军事上则没有多大作为，这与其在南方所起的作用迥然不同。”“边境豪族具有独特的儒家文化修养，这在太和中期以后的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北魏孝文帝要改变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形象，以取得所有汉族士人的认同，在文化上首先要做的便是融全国各地学风于一体，而仅靠北方汉族士人是难以完成这一重任的。边境豪族有别于北方学风的文化素养，恰好适应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需要，这是边境豪族在北方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孝文帝迁都及其汉化改革，鲜卑勋贵多所不愿，而汉族士人则多为孝文帝的支持者……这些士人中有许多又出身于边境豪族，在此亦可以发现南方学风对北方的影响。”这里所论，主要是针对以青、齐入魏之南朝边境豪族在孝文帝迁都及其汉化改革过程中的作用而言的，至于豫、梁二镇北降及其豪族群体附魏所造成的南风北渐风潮，尚有待具体论述。
东晋南朝时期的边境豪族群体主要出自晚渡士族，既有士族社会门风之承袭，也有士族家学之传授，其代表多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当然，当时青、齐、豫、雍、梁诸州镇边境豪族群体规模不等，文化渊源不尽相同，其盛衰变迁的时代经历与地域环境也并非完全一致，故其文化表现往往同中有异，各具特点。如青、齐豪族群体之主体主要来自河北，代表人物多出自清河崔氏、房氏等儒学旧门，诸族不仅族盛势强，而且其人物多具经史之修养，加上青齐地域一度融通南北学风，他们入魏较早，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他们参与其中，成为推动北魏全面汉化改革的重要力量。而雍州地区豪族群体代表如河东柳氏、清河张氏等家族，由于参与南朝诸政权的皇位争夺与王朝嬗替，其部分代表人物自刘宋以来便得以进入建康，其文化风尚日趋玄化，与留守雍州的本宗族人物的文化面貌也有所不同。至于齐梁之际入北的豫、梁豪族，他们不仅通过婚姻相互结合，显示其群体关系，而且在日常生活与文化交游方面关系密切，在北朝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其代表人物的文化修养、学术风尚及其对南风北渐的影响颇为显著。这里根据文献所载，综论于下。
1.经史学术风尚及其北传
其一，崇尚诸学兼综博通与“善谈义理”的经学风尚。
豫、梁二州入魏之代表人物，多出自汉魏以来的士族旧门，普遍具有一定的儒学经术方面的修养。然众所周知，在南北朝分立时代，南北学风明显不同。就南朝边境豪族学人而言，他们在学风上多受江左风气的熏染，表现出明显的南朝化特征。以裴叔业宗族人物为例，如裴植“少而好学，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理义”；裴炯“颇有文学”；裴衍“学识优于诸兄，才行亦过之”。又，《梁书》卷二八《裴邃传》载其“善《左氏春秋》”。裴叔业部属中，柳玄达“颇涉经史”，“著《丧服论》，约而易寻”；又，韦伯昕“学尚，有壮气。自以才智优于裴植，常轻之，植疾之如仇”。由其所谓“学尚”，当具经史学术修养。又，《魏书·李元护传》载其“虽以将用自达，然亦颇览文史”。
豫州豪族入魏后，崇尚通博，经、史、子诸学兼综，在一定程度上因循南朝学风。这以柳僧习家族最为典型。如柳僧习子柳庆，《周书》卷二二《柳庆传》载“庆幼聪敏，有器量。博涉群书，不治章句”。柳虯，《周书》卷三八《柳虯传》载其“年十三，便专精好学。时贵游子弟就学者，并车服华盛，唯虯不事容饰。遍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雅好属文”。西魏时，柳虯“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戒”，于是上疏以为“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西魏采纳其建议，“事遂施行”。可见柳虯注重史书编撰，并强调史著的鉴诫功能。大统十四年（548年），其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虯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迁中书侍郎，修起居注，仍领丞事”。可见柳虯有撰述国史的实践。
夏侯道迁集团入北者之经史学术，《魏书·夏侯道迁传》载：“道迁虽学不渊洽，而历览书史。”江悦之由于晋宋之际遭遇家难，家族地位与家学门风也有所变化，《魏书·江悦之传》载其“好兵书，有将略”。其他如王安世“历涉书传，敏于人间”；辛谌“有文学”；庾道“历览史传”。
上引诸豫、梁边境豪族代表在学术上普遍崇尚通博，如崔高客“博学”；阎庆胤“博识洽闻”。尤其是经史兼修、文史兼综等，如裴植“览综经史”；柳玄达“颇涉经史”；夏侯道迁“历览书史”；王世安“历涉书传”；庾道“历览史传”；柳庆“博涉群书”；柳虯“博涉子史”，他曾就著史之鉴诫功能有所论述，并参与西魏、北周国史、起居注的撰录；江悦之甚至“好兵书”。可见，豫、梁豪族及其后裔学人少有专究某一儒家经典的孤陋寡闻的“博士”型儒者。
豫、梁边境豪族学人崇尚博通的学术风尚，显然受到江左学风的影响。江左学尚博综，诸学汇通，涉及诸子学、玄学、文学和佛学等。韩树峰综论南朝边境豪族学风，以为“儒学思想自古以来为治国理家之基本准则，重视儒学，南北并无不同。但两汉以来的史学在东晋南朝受到重视，则为南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南朝士人除撰写史书外，史学上的成就主要在注释《史记》、《汉书》……可见，史学在南朝极为兴盛，士人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亦构成南朝文化的一大景观。而北朝学风与此相反，一般儒生亦不精于史学……从边境豪族多经史兼综、文史兼备的学术素养分析，显然深受南朝学风的影响，而与北朝的学风有很大区别”。他又概述南朝边境豪族的学风，以为“边境豪族的学风受到南北双方学风之影响，因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南北学风交融的特征，但从整体上看，南方学风的影响显然要大于北方学风”。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豫、梁边境豪族所受江左学风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其学术研究与思想方法等方面具有玄学旨趣与意蕴。由上引相关史实可知，豪族学人研习儒家经典，并不仅仅以获得具体知识为目的，而是以丰富、提升学识为宗旨，他们普遍崇尚“学识”“才行”与“学尚”，在学术旨趣上，往往“遍受《五经》，略通大义”“博涉群书，不治章句”，这显然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南朝经学玄化风尚的熏习不无关系。所谓“学识”“学尚”云云，其主旨在于删繁就简，突出并领会精神，把握要义。上引裴植讲论经史、佛典，“善谈理义”，特别是柳玄达著《丧服论》，“约而易寻”，表明其文辞简约而主旨鲜明，辨名析理，晓畅通达，显然是江左玄化学风影响的结果。《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总论南北学风差异，以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唐长孺先生论述南北朝经学风尚差异，以为“北朝经学继承汉代传统，注重章句训诂，南朝经学受到魏晋新学风的影响，注重义理，这是南北学风最显著的差异”。以豫、梁入魏豪族学风而言，以上所述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之风尚颇为契合。
豫州豪族名士阐释佛学义理，其入魏后对北方佛学有所影响。一般而言，南朝佛学偏重义理，北朝佛教则重修行。北魏孝文帝以后，北魏士大夫崇信佛学渐成风尚，这与入北南士的影响不无关系。在此过程中，豫、梁豪族人物如裴植信佛诚笃，其，“临终，神志自若，遗令子弟命尽之后，翦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且“尤长释典，善谈理义”。弟裴粲“性好释学，亲升讲座，虽持义未精，而风韵可重。但不涉经学，终为知音所轻”。裴植母，乃夏侯道迁姊，笃信佛法，“（裴）植在瀛州也，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植弟瑜、粲、衍并亦奴仆之服，泣涕而从，有感道俗。诸子各以布帛数百赎免其母。于是出家为比丘尼，入嵩高，积岁乃还家”。裴植兄弟之信奉佛教，显然与其母之训诱有关，裴氏其他人物亦当有信奉佛教者；而裴植母既出自夏侯氏，其家族也当有佛教信仰的传统，然史实阙如，难以深究。汤用彤先生曾指出：“（北魏）学士文人与佛法在义理上之结合，初实不多见。至宣武帝胡太后时，始有崔光、王肃、王翊、孟仲晖、冯亮、裴植、裴粲、徐纥，均文士学人而奉佛法……按魏世朝臣奉佛法者固不少，然自高允以后，以文学见知而信法者，亦只此数人。而此中崔光祖与父，均仕于刘宋。光十七岁乃来北方。王肃、王翊乃王导后裔，均年长归顺魏朝。冯亮本在南方，为魏人虏获，后乃隐于嵩山。裴植先亦仕于南，弟粲当亦来自南方。（上俱见（《魏书》）本传）则此六人以文士而信佛，并谈义理，虽不必精深，固仍袭南朝之风也。”汤先生将裴植、裴粲兄弟与崔光、王肃等作为北魏后期“以文学见知而信法者”之代表，可见其对北朝士大夫的佛学影响。
其二，南北杂糅的士族礼法。
中古时代士族社会无论南北地域分别、门第高下，其文化教育与传承，主要有赖于士族家教，启蒙训育皆以儒家基本经典为主，与士族传承关系尤密者则为礼学，豫、梁豪族群体之文化教育与家学传授也大体如此。《北齐书》卷三五《皇甫和传》载皇甫徽子皇甫和，“魏正始二年，随其妻父夏侯道迁入魏……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礼则，亲授以经书。及长，深沉有雅量，尤明礼仪，宗亲吉凶，多相谘访”。皇甫和母夏侯氏“才明有礼则，亲授以经书”，说明她具有良好的经学修养，而这当与其自少所受夏侯氏之家教有关。研习儒家经典的功用与目的，除少数学人进行纯学理的探究外，对于士族社会整体而言，主要在于指导、规范其个人、家族及社会的礼法实践，柳玄达“著《丧服论》”，皇甫和“尤明礼仪，宗亲吉凶，多相谘访”，都体现了这一时代风尚。
众所周知，南北朝士族社会在生活方式、宗族观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北朝重宗族聚集不同，南朝则趋向小家庭化，相关的宗族观念也随之变化。豫、梁豪族群体尽管在南朝士族风气的影响下，其宗族观念与生活方式有所变化，但他们依然普遍重视孝友门风之承袭。在宗族关系上，南北朝社会有所差异，北方普遍重视宗族聚集，而江南则趋于小家庭化。豫、梁豪族虽长期生活于南朝边镇，但依然有部分名士人物受到这一风气的熏染，《魏书·裴叔业传》载：“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养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长嫡，其临州也，妻子随去，分违数岁。论者讥焉。”这里明确记载裴植入北后其兄弟间依然“各别资财，同居异”。这种兄弟析产、同居异炊的生活方式，在北人看来显然不合士族社会礼俗，以致时常受到非议，《魏书》作者认为此风应该是受江南风俗影响所致。当然，裴植兄弟及其宗族依然遵循士族社会基本的孝友礼法规范，“自州送禄奉母及赡养诸弟”。《魏书·裴叔业传》又载裴叔业子裴芬之，“长者，好施，笃爱诸弟”。裴叔业孙裴谭，虽“粗险好*，所乘牛马为小惊逸，手自*之。然孝事诸叔，尽于子道，国禄岁入，每以分赡，世以此称之”。裴叔业侄裴衍，“事亲以孝闻，兼有将略”。裴植兄弟之孝友，与其家族礼法训育密切相关，《魏书·裴叔业传》载：“植母，夏侯道迁之姊也，性甚刚峻，于诸子皆如严君。长成之后，非衣不见，小有罪过，必束带伏阁，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严训。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见之，旦夕温凊。”裴植母“性甚刚峻，于诸子皆如严君”，家教甚严，故其诸子恪守孝道。这方面最突出的当为柳僧习孙、柳桧子柳雄亮，《周书·孝义·柳桧传》载柳桧为叛将黄众宝所害，柳雄亮“年十二，遭父艰，几至灭性。终丧之后，志在复仇……后竟手刃众宝于京城。朝野咸重其志节，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柳雄亮恪守孝道而有血亲复仇之举。
2.文学艺术风尚及其北输
豫、梁二州豪族入魏之代表人物多具有文学艺术修养。其中可考以文才显著者，如裴邃，《梁书·裴邃传》载其“十岁能属文……齐建武初，刺史萧遥昌引为府主簿。寿阳有八公山庙，遥昌为立碑，使邃为文，甚见称赏。举秀才，对策高第，奉朝请”。其传末“史臣曰”称“裴邃之词采早著，兼思略沉深”。李元护虽为武人，但亦“习于简牍”，应用文书一类写作绝无问题。《魏书·夏侯道迁传》载其“闲习尺牍，札翰往还，甚有意理”。至于豫、梁豪族文士，则多有文才，颇善属文，如崔高客，“博学，善文札”；王世弼子王由“好学，有文才”。柳玄达善属文，裴叔业曾“委以管记。及叔业之被猜疑，将谋献款，玄达赞成其计，前后表启皆玄达之词”，入魏后“玄达曾著《大夫论》，备陈叔业背逆归顺、契阔危难之旨……文多不录”。其子柳远是一个文士，“时有文咏”。梁祐也如此，“好学……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梁祐入北后“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体现出南朝盛行的文学雅集风气。
在文学方面，具有豫州豪族背景的柳僧习子孙颇为突出。《周书·柳庆传》载柳僧习有子柳鷟、柳虯、柳桧、柳庆等，柳鷟“好学，善属文”。《周书·孝义·柳桧传》载其子柳雄亮，“幼有志节，好学不倦”，为蔡国公宇文广记室参军，“年始弱冠，府中文笔，颇亦委之”。至于柳庆，《周书》本传载其“好饮酒，闲于占对。年十三，因曝书，僧习谓庆曰：‘汝虽聪敏，吾未经特试。’乃令庆于杂赋集中取赋一篇，千有余言，庆立读三遍，便即诵之，无所遗漏”。柳僧习为颍川郡守，“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将选乡官，皆依倚贵势，竞求请托。选用未定”。柳僧习命诸子“各以意为吾作书”以拒之，柳庆乃作书曰：“下官受委大邦，选吏之日，有能者进，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柳僧习叹曰：“此儿有意气，丈夫理当如是。”于是“即依庆所草以报”。柳庆子柳弘，“少聪颖，亦善草隶，博涉群书，辞彩雅赡。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其死后，“杨素诔之曰：‘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修竹夹池，永绝梁园之赋；长杨映沼，无复洛川之文。’其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于世”。柳庆孙柳述，“性明敏，有干略，颇涉文艺”。又，柳虯，《周书·柳虯传》载其“雅好属文……有文章数十篇行于世”。可见柳僧习子孙无不善文，且在周、隋影响甚著。
书法、音乐、绘画等艺术类别往往与文学密切相关，豫、梁边境豪族代表人物也有突出的表现。在音乐方面，《魏书·裴叔业传》载裴叔业子裴蔼之“性轻率，好琴书。其内弟柳谐善鼓琴，蔼之师谐而微不及也”。柳玄达子柳远“好弹琴，耽酒……放情琴酒之间”。柳玄达侄柳谐，“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书法方面，《魏书·王世弼传》载其“善草隶书，好爱坟典”，其次子王由也“尤善草隶……又工摹画，为时人所服”。柳僧习“善隶书，敏于当世”；姜永，“善弹琴，有文学”；庾道，“善草隶书，轻财重义”。
由上引史实，可见齐梁之际入魏之豫、梁豪族群体代表普遍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不仅士族人物在文学艺术领域有突出表现，而且即便一些“虽以将用自达”的武人也能作文，说明南朝北部边境州镇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一些边境豪族名士对文学及诸艺术门类兼擅并举，并在文学艺术旨趣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新颖性。特别是流寓豫州的河东柳玄达家族，以文学言，除日常的应用文字外，柳玄达父子著论立说，“时有文咏”，具有纯文学的意味；在音乐方面，柳谐长于鼓琴演奏，还创造出具有个性的“新声手势”。可见其家族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学艺术底蕴的文艺世家。豫、梁边镇豪族群体这一崇尚文学艺术的文化风气，显然与东晋南朝以来士族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基本一致。自魏晋以降，特别是东晋以后，高门士族社会将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作为基本文化素养，以此涵养气质，展示性灵，导致东晋南朝时代文学艺术的空前发展。
豫、梁二州入北，正值北魏鲜、汉上层深入融合，并积极追求文雅化的高潮时段。当时北魏上层崇尚南朝的文学艺术，而豫、梁名士群体入北，则给他们提供直接取法南朝的媒介，由柳谐“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可见，洛阳上层社会对江左才艺的喜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边境豪族在文学观念及其相关风尚上具有融通南北的特点，其入北后能够尽快适应北朝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而开展新质态的文学创作，提出新的文学观念。在这方面，柳僧习子柳庆、柳虯的相关表现最具代表性。《周书·柳庆传》载西魏“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执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寻以本官兼雍州别驾”。苏绰秉奉宇文泰旨意，倡导文风变革，对魏晋以降之“文章华靡”及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效仿南朝文风的风气颇为不满，厉行变革。这里说苏绰命柳庆针对“北雍州献白鹿”事“宜制此表，以革前弊”。柳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苏绰深加赞赏，以为“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所谓“辞兼文质”，其中“文”是指文采与技巧，主要指文章表现的形式；而“质”则主要指文章的内在精神及其内容。苏绰称赞柳庆作为北迁南人之后而“辞兼文质”，实现了文风的本质转变。柳庆之所以“操笔立成，辞兼文质”，并非一时兴起，而与其入北后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转变不无关系。《周书·柳虯传》载：“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虯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文多不载。”柳虯作《文质论》，针对时人所论文体“有古今之异”的观念，他强调无论时代差异，文章必须文、质结合，这是衡量古今文章优劣的基本标准。西魏北周的文学改革，其核心在于摒弃江左过度讲究形式的“华靡”文风，崇尚质朴，以文见事，文以载道。柳庆、柳虯兄弟作为入北豫州豪族集团后裔，之所以能够对西魏、北周文学观念革新产生如此重大影响，与其学术崇尚与思想底蕴密切相关。作为晚渡北方士族，南朝边境豪族在学风上与永嘉乱后以京洛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南渡士族相比，较少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大多因循着汉儒的学术传统；他们在晋宋之际南迁后，大多被安置在南朝北部沿边州镇，而无缘进入南朝高门士族集聚的建康等中心地域。尽管边境豪族在军政上受制于南朝，相关人员往来频繁，在学术文化上也多受南朝影响，但必须指出，他们毕竟处于南朝的沿边地带，受江左玄化风尚熏染不深。不仅如此，就生存状态而言，边境豪族处于对抗北朝的前沿地带，其生活作风刚健朴实，这使得南朝边境豪族群体在社会风尚上与北方社会颇为接近。正因为如此，边境豪族子弟入北后能很快适应北方的生活，融入北朝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以儒家的文学观念为根本，适当吸纳、整合南朝的文学艺术因素，提出新的文学思想，柳庆、柳虯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3.名士风气及其北播
在东晋南朝社会风尚熏陶下，江左士风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与北朝不同。士人作为文化载体，其不经意间的言谈话语与举手投足，都体现出其士风特点。相对于学术文化而言，士风的表现往往具有外在性与随机性，最易于人们感受。随着士人群体的迁移，相关风尚也自然随之而流播。
豫、梁豪族集团虽然长期生活、任职于南朝北部沿边州镇，并非江左高门士族集聚的社会文化中心区域，但毕竟与南朝政权的上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朝廷与藩府之间人员往来频繁，且各重镇豪族还必须委质朝廷，如裴叔业子侄裴芬之、裴植、裴衍等都一度为质于建康，其间他们必然与建康上层社会多有交往，从而在生活风尚与言谈举止等方面受到江左士风的熏染。关于入北豫、梁豪族代表人士名士化习气，主要有如下表现。
其一，崇尚隐逸的倾向。
《魏书·裴叔业传附裴植传》载裴植“性非柱石，所为无恒。兖州还也，表请解官，隐于嵩山，世宗不许，深以为怪”。裴植一度“表请解官，隐于嵩山”，然魏宣武帝未许，裴植实际上只是表达了隐逸的意向而已。裴植弟裴粲，北魏末一度被元颢任为西兖州刺史，“寻为濮阳太守崔巨伦所逐，弃州入嵩高山”。裴粲是在战败后一度逃匿嵩山，并非主动的归隐山林。裴氏具有隐士特质的人物是裴植另一弟裴衍，“景明二年，始得归国，授通直郎。衍欲辞朝命，请隐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运，得奉盛化，沐藉炎风，餐佩唐德，于生于运，已溢已荣。但摄性乖和，恒苦虚弱。比风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怀，有愿闲养。伏见嵩岑极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游此岫。臣质无灵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轻举，仿佛高踪，诚希药此沉痾，全养禀气耳。若所疗微痊，庶偶影风云，永歌至德。荷衣葛屦，裁营已整；摇策纳屣，便涉山途。谨附陈闻，乞垂昭许。’诏曰：‘知欲养痾中岳，练石嵩岭，栖素云根，饵芝清壑，腾迹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风，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难裁，岂容有抑，便从来请。’”可见裴衍入魏后便“欲辞朝命，请隐嵩高”，理由是“欲养痾中岳，练石嵩岭”，并得到了魏宣帝的同意，直到“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禄执事”。
裴氏兄弟之外，豫、梁豪族人士有隐逸倾向者，如席法友入魏，仕途不顺，“恬静自处，不竞势利”；梁祐，前引文称其入洛后组织文学雅集，“以诗酒自娱……端然养志，不历权门……当世叹其抑屈”。柳虯，《周书·柳虯传》载其在生活与仕宦态度上有退避之风，北魏末，扬州刺史樊义以柳虯为“治中，加镇远将军，非其好也，遂弃官还洛阳。属天下丧乱，乃退耕于阳城，有终焉之志”。本传又载“虯脱略人间，不事小节，弊衣疏食，未尝改操。人或讥之。虯曰：‘衣不过适体，食不过充饥。孜孜营求，徒劳思虑耳。”，《北史》卷六四《柳虯传附柳机传》载其“伟容仪，有器局，颇涉经史……机性宽简，有雅望，当近侍，无所损益。又好饮酒，不亲细务”。王由，《魏书·王世弼传》载王由入魏后官至东莱太守，“罢郡后寓居颍川”。庾道，《魏书·江悦之传》载其“及至洛阳，环堵弊庐。多与俊秀交旧，积二十余岁，殊无宦情”。这方面，皇甫和弟皇甫亮的表现颇具代表性，其仕宦于北魏末至北齐间，史称其“率性任真，不乐剧职，除司徒东阁祭酒，思还乡里，启乞梁州褒中，即本郡也。后降梁，以母兄在北，求还，梁武不夺也。至邺，无复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赏，纵酒赋诗，超然自乐。复为尚书殿中郎，摄仪曹事。以参撰禅代仪注，封榆中男。亮疏慢自任，无干务才，每有礼仪大事，常令余司摄焉。性质朴纯厚，终无片言矫饰。属有敕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亲诘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实，优容之，杖胫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标榜卖之，将买者或问其故，亮每答云：‘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床下。’由是宅终不售”。皇甫亮先随父兄自汉中入魏，一度归本郡而降梁，后再归北，其“率真任性”之诸多表现，典型地体现出江左名士的特征。
豫、梁入北人士之所以如此，与他们流徙北方的社会政治境遇有关，此不赘言，也与他们所受南朝隐逸士风的熏陶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东晋南朝高门士族社会在玄学风尚影响下，普遍崇尚隐逸，其中既有一些避居山林的苦隐之士，更多的则是朝、市之隐，他们以为“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即民谚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士族朝臣在日常生活、仕宦中希企隐逸，寄托山林，咏怀丘泉，体现出隐逸的雅趣与境界，以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蔚为风尚。因此，上述以裴植、裴衍兄弟为代表的豫、梁豪族北徙名士化人物的隐逸情思，显然是受南朝士风影响的表现。
其二，玄化名士的“风仪辞令”。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高门士族社会延续、发展了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尚，礼法规制相对松弛，任情纵性，并注重形容仪表，言谈举止皆具个性，不同凡俗，与承继汉儒旧学的北朝社会多有不同。齐梁之际入北之豫、梁豪族人物及其后裔受江左士风之熏染，多有名士化的表现。如裴英起“聪慧滑稽，好剧谈，不拘仪检”；皇甫光“美须髯，善言笑”；崔高客“博学，善文札，美风流”。柳远，“性粗疏无拘检。时人或谓之‘柳癫’……放情琴酒之间。每出返，家人或问有何消息，答云：‘无所闻，纵闻亦不解。’”王由，“性方厚，有名士之风”，天平中，其“为乱兵所害，时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周书·柳庆传》载“庆威仪端肃，枢机明辨”，其子柳机，“少有令誉，风仪辞令，为当世所推”；柳机弟柳弘，“辞彩雅赡”，周武帝命之接待陈朝使者，并“仍令报聘”，“占对详敏，见称于时”，柳弘名士气质鲜明，“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其死后，“杨素诔之曰：‘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修竹夹池，永绝梁园之赋；长杨映沼，无复洛川之文。’其为士友所痛惜如此”。又载柳庆兄柳鷟子柳带韦，“深沉有度量，少好学。身长八尺三寸，美风仪，善占对”。柳弘弟柳肃，“少聪敏，闲于占对……开皇初，授太子洗马。陈使谢泉来聘，以才学见称，诏肃宴接，时论称其华辩”。柳机从子柳謇之，“身长七尺五寸，仪容甚伟，风神爽亮，进止可观。为童儿时，周齐王宪尝遇謇之于途，异而与语，大奇之”，周武帝以之为守庙下士，“武帝有事太庙，謇之读祝文，音韵清雅，观者属目。帝善之，擢为宣纳上士……开皇初，拜通事舍人，寻迁内史舍人，历兵部、司勋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谈谑，又饮酒至石不乱，由是每梁、陈使至，辄令謇之接对”。柳謇之屡为使职，吐谷浑归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骑常侍，送公主于西域”；突厥启民可汗“求结和亲，复令謇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
隋炀帝大业年间，启民可汗内附，“遂畜牧于定襄、马邑间，帝使謇之谕令出塞。及还，奏事称旨，拜黄门侍郎”。柳謇之“前后奉使”，他在隋文帝、隋炀帝二朝长期担任光禄少卿，仅文帝朝便“出入十余年，每参掌敷奏”。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其精通相关礼仪，且具有特殊的气度。旧史以为柳謇之为人“神情开爽，颇为疏放”，具有名士风范。柳雄亮在周隋更迭之际，“司马消难作乱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陈，以结邻好”。《柳雄亮墓志》称其“美风仪，善谈论”，“入为相府礼曹参军，掌东主客上士。于时四郊多垒，三国争强。并命行人，要结外援。君材惟特达，爰应将行。既拭玉于漳滨，屡寻盟于江浦”。杨坚在平定司马消难之乱过程中命柳雄亮出使陈朝，与其才学气度不无关系。上述诸人之所谓“不拘仪检”“粗疏无拘检”“善言笑”“美风流”“风仪辞令”“辞彩雅赡”“美风仪，善谈论”云云，皆体现出玄化名士的特性，故杨素为柳弘作诔文，有“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的感喟，从而揭示出入北之豫、梁豪族名士及其后裔的士风渊源。
豫、梁豪族人士之注重“风仪辞令”，显然是南朝玄谈论难风尚的产物，其中一些人物入北后依然组织雅集与谈论。如上引梁祐“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这是文学雅集。阎庆胤“博识洽闻，善于谈论，听其言说，不觉忘疲”，这则是带有清谈特征的雅集。他们的雅集谈论活动，原本以入北之豫、梁豪族名士子弟为主，形成了一个入北名士的交游圈，或“好为诗咏”“以诗酒自娱”，或“善于谈论”，后来交游范围不断扩大，如上引庾道“及至洛阳……多与俊秀交旧”，其中显然多有北方人士；王由死时“名流悼惜之”，其中同道“名流”当亦多有北人。特别是柳弘，“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杨素为关中名士代表，他为柳弘所作诔文以正始玄学名士王弼、荀粲相比附，“其为士痛惜如此”，可见柳弘与北方士族人物交往甚密，相知甚深。此外，一些入北之士不断进入元魏上层王公、朝臣之府邸，或出任其僚属，相互间的交往日渐深入。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南风北传。
关于豫、梁二州入魏人士的名士风度、生活作风及其北传，河东裴氏、谯郡夏侯氏人物最具代表性。裴粲是一个颇为典型的名士型人物，《魏书·裴叔业传附裴粲传》载其“沉重，善风仪，颇以骄豪为失”，魏高阳王元雍“曾以事属粲，粲不从，雍甚为恨”，后裴粲因事修谒，“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闲迈，举止抑扬，雍目之不觉解颜”，谓粲曰：“相爱举动，可更为一行。”裴粲“便下席为行，从容而出”。北魏宣武帝“闻粲善自标置，欲观其风度，忽令传诏就家急召之，须臾之间，使者相属，合家恇惧，不测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变。世宗叹异之”。当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粲候肇，惟长揖而已。及还，家人尤责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裴粲曾见清河王元怿，“下车始进，便属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节。怿乃令人持盖覆之，叹谓左右曰：‘何代无奇人！”，裴粲之学术文化素养并不突出，在入魏豫州豪族群体中以“不涉经史，终为知音所轻”，然其具有南朝名士气质，“善风仪”，“神情闲迈，举止抑扬”，以致高阳王元雍、清河王元怿等人“相爱举动”，叹为“奇人”，宣武帝甚至“闻粲善自标置，欲观其风度”。
之所以如此，当时正值北魏迁都洛阳，鲜卑皇族及其上层追求文雅，钦慕江左风尚，而模仿入北南士之言行举止，正是其中一个便捷、直观、有效的途径。对于北魏王公而言，江左文雅之内核如清谈玄理等，理解与接受自然并非一蹴而就，而对“风流”之外在表现的“风仪”一类，有如“行为艺术”，易于模仿，于是他们热衷于通过入北南人以学习江左士族社会之仪表风度，并从中感受南方文化的精神气韵。
夏侯道迁、夏侯夬父子也有名士习气，这主要体现在其生活作风方面。《魏书·夏侯道迁传》载其“好言宴，务口实，京师珍羞，罔不毕有。于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园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妓妾十余，常自娱兴。国秩岁入三千余匹，专供酒馔，不营家产。每诵孔融诗曰：‘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余非吾事也。识者多之”。夏侯道迁虽不以学显，但有一定的学术素养，“甚有意理”，颇具南朝学尚，其入北后日常生活作风，如“大起园池，殖列蔬果，延至秀彦，时往游适，妓妾十余，常自娱兴”，涉及园林山水、名士雅集，这都是南朝名士社会日常生活的一般表现。夏侯道迁热衷于此，常诵孔融名言“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用以提升其风雅意境，这自然是其所受江左名士社会风尚影响的表现。由于夏侯道迁注重“延致秀彦，时往游适”，且“识者多之”，可见其在洛阳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夏侯道迁子夏侯夬生活作风更具任诞名士色彩。
《魏书·夏侯道迁传附夏侯夬传》载：“夬性好酒，居丧不戚，醇醪肥鲜，不离于口。沽买饮噉，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负数犹千余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饥寒。初，道迁知夬好酒，不欲传授国封……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夬闻，谓卓曰：‘人生何常，唯当纵饮耳。’于是昏酣遂甚……初夬与南人辛谌、庾道、江文遥等终日游聚，酣饮之际，恒相谓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后之间耳。脱有先亡者，当于良辰美景，灵前饮宴。傥或有知，庶共歆飨。’及夬亡后，三月上巳，诸人相率至夬灵前酌饮。时日晚天阴，室中微暗，咸见夬在坐，衣服形容不异平昔，时执杯酒，似若献酬，但无语耳。”夏侯夬“性好酒”，不拘礼法，“居丧不戚，醇醪肥鲜，不离于口”，明言“人生何常，唯当纵饮耳”，他与梁州入北名士辛谌、庾道、江文遥等“终日游聚”，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梁州北附人士为主体的名士交际圈，以为“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后之间耳”，甚至相约“脱有先亡者，当于良辰美景，灵前饮宴。傥或有知，庶共歆飨”。夏侯夬的这种人生观念与生活态度，显然与儒家思想不同，自是受汉末魏晋以降玄学思潮熏染的结果。与乃父夏侯道迁一样，其入北后之生活旨趣颇具名士气息，且更为纵放不拘，其相关率性任诞之言行，与《世说新语》之《任诞篇》《伤逝篇》诸篇所录之魏晋名士事迹颇为相似。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鲜、汉上层日趋融合，除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重大变革外，其学术文化、士人风貌与日常生活风尚等各领域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就鲜、汉上层文化风尚变革而言，其主流趋向是追求文雅化，这涉及士风、学风、文风和生活风尚等一系列变化。就其历史进程而言，以孝文帝迁洛之际为发端，至宣武帝、孝明帝时期蔚然成风，延及隋唐之际而日臻高潮。就其变革之途径与方式而言，固然路径众多，相互交错，非止一途，但其中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观摩而效仿南朝之士风仪表。在此过程中，入北之南朝人士便成为北人取法江左风尚的重要媒介。入北南人作为南朝社会文化的载体，他们在南风北传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自东晋立国江东以来，直至隋朝灭陈而混一南北，间有南士入北，特别是晋宋交替之后，不断出现南朝上层社会人员群体性流亡北朝的情况，其中既有东晋、南朝各皇族代表人士，也有士族代表人士。就其总体趋势而言，随着南北朝军政局势的变化，及至南北朝后期，南人入北的数量不断增多，其中尤以西魏征服江陵和隋朝灭陈而强制性地迁移南人入北为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南朝齐梁之际豫、梁二州军镇之降魏及其豪族群体之北附，无疑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一种特别类型的南人群体入北事件。经上文所述，总体而言，豫、梁豪族群体作为东晋、南朝“晚渡士族”群体，长期生活在南朝北部边镇，他们固然具有特定的地域、家族文化风尚，但他们长期仕宦于南朝，其代表人物与南朝朝廷及其士大夫社会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其州郡官长、幕府僚佐中还包含着各类别的南朝人士，如随梁州入魏的济阳江氏家族便是永嘉之乱后南迁的早渡士族代表。
因此，入北豫、梁豪族代表及其所裹挟的各类别之南朝人物，他们在学风、士风诸方面长期经受江左玄化风尚之熏习，入北后在学术文化与日常生活等方面之诸多表现，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转输南学的角色，而当时正值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宣武、孝明鲜、汉上层深入融合阶段，追求文雅化则是当时鲜、汉共同的主流价值取向，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汲取南朝之制度及其社会文化风尚。可以说，豫、梁附魏及其豪族代表人士入北，恰逢其时，在北魏社会变革的特定时段，在南学北传、南风北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阶段性历史作用。相较早先入魏的青齐豪族群体即“青齐民”而言，“青齐民”中的代表人物在北魏孝文帝迁都及其以社会政治制度为中心的汉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进入北魏统治集团的上层；在文化方面，青齐人士在经学方面的成就较为显著，其代表人物有“当世儒宗”之誉。豫、梁二州入魏豪族群体，相较于青齐集团，对北魏社会制度变革及其政治影响并不十分突出，但在社会文化领域，其转输社会风尚，如经受江左玄化渲染之学风、士风及其生活方式等，则相对比较突出。这不仅契合了宣武、孝明时期北魏鲜、汉融合过程中整体追求文雅化的时代主题，而且为此后北朝及隋唐之际社会文化风尚的不断南朝化奠定了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在南北朝后期南学北输、南风北渐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入北之豫、梁豪族文士群体的社会文化活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和环节，其历史作用和地位应当受到重视。
作者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