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伦、张重天所著的长篇小说《冀鲁春秋》分三部，气魄上确实惊人，因为用三卷本的篇幅，描写抗日战争的战史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这也意味着《冀鲁春秋》有着它的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这种独特性表现在：
一是体量浩大。
《冀鲁春秋》仅仅描写了八路军115师由肖华率领的东进纵队，在冀鲁边区的一年的战斗生涯，但却用了三卷本的篇幅，如果我们抗日战史，都用小说的形式表现的话，对应《冀鲁春秋》的体量，那么，一百部才能完成如此的史诗巨制。所以，从体量上来看，《冀鲁春秋》在当代军事长篇小说的长廊中，几乎无有出其右者。
二是描写战事。以描写战事为主体的军事小说，当数《红日》，但《红日》很少有敌我双方智谋上的较量，且有大量的情感的描写，这固然是《红日》的长处，但也削弱了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的精神层面上的较量。《冀鲁春秋》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小说里把抗战初期的我方、日方、友军、地方四方势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交锋，提炼出来，勾勒出一幅形象的抗战烽烟图。
而在这多方势力中，始终突出了我方抗日队伍的主体作用，凸显我抗日队伍处于与日寇针锋相对较量的前沿地位，形象地说明了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历史本真。
三是侧重智谋。小说里的主体冲突自然是抗战时期的民族角逐的焦点双方，但是《冀鲁春秋》更以宏大的篇幅，揭示了当地地方武装“四霸”在抗日的洪流中的急剧分化与站位重选所带来的复杂的冲突向量与矢量，这也是《冀鲁春秋》里的最精彩部分。
而以复杂的犬牙交错的势力交锋，构成小说的主体情节冲突，可以说在军事题材小说里也是相当罕见的。这也是《冀鲁春秋》标新立异的地方。
当然，这种将势力交锋作为情节推进主体的小说的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小说被淹没在你来我往、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眼花缭乱的锋面对垒中，几乎少见到人物的内心的情感描写，更没有花里胡哨的私情的展现，整个小说气势阳刚，刀刀见血，却不见人物的柔情蜜意，虽然看起来，很少有私密的情感的呈现，但是，小说在揭示出战事的本质与本真上，却有着它的独到的文学的宏伟描摹。
因为这个缘故，不能不说《冀鲁春秋》的可读性受到了影响，毕竟小说里没有人物的情感线，而主要突出了双方阵营的智谋较量，所以，小说看起来有一点乏味，但如果廓清小说里的这种纠缠在一起的历史的锋线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小说对历史的提炼与概括还是相当的精准到位的。
当今的军事文学一度时期偏重于抗日正面战场的战事描写，但是《冀鲁春秋》还是提供了一个我党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的视角，展现出我军的抗日武装挑起了抗战的大梁，也解答了抗日战争谁是致胜力量这一终极问讯一度时期出现的混沌与模糊不清的迷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冀鲁春秋》提供了正确描写抗日战争谁主沉浮的文学经验，也值得我们在抗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流过程中作为一个吸收营养与补充体力的充电桩被我们继承与记取。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冀鲁春秋》里描写的战事，并没有完全地对应于历史史实，作者采用了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刀法，一个是删繁就简，就是把历史事实，进行简化，进行断舍离，抽出主线。
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锺事增华”，添枝加叶，润饰加工，演为大观。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得遵循这样的规律。先做减法，然后做加法，从而形成文学的最终成品。
这也导致了成品与原型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在《冀鲁春秋》中显得相当的明显。
如果说《红日》是对历史的接近于原有脉络的摹写的话，那么，《冀鲁春秋》则是对历史史实的抽象后的重新演绎。
《冀鲁春秋》里的一个重要势力主体，是冀鲁“四霸”的设定，这有着历史史实的原型供采撷，但《冀鲁春秋》里却对这“四霸”进行了重新定义，如果我们对照史实来进行原型的寻找的话，会发现作者的这种演绎给人一种面目全非的错位感。
看看小说里的四霸身份：
北霸天黄国权：祖先是明清大地主，清末衰败。黄父黄颐年，19岁中举，24岁得中第十八名进士，京都吏部任职。35岁回乡兴家立业，成冀东南一方霸主。晚年，势力伸向乐陵地界，被乐陵的宋施刘申四大家族抵制。1928年，亡，67岁。黄国权时在北京催债，回家接受家业，半个月后，去日本士官学校。1932年夏，回国，招兵买马，取得河北省保安第二师师长职位。抗战兴，黄派心腹胡某接管乐陵政权，被四大家族赶走。
东霸天刘良：流氓，惠民地区三番子头子，吃江湖饭。抗战前，收庞百川当助手。庞过去在吴佩孚手下做事，后吴倒，只得投靠刘良。
南霸天赵震东：驻扎德平，祖辈明清两朝大地主，自命为“书香门第”。
西霸天张守基：驻陵县桑榆镇，二千多户的大镇。祖籍南皮县，张之洞后代，自夸是“世代官宦人家”
这四霸中，我们可以大略找到对应的人物：
东霸天刘良，山东省保安三师，驻在惠民，对应：国民党鲁北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部。
南霸天赵震东，山东保安第五旅，驻在德平；清朝时其祖先就占了地盘。对应：国民党保安第五旅曹振东部。
西霸天张守基，山东保安第六旅，控制陵县，对应：陵县有勾结日寇的土匪于志良部、张国基部。
北霸天黄国权，河北省保安二师，驻在盐山。盐山县有反动民团刘彦臣、刘彦芳、孙仲文部，这也是小说里难以找到原型对象的一个角色。
历史史实中的四霸是怎么界定的？
据《山东抗战口述史》（2015年版）一书中收有的李宽和所著的《先遣支队挺进冀鲁边》记载：“国民党正规军南逃后，当地地方武装、民团、土匪乘机拉杆子，扩大实力。其中主要有：驻惠民的山东省保安第3师，司令刘景良；驻德平的保安第5旅，旅长曹振东；驻陵县、吴桥的保安第6旅，旅长张国基；驻盐山土匪武装刘彦臣部。号称冀鲁边区的4霸，各据一方，作威作福。这4霸对乐陵这块地方也是馋涎欲滴。”
可以看出，小说里的四霸的原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并没有另起炉灶，胡编乱造。但也要注意，四霸里的北霸天黄国权难以找到对应的原型。
《冀鲁春秋》在打击日寇的总背景下，重点描写了我八路军与这四霸展开了复杂的斗争，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情节。
可以说，这四霸在历史上，均相继投靠了日寇，但在小说中描写的时间段里，最先投靠日本的是北霸天黄国权。
所以，小说第一、二部重点描写了清剿黄国权的斗争。
第三部，东霸天刘良直接投靠了日本，被我抗日军民驱赶逃走；西霸天张守基暗中投靠日本，也成为我军打击对象，而唯有南霸天赵震东尚维持中立。历史史实中，赵震东情况比较复杂，后投靠过日本，但暗中仍坚持抗日。赵震东在《冀鲁春秋》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正面，与八路军联合抗日的时候，能协同商量，没有直接与日军勾搭，与我为敌。
因此，《冀鲁春秋》在四股势力的分化站队的复杂态势下，描写了我军始终坚持抗日大旗，打击那些与日军暗通款曲的投降势力，把握住了抗日的主导方向，引导各方势力，汇聚在抗战的旗帜之下，给侵略者以致命打击。这就从高屋建瓴的意义上，确定了我党引领着抗战的主导方向的砥柱中流的意义所在。
可以说，小说的主题，是概括了整个抗日战争的总体特点而生成的，这个主题，贯穿了小说叙述空间的一年时长，规范了小说的故事基调。
在这种规范下， 《冀鲁春秋》对历史史实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其实我们严格地考证起来，会发现，《冀鲁春秋》里描写的战事，并没有找到一一对应的原型。
我们大致地看一下《冀鲁春秋》里描写的主体事件。
其实这个主体事件，在根据《冀鲁春秋》改编的连环画中，分成了六个部分，也就是六集，而这六集的标题，就是小说里写到的重点战事。
《冀鲁春秋》改编的连环画《冀鲁鏖战》六个分册的标题分别为：一、枣园的枪声；二、马家集之战；三、勇赴鸿门宴；四、龙王店大捷；五、郑疃之围；六、河阳大战。
我们分别看一下小说里的战事所代表的意义与内涵：
1、 枣园之战：这是我地方抗日武装展开的一场打击伪军的战斗，毕竟地方武装武器装备难以抗敌，我八路军东纵先遣支队及时赶到助力，取得了伏击战的胜利，为八路军打开了声威。
这也是小说里写到的第一战，预示着我抗日武装初试啼声，取得了第一场打击日寇的胜利。
日寇扫荡，小说里提到的回民大队伏击敌军，八路军东进纵队及时支援，这一场战斗反映出我八路军担当了打击日寇的主力军角色。
3、 龙王店大捷：这场战斗主要是针对黄国权投靠日本，我军诱敌出城，围之在龙王店，活捉了投敌汉奸黄国权。
这场战争，代表着我军对投降日寇的地方武装采取了毫不通融的打击态度。
这一环节的故事，也是整个小说里唯一可以找到原型的战事。小说里的鲍剑魂是以真实历史中的高树勋为原型创作的。
小说里描写日寇妄图消灭我八路军东进纵队，为了诱我出兵，便以攻击鲍剑魂的队伍入手，果然我军在鲍部危急关头，出手相助，救下了鲍剑魂的军队。
这反映出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对友军的支持。
《冀鲁春秋》的第三部《铁血丹青》以一半的篇幅描写这场战事，小说把这场战事，写得波澜壮阔，壮怀激烈。但对照战史，我们却很难找到这个情节的原型。也就是说小说里的轰轰烈烈的“河阳大战”并没有对应的战事。
“河阳大战”概括的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强敌，不得不进行艰难突围的这么一种普适性主题。小说里描写我三支队在河阳被围，纵队主力不得不动用各种力量，来减少被围我军的压力，从而形成了一场涉及到三方势力的宏大的战事。
小说里写的这场几乎与淮海大战一样牵一发动全身的宏大的战事，发生在1939年3月份左右，但我们对照一下“乐陵大事记”，会发现在这一个时间段里，根本没有对应的这场战斗。
这就涉及到《冀鲁春秋》里的事件发生时间，与真实的历史事实并不吻合。可以说，《冀鲁春秋》这个小说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把真实的历史事件，都进行了时间的迁移，进行了重新的组织。
比如，小说里的原型角色肖华率领115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是在1938年9月27日。
但在小说中来到的时间却在1938年5月14日左右。时间提前了四个月。
这样，《冀鲁春秋》从1938年4月份开始，描写到1939年3月份，整整一年时间，但是，作者为了让事件浓缩，修改了真实的事件发生时间，所以，按照小说的故事发生时间，去寻找对应的历史事实，会遇到一片空白。
这可以看出《冀鲁春秋》的创作构想：《冀鲁春秋》的作者在创作小说时，在掌握了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提炼，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艺术的重新组织，按照总体背景，设计了几起典型性的战事，对各种原型事件进行了归纳组合，从而形成了《冀鲁春秋》里的几起具有代表性的宏大战事。这就是创作者“锺事增华”所达到的演绎效果。
这样的创作手法，带来的优点的是明显的，就是在一个短促的片断与空间里，展现了浩大的战事，给人一种尺幅千里的宏阔感，从艺术手法上来说，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纵览全局的磅礴气势，这种构思方法如同《南征北战》。描写同一战事的《红日》，我们可以便捷地找到原型战事，但是《南征北战》就是对原型战事进行了抽象处理，电影结尾的将军庙战斗，完全是一种虚构。
《冀鲁春秋》在构思上，比较接近于《南征北战》的构思方法，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提炼与概括，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冀鲁春秋》之所以缺乏持久的反响，正与小说撇开了真实历史的还原与复现而热衷于表现提炼过的战争场景有着密切关系。
《冀鲁春秋》里的战争场面气势宏伟，但问题是，找原型史实，便会陷入迷茫。
我们不得不慨叹《冀鲁春秋》的提炼功力太过强大，能够重新设置真实地域上的时间叙事，虚构出牵连冀鲁全局的几个阶段性战役，但是，这些虚构的战事，毕竟难以还原出原型，当我们因循着小说的脉络，去回溯真实的历史的时候，便遭遇到了无所适从。
这也是笔者认为《冀鲁春秋》后来为什么难以产生重大反响的原因，作者任性地抛开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虚构了历史事实中并没有发生的宏大战事，虽然符合宏观上的历史事实，但是毕竟小说的主体架构中有着确切的地名与人名，但主要事件却是空置的，时间也存在着错位，注定会影响到小说在读者那里的接受顺畅性，也无法对应地衔接上历史的原型事实，一句话，用纪实风格打造的小说，在仔细地考究的情况下，却发现偏离了真实历史，这注定会使小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况。
尽管如此，小说在自身的演义的时空里，还是非常精准地吻合了抗战的本真主题，值得我们的抗战军事文学效仿小说里确定下的雄浑、高亢与正道的叙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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