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历险记:司母戌大方鼎背后的传奇故事

宝鼎历险记:司母戌大方鼎背后的传奇故事

首页角色扮演宝鼎传奇更新时间:2024-05-11

每一件国宝的背后,在那金石铿锵的最里面,都有着它不可替代的灵魂。这灵魂横跨千年犹光鲜耀眼,是来自它的缔造者的激越,是来自发现者的感动,更是来自这中间无数过往生命对它的想念与歌颂。

司母戌大方鼎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代表着中国古代先进的铸造冶炼技术。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造,总共用外范24块。鼎耳是在鼎身铸好之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青铜器,所需金属原料应当超过数吨。以当时较为先进的坩埚溶铜法计算,至少需要七八十个坩锅 (每个坩锅熔铜12.7千克)、二三百人同时协作熔炼。这说明商代中晚期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且具有很高的组织、管理生产的水平。那么,围绕着这件国宝,背后有着哪些传奇故事呢?

1939年3月的一个上午,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的农民吴希增怀着寻宝发财的念头,在曾经发现甲骨文的田地里用探铲一下一下地铲着地面。忽然,他感到探铲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提上来时,铲刃有些卷钝,还带有绿锈。凭经验,他知道这回挖到了一个坚硬的大家伙。由于当地探寻文物成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旦发现宝物,发现者要与土地的主人利益均分。于是,吴希增马上找到了这块田地的主人吴培文。两人又找了十几个小伙子做帮手,整整忙活了三个晚上,终于将一件已经沉睡地下几千年的宝物发掘了出来。

这是一个分量十足的青铜大鼎,在夜色下笼罩着一层寒光。吴希增和吴培文可能根本不知道眼前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器物,更不要提这个器物的名称了。直到后来,人们在这个青铜大鼎的腹部发现了三个铭文——司母戌。

什么叫做“司母戍”?这关系到宝鼎的来历。在商代,司,即掌管,引申为祭祀;母,便是母亲;戍,是一个人名。司母戌,也就可以理解为“纪念母亲戌”。可以看出,是“戍”的孩子为了追思母亲而铸造了这口体积巨大的大鼎。但这个铸造宝鼎的“孩子”又是谁呢?这个谜团在宝鼎出土后的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破解。上古三代的文字记录本来就很稀少,仅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很难判断“戍”的真实身份。最终,科学家们通过分析器物的金属成分并进行同类比对,发现了与“司母戍鼎”构造、年代都很接近的“司母辛鼎”,并据此最终圈定了“司母戌鼎”的真正主人,即商朝中兴帝王武丁的儿子——商王“祖庚”或者“祖甲’’。

武丁王是商朝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他的王后则是鼎鼎大名的妇好。而据史书和甲骨文上的记载,武丁王还有一个王后,庙号就是“戌”。她就是这宝鼎铭文上所要寄托哀思的人——一位年轻商王的母亲。可以想见, 3200多年前,商王“祖庚”或是“祖甲”下令匠人铸造了一口体积巨大的方鼎,并在鼎的腹部铭刻下了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宝鼎深埋地下数千年,而人世已是沧海桑田,几多变迁。

宝鼎出土的1939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年代。当时的河南安阳正是敌占区。如此重大的宝鼎出土,自然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首先是同村的村民,他们围观、议论,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像马槽,有的说像做饭的锅。这种喧嚣让宝鼎的发现人吴培文很不踏实,于是他连夜将宝鼎移到了自家院子的垃圾坑里隐藏。但消息似乎散播得更快了。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村里来了一位神秘访客——赫赫有名的古董商人肖寅卿。肖寅卿凭借多年鉴赏经验,知道面前这口青铜大方鼎绝非凡物,于是当即出价20万大洋。粗略计算,20万大洋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万元。这个价钱对吴培文等人采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肖寅卿要求吴培文等人要在几天内将方鼎拆卸肢解为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运走。

20万大洋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尤其是对一贫如洗的农民;可肢解这么一个青铜的大家伙,手头又缺少工具,着实不好办。他们先试着从鼎腿开始锯,然而所用的几打钢锯差不多都磨光了,鼎腿却只锯进了1厘米。几个人又尝试用锤砸,可几锤下去,鼎身安然无恙,却引起了如同撞钟一般的巨大声响。这样一来几个人都不敢再动了,生怕惹来更大的麻烦。眼看砸鼎无望,有人就对吴培文说: “不能再砸了,万一砸成碎片以后肖寅卿变卦不要了,宝贝不就成废铁了么?”吴培文想想也对,就放弃了砸鼎的计划。而肖寅卿明,知不分解大鼎便无法运出,就放弃了买鼎的计划。

宝鼎暂时躲过了肢解的命运,可幸运并未驻足多久。宝鼎出土的消息以及夜晚传出的巨大响声,引起了当地侵华日军的注意。没过几天,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黑田在宝鼎前不住打量,啧啧赞让吴培文等人胆战心惊。黑田走后,吴培文等人连夜商量如何保住宝鼎。但想躲开日本人的视线,把这个庞然大物转往别处实在是太困难了。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但谁心里都明白——这鼎是祖宗留下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日本人抢去!

吴培文等人于是又尝试着分解大鼎,以便转移。他们用棉被捂住大鼎避免出声,然后使劲地锤砸鼎身。然而,我们不得不赞叹3000年前古人的工艺,宝鼎质地极硬,半天功夫只砸掉了一只鼎耳。吴培文等人眼见这个办法不行,只好七手八脚在西屋马棚挖了个坑,把大鼎埋了进去。没过几天,日本人再次来到武官村,并在村中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知道他们是冲着大鼎来的,迅速检查了一遍马棚的伪装,就跑到村外河边的沙坑里躲了起来。说来也巧,就在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吹得天昏地暗。日本人在吴培文家中翻腾

了一通,只好草草收兵。

吴培文回到家中,见大鼎还在,不禁暗自庆幸“神灵护佑”。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将鼎及其残耳抬到村中较为偏僻的地方重新埋下。一切安排妥当后,知情者相互约定保守秘密,就各自散去了。吴培文自知难逃日本人的搜查与纠缠,于是连夜收拾行李,逃离了家乡,开始了被日本人通缉的流亡之路。这一躲,就是七八年。

在外逃难的吴培文,与共同保守国宝秘密的乡亲们,一同守卫着深埋地下的一份国家尊严。

宝鼎于1946年6月被重新发掘,得以重见天日。再次出土的宝鼎立刻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同年,为庆祝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岁寿辰,当时驻扎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专程将宝鼎运往南京作为寿礼,并由蒋介石亲自批署拨交中央博物院保存。1949年,国民党兵败撤往台湾,众多国宝被抢运海岛。司母戍大方鼎虽被列入转移名单,但由于它过于沉重,加之抢运仓促,最终没能成行。建国后,“司母戌大方鼎”先是藏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藏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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