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国”。1215年，蒙古军队攻克中都（今北京），金朝皇室仓惶迁都至开封。占领中都后，蒙古汗国在中都设立专门统治机构，管辖统治范围的中原各地。在通行的汉文文书中，出现了指代蒙古汗国的“大朝”之号。
1234年，二代大汗（太宗）窝阔台灭金。此时，“大蒙古国”的疆域，向南已扩展至淮河和汉水以北地区（拓展阅读：）。等到忽必烈即位（1260）时，汗国的疆域北抵西伯利亚，南抵淮、汉及云南、西藏全境，东及高丽，西达黑海南北，可谓幅员辽阔。
蒙古汗国的疆域
战胜阿里不哥后，忽必烈将国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后来迁都至北京。至此，“大蒙古国”的政治中心，从蒙古本部转移到了中国的北方地区（拓展阅读：）。1271年，忽必烈纳汉臣刘秉忠的建议，采用《易经》乾卦“大哉乾元”卦辞，建国号为“大元”。
忽必烈即位
大量史实表明，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程度成正比。把政策和状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以使人们对于中外关系史的认识更为深刻。作为一个“多元一体”式的庞大帝国，元朝的对外政策，有着其独特且丰富的内涵。为此，我特意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元朝的外交心态由成吉思汗所确定，并由忽必烈继承发展的对外政策，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政治：唯我独尊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一直以“全人类的皇帝”自居。“一条敕令规定，他们应该去征服一切土地，不与任何没有归附自己的民族缔结和约，只要他们自己来被彻底消灭，无论时间多长也要坚持下去。”对于被征服的国家，汗国“（按照）太祖（成吉思汗）法制，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
坦诚说，远征给当地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沉痛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拓展阅读：）。不过，对于蒙古人而言，远征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细密画中的成吉思汗与诸子
得益于驿站制度的建立，通行于蒙古汗国境内的各国外交使者、商人和传教士们，不仅都能得到规格较高的礼遇，旅途安全也能得到有效保障。他们络绎不绝的此来彼往，极大促进了东西方在各领域上的深层次交流。
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他们（蒙古汗国）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要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
《突厥世系》如是写道：“（因为驿站的建立）在伊朗和都兰（今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头顶金盘，自东向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
蒙古骑兵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还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西欧。1328年，一支受元朝所遣，由法兰克人安德鲁等16人组成的使团，携带着元顺帝致教宗书，最终于1338年抵达亚维农（法国南部的隆河左岸），受到了教皇伯涅的克十二世的接见。
很快，教皇向元朝派遣了一支规模不小的使团，于1342年抵达上都，向元顺帝呈献了一匹骏马。“是月，拂朗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使团在元朝逗留了近4年，受到了官方的一系列优待。在离开之前，顺帝要求“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个赋予全权的红衣主教返回来，担任那里的主教”（拓展阅读：）
元朝的市集，可以看到各种面孔
客观地说，元朝大气的政治气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难以比拟的。即使是“天可汗”唐太宗治下的唐朝，与之相比也似乎有些黯然失色——太宗的对外政策，固然有着和亲、互市、军事讨伐和分化离间等比较丰富的内容，但自始至终都逃出“华夷之辩”的牢笼（拓展阅读：）
2）经济：重商倾向
通常来说，游牧社会对于商品贸易的需求比较旺盛。蒙古汗国时期，蒙古人依然保持着游牧的习惯，基本上没有农耕的概念。到了忽必烈时期，为了巩固在农耕地区（中原）的统治和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逐渐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认识。不过，自始至终，他们都坚持着鼓励商业活动的政策。
元朝的水利工程
蒙古统治阶层和贵族们不会自己经商，而是将国库或个人财富，交给以色目人为主的“斡脱（受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官商）”来经营，他们从中“分成”。因此，有着官方与蒙古贵族的商务代理人身份的“斡脱”，在旅行、住宿等环节均能得到政府的保护。
元朝“斡脱”的商业活动范围非常广，在伊尔汗国和印度等国境内，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除了经商，他们也会放高利贷，但从窝阔台时代起，利率就受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一言概之，因为斡脱的活动，元朝的商业和金融业已经“走向了世界”。（拓展阅读：）
遍布世界的穆斯林商人
在海外贸易方面，元朝也极为发达。灭亡南宋后，元朝不仅全盘接受了南宋海外贸易的政策，并进行了相应的“迭代”。唐宋时期，尽管官方拟订过一些有关市舶的规则，但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市舶法则。1293年，元廷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三条；1314年。法则修订为二十二条，并明确了中外商舶从事海外贸易的细则。
制订市舶法则，不仅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禁止各种非法贸易活动，保证国家从市舶的抽分与税收中所得的利益。考虑到“香货药物乃民用所需”，海外贸易可以"便民”，发达的海外贸易，也进一步带动和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元朝的贸易经济，在当时是非常发达的
一言概之，由于斡脱的国际性商业与金融活动和更为开放的海外贸易，元朝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纵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能够长期同西域维持远距离陆海两道交通的，只有元朝一代——辽、金、西夏有失于海道，宋、明受阻于陆道，即使是清朝与之相比也略显暗淡。经济上的深度交流，进一步带动了中外文化层次的交流。
3）文化：兼容并包
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普遍信仰讲究“万物有灵”的萨满教。鉴于其“多神信仰”的属性，萨满教不像其他宗教一样，具有比较强的排他性。因此，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统治阶层一直实行着“宗教宽容”政策，“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比如成吉思汗“尊敬各宗教中虔诚的、有学识的人”，只是“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仪式来为自己告天祝寿，要求他们用宗教的权威来使自己的信徒顺从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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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形象
对于宗教之间的分歧，蒙古统治阶层提倡“以辩论分优劣”、原则上不会“亲自动手”强制将某一宗教设为“国教”，更不采取灭教或文字狱之类的极端手段去破坏某一种宗教。
即便是尊崇藏传佛教的忽必烈，也基本上保持着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对此，马可波罗如是记录道：（忽必烈说）“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有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偶像教徒说有释迦摩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
有趣的是，忽必烈还将“儒”与释（佛教）、道并提，称为“三教”。元朝将儒学与其他宗教并列，总体上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毕竟，因为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力就削弱了。
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
2）元朝的对外文化交流元朝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囊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 宗教
早在唐朝时期，佛教中国就有所发展。到了元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更为迅猛且日趋“多元化”。藏传佛教自不必说，源于汉传佛教净土宗的白莲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甚至一度成为了武装反抗元廷统治的力量。
因为忌惮白莲教过于庞大的势力，元廷曾在1308年下令禁止。但仁宗即位（1311）后，白莲教又恢复了“合法地位”。英宗即位后（1320），尽管对白莲教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举措，但从未采取所谓的“灭教”政策。
除了佛教以外，自唐朝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教以及西亚的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以及历史更为“悠久”的袄教，在元朝均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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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寺喇嘛塔，1949年被拆除
2） 语言和学术交流
隋唐时期，诞生于突厥汗国的突厥文，可以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不过，突厥文与隋唐以及中原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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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7世纪初期的突厥汗国
回鹘汗国崩溃后，大量回鹘人西迁至我国西北地区。他们进入西域后，开始转用粟特文（粟特文源自古波斯时代的阿拉美文字草书），并在粟特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更适合本民族语言的回鹘文。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回鹘文在葱岭东西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十三世纪初，蒙古征服乃蛮后，受铁木真所托的乃蛮学者塔塔统阿，在深度参考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回鹘体蒙古文（即今天老蒙文的1.0版本）。后来，畏兀儿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又对老蒙文的正字法进行了改进，为后世蒙古语语法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并一直使用至今。
十七世纪初满文的创制，几乎全面参考了蒙古文。毫不夸张地说，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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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圣旨牌符图样
忽必烈即位后，他命令帝师八思巴创制了一种能“译写一切文字”的八思巴字，并于1269年下诏颁行。
在元朝，八思巴文不仅是“国字”，也可视为最早的“汉语拼音”。值得注意的是，八思巴字是参照藏文设计出来的，而藏文字母则源自梵文，这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拓展阅读：）
八思巴文圣旨金牌
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学习和典籍的翻译。在元朝，蒙古文、汉文和波斯文都被视为“官方语言”。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大多设置有通事（口译）和译史（笔译）等职。
“供职的有通晓波斯文、畏兀儿文、汉文、藏文和唐兀惕文（西夏文）的出自各族的*，当需向某个地区颁发诏令时，便用该族的语言文字来书写它。”
在元朝，大量不同国家的经典书籍，被翻译成蒙古语版本。在大都定居的意大利天主教士孟高维诺（1247—1328），先后将《新约全书》和《诗篇集》翻译成蒙古文。甚至连《亚历山大传奇》这样的传记类作品，也被翻译成了蒙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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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晚清的汉满蒙三语教材
另外，汉文和汉语经典典籍，不仅“漂洋过海”，还深受“好评”。如高丽（朝鲜）先后出版了《朴通事》、《老乞大》这样的汉语教科书，即便在遥远的伊尔汗国，也出现了用波斯文标音的《脉诀刊误（中医典籍）》。
有趣的是，合赞汗本人不仅学习过汉语，对中原王朝的史事和中医中药均有所认知（拓展阅读：）
合赞汗
在史学方面，伊尔汗国时期波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比如拉施特在撰写《史集》的过程中，不仅经常向学识渊博的蒙古学者孛罗（？—1313，1283年出使伊尔汗国后，留居当地任职）虚心请教，身边还有两名元朝学者充当助手。
种种迹象表明，在中亚以及波斯等地，中原（汉）文明有着超出我们认知的影响力（拓展阅读：）
伊尔汗国的龙，具有明显的元朝游龙风格
另外，元朝西域人的儒学成就，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据《元统元年进士录》为例，在“色目二十五人”中，“于阗人一，别失八里人一，畏兀儿人四，哈儿鲁人二，回回人四，穆速鲁蛮人二”，即出自葱岭东西者共十四人。主动学习中华文化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元朝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非顺帝朝的政治家脱脱（1314—1355）莫属。
他幼时师事浙东大儒吴直方，深受儒学浸润。他两度出任宰相，推行汉法，恢复科举，重开经筵，主持编修辽、宋、金三朝之史，对以“*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为代表的反儒政策进行了全盘否定。因此，他赢得了广大儒士的衷心爱戴。在他被害之后，浙江诗人戴良（1317—1383）等均“以诗祭之”，以示纪念。
脱脱草书《题璇玑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3） 科学技术
蒙古西征时期，蒙古人接触到了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阿拉伯一伊斯兰天文历法”。在回回历法约影响下，耶律楚材先后编订可《西征庚午元历》和《麻答巴历》。
1267年，受伊尔汗旭烈兀的委派，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来到中国。他不仅“撰进《万年历》”，还在大都（北京）建立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仪器。
- 咱秃哈喇吉（浑天仪），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的仪器；
- 咱秃朔八台（方位仪），观测星球方位的仪器；
- 鲁哈麻亦凹只（斜纬仪），是用来观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的仪器；
-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观测日影，定夏至、冬至的仪器；
- 苦来亦撒马（天球仪/浑天图），天文图像模型；
- 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
- 兀剌都儿剌不定（星盘），观察昼夜时刻的仪器。
元朝《大一统志》的总策划，也是扎马鲁丁
1276年．世祖命许衡“领太史院事”，以郭守敬、王恂为副，共同研订“新历法”。1280年春，世祖按照“敬授民时”的古语，将新历法取名为“授时历”。
坦诚说，以当时的条件，用四年时间观测出所需要的数据，无疑难如登天。因此，《授时历》的编撰，肯定参考甚至直接引用了伊斯兰历法中的部分数据（拓展阅读：）。
1272年，元廷设置秘书监，札马鲁丁兼知秘书监事。在秘书监中藏有二十六种“回回书籍”，涉及天文. 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点金术和占卜学等许多领域。遗憾的是，大部分书籍毁于战乱，没有流传给后世。
扎马鲁丁雕像
在医学方面，元廷设置了专门管理回回医药的机构广惠司。在“回回书籍”中，不仅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多种回回药物的性能和配方被载入《饮膳正要》（忽思慧撰）等书。
《回回药方》原书共三十六卷，现仅存明初抄本残存的目录下和卷十二、三十、三十四。值得注意的是，残卷内容中，就记录了“四十四门，三千六百九十五（药）方”。换言之，回回医药在元朝的影响力，着实令人惊叹。
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医书和中草药也相继传入波斯，《脉经》和《千金方》还被译成了波斯文。为此，拉施特还专门撰写了《伊利汗的中国医学宝藏》。这部书涉及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等，十分全面。
穆斯林医生
得益于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在元朝文献中，出现了一大批国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名字。除了札鲁马丁以外，还有叙利亚人爱薛，大食人也黑迭儿丁和赡思，回回人忽思慧，尼波罗（今尼泊尔）人阿尼哥等。
他们在天文、医药、饮食营养、地理、水利、建筑、雕塑等领域中均取得了十足的成就，堪称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的面孔
4） 文学艺术
在元朝，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不仅在多个层面上认同了汉文化，一些人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当世各族文士的赞誉。
如回鹘人亦都忽立，“公独禀和易，趋尚文雅，通儒书，礼秀士，喜谈仙佛，善作大字，绰有中州风度”；以诗闻名的葛逻禄人廼贤（1309—1368），“上而公卿大夫，下而里闾韦布之士，莫不称之，一时之善为诗者亦莫之能过也”。
回回诗人孟昉“明敏英妙，质美而行懿。….尝拟先秦、西汉诸作，摹仿工致，大夫士皆与之”；西域人沐仲易“工于诗，尤精书法。乐府、隐语，皆能穷其妙，一时士大夫交口称叹”；擅长山水和墨竹画的畏吾儿画家高克恭，与赵孟頫一同被视为当世泰斗，对于元、明、清的山水画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拓展阅读：
元文宗图帖睦尔绘制的《相马图》
5） 多元文化在民间
元朝时期，文化趋向民间化和通俗化，如元杂剧的盛行就是典型案例（拓展阅读：）。
除此之外，日用类书籍的编印和发行，也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新编纂图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新编事文类聚启札青钱》和《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等丛书，均有着比较高的人气。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封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诸书的方国、地理、饮食、酒曲、医药、香谱、珠宝、艺术和游观等门类中，可以查阅到大量关于外国风土人情的记载。
在《事林广记》“方国类”是中，就出现了冠以“大食”名号的弼琶哆国（索马里北部亚丁湾南岸的柏培拉）、勿拔国（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一带）、勿斯离（伊拉克北境的摩苏尔）、默伽国（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国。另外，还出现了未冠以“大食”名号的勿斯里国（埃及）、默伽腊国（摩洛哥）等地名。
坦诚说，这些西亚和北非的地名能够在日用类书中刊出，无疑预示着基础的地理学知识，在元朝民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普及。由此可见，元朝中外文化交流的某些成分，已经渗透到了民间。
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制作的简仪
6）陶瓷与毛纺织业
从唐中叶开始，陶瓷制品开始远销海外，到了宋元时期已然形成了长期大量出口的局面。纵观外销的国家和地区，宋朝超过了唐朝，元朝又超过了宋朝，这可以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阿拉伯半岛、北非和东非各地的大量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
精美的青花瓷，现在已被公认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之一。元朝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其钴料呈色大多采用进口，纹饰繁复，形制巨大，且多数运销海外。对此，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先生认为：
“在景德镇烧制的洁白素地的瓷器上，用鲜艳的钴蓝描绘出花纹、鸟兽纹或风景、人物等的青花瓷，我认为是蒙古帝国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在波斯的伊斯兰陶器艺术影响下产生的。”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拍卖成交价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
在元朝，蒙古贵族常举行所谓的内庭大宴，即“质孙宴”。宴会要求从皇帝到贵族大臣，甚至连近侍、卫士、乐士等均统一穿着上下有别、等级身份不同的一色服装。
按照当时内府定制，这种质孙服必须用“纳石失”织成。“纳石失”为波斯语Nasish的音译，即“缕皮傅金为织文者也”，是一种绣金锦缎，源于波斯地区的一种金丝纺织技术。由波斯工匠所织的纳石失，品质优良，深得蒙古贵族的喜爱，有些织品甚至成为皇帝赏赐臣下的贵重物品。
质孙服
除质孙服外，像皇帝衣着服冕中的玉环绶和履，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宫廷仪仗队的服装，蒙古王公贵族、朝内百官所用物品等, 也多以“纳石失”制成。
为此，元朝专门设置别失八里局、弘州人匠提举司、纳石失毛段二局、兴和路荨麻林人匠提举司和弘州、荨麻林纳石失局等机构，旨在加强其生产与管理（拓展阅读：）
纳石失
3）结语总而言之，元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着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即使与被认为是中外文化汇聚的高峰的唐朝相比，也在总体上显得更加丰富充实，更加多彩多姿。就像许有壬在《大一统志序》中所概括的那样，“元朝盛世”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换言之，元朝虽然“地有南北、人分华夷”，但有着海纳百川的文化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