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三门峡智慧
本报记者 刘书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天人合一、任人唯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就此，记者走访专家学者，查阅大量资料，深感三门峡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三门峡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从中找到契合点，并应用到工作中去，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结合”。
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
“天下为公”意思是天下为人民所共有。“民为邦本”即人民是立国之本。春秋时期，老子在三门峡函谷关撰写《道德经》，其中不少地方就体现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理念。
关于“天下为公”，《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中说道：“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可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意思是说，欲取得天下成为一国之主，我看是不能成功的。天下是庄严神圣的，不可以按自我主观意识进行作为，不可以为自己执有。用强力妄为的，一定会失败；用强力加以把持的，一定会失去。
他还时时告诫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他说：“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三十九章）意思是说，民众虽然卑贱，但却是高贵的王侯赖以存在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因而老子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即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根据百姓的需要和心意来施政。老子要求统治者要时时刻刻以圣人为表率，对人民采取谦下的姿态。他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意思是说，圣人想要位居人民之上，必定要言辞谦下；想要处于人民之前，必定将自身名利置于人民后面。
二、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为政以德”是指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用高尚的精神、卓越的人格来引导教化百姓。西周初年，召公为不打扰百姓，在甘棠树下处理政事，留下“甘棠遗爱”故事。三国时弘农太守孟康政不扰民，据《魏略》记载，孟康到官，顺从民意，为民谋利。出巡时，从不扰民，常令吏卒带上镰刀割草喂马，不住驿站，而露宿树下。若遇旧友来访，花费自出。唐朝时崔郾为陕州观察使，不忍盘剥百姓，常拿官吏的俸禄来资助进献的费用。朝廷一年征诏数万石粮食，还得运到太仓。考虑到百姓运输困难，他就在河的支流设置粮仓收粮，并设法将粮食装入漕运船只。据《新唐书》记载，他治理陕州政策宽松，经月不打一人。别人问起此事，他说：“陕土瘠而民劳，吾抚之不暇，犹恐其扰。”意思是说，陕地贫瘠，百姓穷苦，我抚慰他们还来不及，唯恐打扰了他们。
“革故鼎新”是指除去旧的，建立新的。作为完整成语，较早出处是唐张说《唐中书令梁国公姚崇神道碑铭》：“夫以革故鼎新，大来小往，得丧而不形于色，进退而不失其正者，鲜矣！”713年，三门峡人姚崇被任命为宰相。他提出“十事要说”，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三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唐玄宗的支持，用“革故鼎新”来说姚崇再恰当不过。唐代三门峡人杨於陵，每到一处任职，都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意见，并付诸实施。唐穆宗继位时，杨於陵出任户部尚书，针对当时百姓的困苦和“钱荒”问题，提出了财政税费改革建议，着手进行一系列稳定物价、增加货币供应的措施，改进税法，培植财源。明朝正统年间，盐政混乱。明英宗派三门峡人耿九畴到两淮任盐运司同知。耿九畴到任后，大刀阔斧革除积弊，上奏良策，并得以施行。几年后，耿九畴回卢氏料理母亲丧事并守孝三年。两淮百姓怕耿九畴被朝廷调离，竟千人联名上奏皇帝。皇帝答应了百姓，守孝期满的耿九畴被提升为都转运使（从三品），仍回两淮主政。
三、天人合一，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理念，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体现了老子“天人合一”的理念。汉代河上公在《老子河上公章句》中提出，“道”神通广大，通行天地，无所不入。他发挥老子思想，将治身与治国相结合，提出“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北宋苏轼“雪泥鸿爪”故事，则用另一种方式体现“天人合一”理念。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说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把人生看作漫长的征途，在一个地方停留就像万里飞鸿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痕，然后就又飞走了；前程远大，这里并非终点，何必过多计较。偶然遭遇，不必在意，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他用自然现象诠释人生，表现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
“任人唯贤”指任用官员只以德才优秀作为标准。秦穆公在崤山所作的《秦誓》是春秋期间唯一一篇入选《尚书》的文章。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崤之战后，“缪（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肴（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穆公在这里痛心疾首地表述了自己因不听百里奚、蹇叔的话而导致惨局的懊悔之情。他告诫子孙后代，作为一国之君只要礼贤下士、虚怀若谷，善于使用人才，即便你没有多少才能，也一样能将国家治理好。五代十国时期，三门峡人高季兴建立荆南国，这个国家虽小，但在十国中存在年份却较长。其主要原因在于高季兴及其子孙十分重视延揽人才，知人善任。梁震是唐末登第的进士，要回四川老家，路过江陵。高季兴得知后，立即相见，为梁震的才华所吸引，请求留下，并要为他到梁朝求官（当时荆南国名义仍为梁朝管辖）。梁震认为自己是唐朝进士，不做梁朝官员，但看到高季兴如此爱才，就请求以白衣（不带朝廷官职）身份为高季兴谋划。高季兴像对待先辈一样对待梁震，言听计从。著名词人、《北梦琐言》作者孙光宪也在荆南为他出谋划策。原为朱温手下的大将倪可福等也成为高季兴的亲信，这些人才在荆南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指自己努力上进，永不懈怠，体现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则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也指有德行的君子以深厚的德行，来容载世间的万物。二者均出自《易经》。
西汉时在函谷关发生的终军弃故事一直激励着后人。据《汉书·终军传》，终军从济南赴长安时，步入函谷关，守关的官吏交给了一块用帛边制成的符信“繻”（平常人出关时需要合符验信才能出关，有一定身份的人就用不着）。终军说：“大丈夫西游，何须凭它做回来的路证。”弃繻而走。不久，终军获得朝廷重用，奉使巡视郡国，执持符节出函谷关。守关的官吏看到，惊讶地说：“这位使者就是先前‘弃繻’的儒生。”陕州城古有“墨池”，宋代《太平寰宇记》中提到“张芝墨池”：“张芝，字伯英，少好书，所居池水尽黑，迄今尚有遗迹。”其实，张芝苦练书法的事迹早在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就有记载：“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芝由于书法上努力上进，从不懈怠，才最终创立草书，被后人称为“草圣”。
说起“厚德载物”，人们会想到，大禹治水，斧开三门。《史记·夏本纪》说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终于降伏水患。大禹治水，在三门峡留下砥柱。千百年来，无论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砥柱一直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自古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柳公权《砥柱》：“禹凿锋鈚后，巍峨直至今。孤峰浮水面，一柱钉波心。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盛赞砥柱。砥柱精神恰恰就是厚德载物的象征。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连续发生蝗灾。百姓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蝗虫，任由蝗虫嚼食禾苗，满朝文武也是一筹莫展。时任宰相的姚崇力主灭蝗。有人说灭蝗恐天降祸，姚崇说有祸就降到自己身上。有人担心皇帝下诏会影响皇帝仁慈名声，姚崇提议只用宰相名义下令灭蝗。他最终说服玄宗同意，并督促地方官员抓紧实施，共灭蝗14万担。他捕蝗的勇气、决心和才干，直至今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五、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讲信修睦”意思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亲仁善邻”意思是与邻者亲近，与邻邦友好。
说起讲究信用，会让人想起这样一件事。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挥师中原。晋军前锋进入弘农（三门峡及其附近部分区域），占领渑池、灵宝之后，在潼关受阻，给养不继，军心浮动。主帅王镇恶决定就地动员民众，捐献军粮。王镇恶这样决策，是因为他心中有数。据《南史·王镇恶传》记载，王镇恶13岁时，前秦统治瓦解，王镇恶流寓在弘农，弘农人知道他是前秦名相王猛的孙子，大多比较关爱他。他当时寄食在渑池人李方家里，王镇恶感激李方，说如果有一天得势，一定厚报。李方开玩笑说，真有那么一天，不需要太厚重的报答，让（我）当个渑池县令就够了。王镇恶攻占渑池后，就到故人李方家，升堂拜母，送上厚重的礼物，授李方为渑池令。王镇恶与弘农人有这样的交情，而且知恩图报，王镇恶部队又是他们天天盼的晋军，所以王镇恶来筹粮，弘农人积极捐赠，王镇恶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缺粮之危。
“亲仁善邻”典故出自《左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历史上留下两国交好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时期的“秦晋之好”。三门峡区域处于两国沟通的重要通道上，见证了“秦晋之好”。公元前654年，晋献公将女儿许配给秦穆公。秦穆公迎娶伯姬的路线就是从崤函古道由西向东，到三门峡，从茅津渡渡河，并原路返回。晋献公死后，国内动乱，秦穆公送晋公子夷吾（晋惠公）回晋主政，稳定晋国，救灾送粮，后来又将自己女儿怀嬴许配给夷吾之子圉（晋怀公）。晋公子重耳（晋文公）回国前，秦穆公将文嬴等女子许配他，帮他入晋主政，成就霸业。“秦晋之好”一直持续到晋文公去世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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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载，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其中的三门峡智慧，我们更熟悉，更有感悟，在实践中要认真践行“两个结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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