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件国宝的背后，在那金石铿锵的最里面，都有着它不可替代的灵魂。这灵魂横跨千年犹光鲜耀眼，是来自它的缔造者的激越，是来自发现者的感动，更是来自这中间无数过往生命对它的想念与歌颂。
司母戌大方鼎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代表着中国古代先进的铸造冶炼技术。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造，总共用外范24块。鼎耳是在鼎身铸好之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青铜器，所需金属原料应当超过数吨。以当时较为先进的坩埚溶铜法计算，至少需要七八十个坩锅 (每个坩锅熔铜12．7千克)、二三百人同时协作熔炼。这说明商代中晚期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且具有很高的组织、管理生产的水平。那么，围绕着这件国宝，背后有着哪些传奇故事呢？
1939年3月的一个上午，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的农民吴希增怀着寻宝发财的念头，在曾经发现甲骨文的田地里用探铲一下一下地铲着地面。忽然，他感到探铲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提上来时，铲刃有些卷钝，还带有绿锈。凭经验，他知道这回挖到了一个坚硬的大家伙。由于当地探寻文物成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旦发现宝物，发现者要与土地的主人利益均分。于是，吴希增马上找到了这块田地的主人吴培文。两人又找了十几个小伙子做帮手，整整忙活了三个晚上，终于将一件已经沉睡地下几千年的宝物发掘了出来。
这是一个分量十足的青铜大鼎，在夜色下笼罩着一层寒光。吴希增和吴培文可能根本不知道眼前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器物，更不要提这个器物的名称了。直到后来，人们在这个青铜大鼎的腹部发现了三个铭文——司母戌。
什么叫做“司母戍”?这关系到宝鼎的来历。在商代，司，即掌管，引申为祭祀；母，便是母亲；戍，是一个人名。司母戌，也就可以理解为“纪念母亲戌”。可以看出，是“戍”的孩子为了追思母亲而铸造了这口体积巨大的大鼎。但这个铸造宝鼎的“孩子”又是谁呢?这个谜团在宝鼎出土后的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破解。上古三代的文字记录本来就很稀少，仅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很难判断“戍”的真实身份。最终，科学家们通过分析器物的金属成分并进行同类比对，发现了与“司母戍鼎”构造、年代都很接近的“司母辛鼎”，并据此最终圈定了“司母戌鼎”的真正主人，即商朝中兴帝王武丁的儿子——商王“祖庚”或者“祖甲’’。
武丁王是商朝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他的王后则是鼎鼎大名的妇好。而据史书和甲骨文上的记载，武丁王还有一个王后，庙号就是“戌”。她就是这宝鼎铭文上所要寄托哀思的人——一位年轻商王的母亲。可以想见， 3200多年前，商王“祖庚”或是“祖甲”下令匠人铸造了一口体积巨大的方鼎，并在鼎的腹部铭刻下了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宝鼎深埋地下数千年，而人世已是沧海桑田，几多变迁。
宝鼎出土的1939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年代。当时的河南安阳正是敌占区。如此重大的宝鼎出土，自然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首先是同村的村民，他们围观、议论，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像马槽，有的说像做饭的锅。这种喧嚣让宝鼎的发现人吴培文很不踏实，于是他连夜将宝鼎移到了自家院子的垃圾坑里隐藏。但消息似乎散播得更快了。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村里来了一位神秘访客——赫赫有名的古董商人肖寅卿。肖寅卿凭借多年鉴赏经验，知道面前这口青铜大方鼎绝非凡物，于是当即出价20万大洋。粗略计算，20万大洋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万元。这个价钱对吴培文等人采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肖寅卿要求吴培文等人要在几天内将方鼎拆卸肢解为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运走。
20万大洋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尤其是对一贫如洗的农民；可肢解这么一个青铜的大家伙，手头又缺少工具，着实不好办。他们先试着从鼎腿开始锯，然而所用的几打钢锯差不多都磨光了，鼎腿却只锯进了1厘米。几个人又尝试用锤砸，可几锤下去，鼎身安然无恙，却引起了如同撞钟一般的巨大声响。这样一来几个人都不敢再动了，生怕惹来更大的麻烦。眼看砸鼎无望，有人就对吴培文说： “不能再砸了，万一砸成碎片以后肖寅卿变卦不要了，宝贝不就成废铁了么?”吴培文想想也对，就放弃了砸鼎的计划。而肖寅卿明，知不分解大鼎便无法运出，就放弃了买鼎的计划。
宝鼎暂时躲过了肢解的命运，可幸运并未驻足多久。宝鼎出土的消息以及夜晚传出的巨大响声，引起了当地侵华日军的注意。没过几天，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黑田在宝鼎前不住打量，啧啧赞让吴培文等人胆战心惊。黑田走后，吴培文等人连夜商量如何保住宝鼎。但想躲开日本人的视线，把这个庞然大物转往别处实在是太困难了。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但谁心里都明白——这鼎是祖宗留下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日本人抢去!
吴培文等人于是又尝试着分解大鼎，以便转移。他们用棉被捂住大鼎避免出声，然后使劲地锤砸鼎身。然而，我们不得不赞叹3000年前古人的工艺，宝鼎质地极硬，半天功夫只砸掉了一只鼎耳。吴培文等人眼见这个办法不行，只好七手八脚在西屋马棚挖了个坑，把大鼎埋了进去。没过几天，日本人再次来到武官村，并在村中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知道他们是冲着大鼎来的，迅速检查了一遍马棚的伪装，就跑到村外河边的沙坑里躲了起来。说来也巧，就在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吹得天昏地暗。日本人在吴培文家中翻腾
了一通，只好草草收兵。
吴培文回到家中，见大鼎还在，不禁暗自庆幸“神灵护佑”。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将鼎及其残耳抬到村中较为偏僻的地方重新埋下。一切安排妥当后，知情者相互约定保守秘密，就各自散去了。吴培文自知难逃日本人的搜查与纠缠，于是连夜收拾行李，逃离了家乡，开始了被日本人通缉的流亡之路。这一躲，就是七八年。
在外逃难的吴培文，与共同保守国宝秘密的乡亲们，一同守卫着深埋地下的一份国家尊严。
宝鼎于1946年6月被重新发掘，得以重见天日。再次出土的宝鼎立刻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同年，为庆祝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岁寿辰，当时驻扎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专程将宝鼎运往南京作为寿礼，并由蒋介石亲自批署拨交中央博物院保存。1949年，国民党兵败撤往台湾，众多国宝被抢运海岛。司母戍大方鼎虽被列入转移名单，但由于它过于沉重，加之抢运仓促，最终没能成行。建国后，“司母戌大方鼎”先是藏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藏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