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北京最酷电影院，在她手里复活了（霸下传奇轻变）

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里，艺术家曹斐还原出了一座红霞电影院。图/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摄影师/ Stefen Chow

艺术家曹斐从南方来到北京，用一部电影和一场展览，让酒仙桥关闭多年的红霞影剧院重获新生。红霞影剧院，不只是一座停业的电影院，更是附近居民的记忆之所，它背后盘根错节的是酒仙桥半个世纪的变迁，以及影影绰绰的、不为人知的电子工业历史。

2011年，曹斐第一次与红霞影剧院相遇。为了筹备新作品《东风》，她和制片在北京物色外景。为了避免大山子的拥堵，她们拐进了一段与主路平行的小路——红霞路，在路边，曹斐见到了一座关闭许久的影剧院。

围绕红霞，曹斐创作了科幻电影《新星》。电影里，红霞电影院是一处可以穿越时空的地方。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这是一栋典型的单位式建筑，“对称、秩序、具有仪式感”，影剧院被架在层垒的阶梯上，外立面是红、白、蓝的三色瓷砖，旁边售票处的招牌已经被晒掉了色，两侧的海报也已斑驳多时，外面一圈铁栅栏不咸不淡地围着，宣告着这里的停业。在狭窄的路上，人们需要仰头才能在高耸的招牌上知晓它的名字——“红霞影剧院”。

“（红霞）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肯低下高傲的头颅，却掩饰不住自哀自怜”，曹斐这样形容。那个瞬间，她的脑中闪过很多片段：“有点像贾樟柯《小武》《站台》里无聊县城青年流连忘返的地方，又有点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怀旧的青春光芒的影子。”曹斐被它凝固的历史感所震撼，甚至没来得及记住这座电影院的名字，只是在心头闪现出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有一天，我能在这个电影院里拍摄自己的电影。

2021年，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曹斐：时代舞台”中，曹斐还原出了一栋红霞影剧院。4年多的时间里，围绕着红霞及其所在的酒仙桥，曹斐制作了电影、纪录片、装置、VR等作品，搜集了数不清的照片、档案、新闻和资料，占据了美术馆四分之一的位置，就像一个小县城的俱乐部，邀人进入。影院的帘布是暗红色的天鹅绒，中间是前台，背后写着：星河灿烂，人间影画。

“曹斐：时代舞台”里的红霞影剧院前台。图/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摄影师/ Stefen Chow

艺术家来到北方

电话铃是在下午响起的，打电话的是一位男士，他说想来红霞影剧院看看。这让接电话的人疑惑，红霞已经停业多年，虽然它仍归这里管辖，但即使是在周边与其朝夕相处的居民，也没有流露出对红霞的眷恋。不过，对方声称自己是“搞艺术的”，这让接电话的人感到稍稍宽心。

2015年，曹斐让先生拨通了红霞影剧院的电话。之前，她偶然在网上看到了红霞的照片，虽然楼顶的招牌被打了马赛克，但她还是认出了几年前路过的电影院。记忆被唤醒，她想立刻来看看。两厢人马约定好时间，第二天就碰了头。

第一次进入红霞，是一望无垠的黑。没有电，到处都是土。扑面而来的是潮湿和腐味儿，之后才是眼睛看得到的东西：绿色的墙托着粉色的庭身，圆形的镀金水晶灯已经氧化，写着单双号的门前是布满尘土的罗马柱。

复原的红霞占据了美术馆四分之一的空间。图/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剧院内部跟曹斐想象的不一样，“只剩下一个宏伟的空壳”：影院内部观众席的折叠椅都没有了，空荡荡的，摆放着杂物；墙皮布满剥落的痕迹，天花板上都是被液体拥簇出的水印，老化的线路裸露四处，这片大概四百平米的空间，看起来已废弃多年。

站在二层的观影台前，远处舞台上两帘深红色的巨大帷幕静闭着，如果台下的观众不是废弃的床垫、四角朝天的桌椅和栽在货物纸箱里的沙发，这里似乎仍然停留在昨天。

二楼放映厅的双开大门上有一组由图钉摁出来的奥运会标志，这些生锈的图钉成为了它的墓志铭——2008年8月1日，红霞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前夕停业。这似乎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讽刺，在这座城市即将面向世界的时候，一座不被人关心的电影院迎来了落幕。

带着好奇，曹斐知晓了红霞的伊始远比眼前的衰落辉煌许多。红霞影剧院始建于五六十年代，最早是北京国营有线电厂（国营738厂）的员工食堂，后用作仓库，上世纪70年代被改建成电影院。

当时以“7”字开头的工厂皆属保密厂，为了新中国的电子事业，共和国的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从上海、杭州、沈阳、哈尔滨来到这里，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部自动电话交换机、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超百万次大型计算机、第一台长城0500系列微机，并参与了“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

电子厂是在极短的时间和薄弱的技术基础上完成这些成果的。当人们从象征着高精尖的厂房里走出来，脱下工装，卸下袖套，去到母婴室里接走孩子，回家放下打水的暖瓶时，就会想去红霞影剧院里，看一场《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这片封闭区域里，红霞承载着电子厂职工及其家属们的精神生活，这一点，在红霞市场化之后仍没有改变。

《永不消逝的电波》海报

城市空间的研究学者车飞认为，红霞是一座共同建筑（common building），而不是公共建筑，它本质上服务于街坊和社区，类似于庙宇和教堂，是抚慰人精神生活的地方。

曹斐被红霞深深触动，不只是美学上的吸引，更多的是它对时间与记忆容纳、吸收和对抗的姿态。红霞的隔音墙还是原始的样子，是一种现在不会用到的工艺，叫“飞毛”。在墙上的泥灰尚未晾干之前，拿着抹腻子的铲子来回比划，造成不规则的凸起以完成隔音的效果。

行走在这里，曹斐的想象开始变得浪漫和感性，她觉得那些陪伴着电子厂工人的光影随着时间腐蚀在了凹凸不平的墙里。一栋电影院，不仅是酒仙桥居民的记忆之所，还埋藏着共和国电子工业的幽灵。

这种层层褶皱的意涵，撩拨着曹斐艺术家的直觉，她决定以红霞影剧院为主体创作，以另一种方式将这里永久存档下来——当时红霞影剧院已经被划分为酒仙桥棚户区改造的一部分，红霞已经是一处被宣判“死亡”的地方。

曹斐是在奥运会的前两年来到北京的。当时很多人都来，艺术家、媒体人以及各行各业人员。“奥运之前有很多机会，”曹斐说，“很多工作、很多事情，人都吸过来了，时代潮流转移到这里。尽管过后有很多人因为水土不服就离散了，回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

很少有人愿意在北京留下来，但是那个时候，曹斐觉得北京很好玩儿，到处都有一种向上的势头。当时有很多展览，年轻一代有很多机会，还有一众国际策展人来参观北京，这里是光彩照人的舞台，比起广州，有更大的艺术圈子，或者说泛文化圈。

身边的艺术家朋友纷纷进驻五环边上空置的工厂，曹斐觉得那是时代的缝隙，城市在转型，趁被丢弃的没落厂房消失之前，用两三千元房租就可以拥有它们，曹斐也加入其中，她落脚在小陈各庄的一栋模具厂里。当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奥奎·恩威佐来到这里时，他需要坐着黑色桑塔纳摇摇晃晃地开到村子里，才能在城乡结合部里找到中国的艺术家们。

遇见红霞，正是在曹斐工作室倒腾转退的间隙，她的工作室刚刚被拆除，因而更对红霞的命运惺惺相惜。后来，参与红霞项目的北大教师王洪喆对曹斐说：“不只是你选择了红霞，红霞也选择了你，你们是互相选择。”只不过在当时，曹斐仍怀疑自己，再次为一个注定消亡的地方奔波是否有意义，那时的她还不知道，关于红霞的一切会去向何方。

曹斐在“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图/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摄影师/ Stefen Chow

游荡的电子孤魂

2018年，曹斐找到了魏国田，不只因为他是最了解红霞的人——自红霞影剧院创立，魏国田就在这里做经理——还希望魏国田能还原一次红霞影剧院内部的放映操作。当时，曹斐正在持续为红霞奔走：黑色的老式电灯开关、绿色的窗帘、丢失的放映机、暗淡的水晶灯原件还有在这里放映的电影海报，很多东西需要在周边和旧货市场上寻找，更多的东西则是在淘宝上搜索。

曹斐在离红霞不远的烤串店里找到了原来的放映机，这是红霞影剧院在上世纪80年代从天津买回来的，一直用到停业，红霞里的时光都是由它们铸造的。烤串店里，两台放映机都在，主要作用是装饰，每天被炭火和调料熏烤。当魏国田打开之后，里面的胶片都是脆的，全然没有感光材料该有的韧劲，一碰便全碎了。

“曹斐：时代舞台”构筑了一个赛博朋克式的广州。图/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我见到魏国田是在北京初夏的午后，他骑着自行车，准时出现在红霞路。现在的红霞路很安静，阳光刺眼，树荫扩散出来，却听不见蝉鸣。这里仍然像一个时间的洼地，它没有曹斐初见时的热闹，烟火气少了很多。最现代化的“设施”是穿过这里的公交车，天然气驱动；还有一些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没有识别区域的功能，放置它们的人忘记了迭代和更新。

魏国田的世界寂静了一半。有一年他在自家的阳台抱着孩子，飞上来的炮仗把窗户的玻璃炸开了大口子，他耳朵坏了，有时候听不太清人说话。魏国田声音洪亮，不吝于表达，穿着红色的Polo衫和黑裤子，说到激动时，魏国田会起身比划，还原当时的场景。他对那些登上舞台、闪闪发亮的名字仍有印象，那些与红霞有关的日子他都记得。

1970年，20岁的魏国田复员。他从唐山老家出来闯荡，在公主坟当了三年的通信兵，一直是深得首长信任的贴身人，“腰带一弄，手枪一背”，形容自己“神气得很”。他是当年元月来北京报到的，刚来738厂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影院。

北京冬天的萧瑟劲儿看得人心凉，除了厂房就是盖起来的破平房，还有延续到今天的十二街坊。厂子四周被围墙拦住，再往外都是光秃秃的老玉米地。他最开始在车间干活，作为一个年轻的光棍，魏国田觉得自己还不算真正到过北京，所以一到礼拜天，他就会钻进老玉米地，踩着田垄小路，走到二环里去。

当时的北京已经是初具规模，但酒仙桥还属于荒凉之地。附近的地名是六公坟、王爷坟、东风农场，河边还有许多散落的残碑。碑的基座都是雕刻精致的霸下，碑体和基座已经分离有几米的距离，残碑的左面是满文，右面是汉文，他不认识满文，从残缺的汉字中还能找出这样的句子：“一等精部伲哈番……朕甚悼焉……”

北京酒仙桥。图/图虫创意

曾经有人说，酒仙桥祖上的墓气太重，所以需要有工矿或者大企业来“踩住”。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将“一五”计划选定在这里实行，738厂作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也在那时建立，“红霞”这个名字便取自苏联圣彼得堡的红霞工厂。

轰轰烈烈的建厂运动开始，700厂、706厂、878厂、718厂、774厂先后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这里已经成为彼时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仅一次对外的招工就有2000人。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电子厂参照苏联“赫鲁晓夫式”社区楼房模式，建造了工人生活社区，也就是俗称的“筒子楼”。相比于其他房子，红霞这栋建筑东西不正，南北还偏，所以魏国田对它印象深刻。当时738厂集体宿舍旁边已有一处红霞俱乐部，是跳交谊舞的地方，面积小，不方便，于是更大的红霞影剧院便改造而成。

“（红霞）改造完以后就方便了，放电影、文艺演出，逢年过节或者是重大节日，七一、八一、十一和元旦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还经常做职工活动。”魏国田说。当时，他已经一路从车间做到科室，进入了厂工会。因为热爱文艺，他负责红霞俱乐部的事务。

在厂里跳舞的青工委都是年轻的大学生，当时《流浪歌》最火，自觉笨手笨脚的魏国田很快学会并乐在其中，那个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把人生最好的时光都浪费在了首长身边。

魏国田告诉我，当时在电子厂区，总共有三大电影院。几个影院每天都会放电影。一有大片儿上映，就会有一群人骑着摩托车在这几个影院来回奔袭，看完一场就跑向另一场，红霞在这里不算最火的，但每天都有二三十人来看。

因为在俱乐部做得有声有色，魏国田也担任了红霞影剧院的经理。红霞对外开放后，不仅放映电影，也承办了不少周边小学、居民、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活动。不少名家都在这里登过台，杜建芳、冯志孝、李双江、马季，等等。很多酒仙桥的居民对红霞的感情深厚，有人发微博怀念自己曾在小学组织的红霞观影中看到了自己隔壁班暗恋的人，也有人梦到了红霞设施最好的时候，醒来路过时却觉得它一片凄凉。

曹斐把红霞流散在互联网上的灵光片羽捡拾打捞，对她来说，这便是这座电影院的“电子孤魂”。和曹斐工作过的人说，比起她的艺术家身份，更佩服她对资料的检索能力，那些隐匿的历史钩沉竟然能被她在各种犄角旮旯找出来。其中包括将红霞视为怀旧场景的奥运广告，由可口可乐为里约奥约会拍摄。

2013年，染着红发的吴青峰在红霞影剧院内拍摄了《我好想你》的MV，因为《小时代》电影的影响力，吴青峰的不少粉丝跑来剧院门前打卡。网上有教粉丝如何从北院墙外的大树爬上剧院房顶，找到吴青峰在MV里的展位，甚至有粉丝为此摔断了腿。

苏打绿《我好想你》专辑封面

有趣的是，最近几年，更多的人知道曹斐，是因为她作为导演和流量明星蔡徐坤一起出现在某奢侈品的宣传影片之中。在这次跟商业品牌的合作里，曹斐利用了人造人的概念，探讨了偶像工业及其背后的粉丝供养机制。

从电子厂到酒仙桥

曹斐出生在广州，南方的养料滋养了这位艺术家的成长，有名的博尔赫斯书店便在她家附近。在学校时，曹斐已是风云人物。当很多人还不知道移动电话是何物时，她就已经拿着手持DV为波导手机拍摄了广告影片。

她过早地关注到了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在这些城市里漂来浮去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曹斐都是中国艺术家里不可忽视的名字。她年轻，想法多，去过纽约、伦敦、威尼斯办过展览，她足够广州，足够珠三角，足够中国，也足够世界。

很多人将曹斐作品中的独特，归于她对城市的理解。曹斐认为，这是她在大学刚刚毕业时，受到了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的启蒙。库哈斯曾带着一群哈佛学生来到珠三角做田野调查，他关注了当时中国城市的“灰空间”，将那些可以打桌球、吃烧烤、做夜宵的高架桥底、城中村等空间进行分析、类比和归纳，出版了720页的研究报告。这影响了曹斐后期很多里程碑式的研究项目和工作。

“当有一个客体对象来研究你的时候，它会有延伸。可能是批判性的，或者是对现场有分析性的，又或者是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来衡量整个亚洲的变化。原来我身处的场域在他的世界里面是这样的，这让我有更开阔的视野看当下的处境。而不是我每天在这里吃、喝，但是没有跳脱自身以外的视点去观察我生存的珠三角的变化。”

城中村景观。图/图虫创意

通过库哈斯的研究，曹斐知道了父亲生活的城中村是怎样的处境。一个边缘的传统村落，在经历了城市化以后迎来很多小工厂。半夜，当她的父亲还在做着雕塑的时候，一楼会传来*猪的嚎叫声，旁边小工厂会彻夜做着手工，缝缝补补一些袖套或者蕾丝服装。于是农业时代的遗留，跟当代的小商品社会缝合在一起，以及包裹着艺术家的灵性创作，一同向未来进发。在这些地方，曹斐重新理解了城市。

红霞扎根的酒仙桥同样是一片混杂的地区，但因为长达十数年的拆迁拉锯，这里已经没有向前走的动力。筒子楼、驴肉火烧、自行车铃声，以及附近环绕的楼盘和新建的商场，因为生源消失而关闭的小学以及一座*的电影院。每天，都会有四五个老太太来到红霞的阶梯上，跳广场舞，甚至不是跳，只是在伸展和绕圈，聊聊闲话，没有时髦的凤凰传奇和短视频神曲助兴，她们只跳《卖汤圆》。

随着时间推移，曹斐对红霞的研究蔓延出了影厅和电子厂，扩大到了酒仙桥。她邀请了许多学者加入，工作室的助手和自己的学生也参与其中。曹斐擅长主动出击，为自己做规划，她说自己的工作方式“非常题材性，像新闻记者”。

“如果我要了解筒子楼，从建筑角度，我可能就去拍这个。采访当时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你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我不想论证某个东西，也不会有诸如工人历史、建筑形态、建筑工业史、电影文化、当代的工人生活状况、城市更新之类的题目。”相比于置喙城市化变迁的转型，曹斐更希望走到虚一些的情感、记忆和人的部分。

在酒仙桥附近出没，曹斐都用她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的名头。做红霞那几年，她染着金色头发，留着利落的斜刘海，张口就是两广口音，前后鼻音不太分得清。本地居民出于本能的抵触，对她有所防备。酒仙桥早已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这里的人被形容为“刺儿头”和“火爆脾气”。

在电子厂的老照片里，除了生活其中的老员工能够说清“左边食堂，右边宿舍”，外人很难通过外表分清这些相似的青灰色楼体有着怎样的功能。人、自行车、楼、马路都是灰扑扑的，最显眼的是树和公交车。树都是刚种下不久的样子，但绿得浓郁，路上跑的公交车融合着三种颜色，主体是白的，车厢连接处是黑色，横过来还有一条装饰性的红。

电子厂的生活像乌托邦。院里有复古的喷泉、凉亭，甚至还有一栋仿照美国建造的“五角大楼”。大街上车水马龙，但楼群里却寂静无比，静得常常能听到麻雀、喜鹊“喳喳”的叫声。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睡着，醒来后，却不知所措，恍如隔世。

如今，酣睡的长梦已经醒了。筒子楼早已是破败不堪的模样。抬头向上望，北京成群的鸟儿从阴郁的云层下飞过，许多老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他们一辈子在这里工作，等不来拆迁，也跟不上房价的起飞，仿佛被禁锢在了这里。

筒子楼承载了很多时代记忆。图/电视剧《筒子楼》

很多人下不了楼，能下楼的也不会走太远，只能在路边废弃的沙发上晒晒太阳，聊聊天。进入筒子楼，直对着的就是卫生间，三家共用，公共厨房也布满了油垢。上楼的脚步稍重一些就会震动整个楼层，楼梯扶手的墙面已经掉落了大半，就好像赤裸裸的现实将厂里缓慢流淌的时间刺破，然后连皮带肉地撕开了这里。

因为实在不宜居，许多人搬出去了。魏国田如今住在陈各庄，原本单位给他分的驼房营的房子也被儿子抵押了。他在那个地方待了半辈子，但儿子做生意从银行贷款贷了不少钱，时间到了，银行要钱，还不上，最后没办法，只能搬走。

现在魏国田在七街坊还有一间房，是738厂分下来的。如今，他的心脏搭着三个支架，也属于酒仙桥拉锯阵营中的一员。儿子说，想用酒仙桥的房子要两套房子，魏国田说他做梦。“像我们这种状况太多了，都想利用这个机会，都要房子，你明白吗？”

“酒仙桥十二街坊，6800户，将近7000户的居民，都不富裕，都想多要房子，不给，所以拆不了。10年不止了，这时我最有发言权了。”魏国田说，“房子是最后的机会了。打个比方，如果我有60平方米，我就想要两套房子。我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儿子需要，我也需要。开发商你不给，那你甭拆。”

还有位80多岁的半导体科学家，独居在北京北三环40多平方米租来的一室小屋。屋子里仍然是一个标准的科研工作者居所的样子：卧室就是他的实验室，桌子上、阳台上全是电路板和管线。曾有部里负责投资的财务司领导对他半开玩笑地说：改革开放了，你怎么不去深圳“发财”，还要在北京建集成电路厂？他说，自己始终想着来到北京时，厂里讲的“先生产，后生活”的号召。

面对新世界的那一天

曹斐是在网上捞到“芥末”的。他算电子厂的第二代，从小在这里长大，父母也都在厂里工作。从2000年初，芥末就开始用胶片相机漫无目的记录着酒仙桥，一拍就是十几年。芥末瘦高个儿，一口京片子，原来在国企上班，有文化宣传的职责。因为年龄很小，所以拍照片、跑跑颠颠的事，都是*安排他去做。

他循着记忆写过几篇《酒仙桥往事》放在网络上，是关于酒仙桥少有的书影音。前几年，他还想着去老厂子里拍些照片，那里边很多花坛、长廊、老树都是当年的，但是一懒、一拖没去拍。前年，老厂子改造了。“地砖翻新了，小花园、小亭子也没了，七八十年代的那些建筑、印记全部都拆了，挺后悔的。”他说。

芥末小时候住在电子厂的11街10楼，走到红霞也就100多米。好电影两毛五，次点的一毛多。他记得清楚，是因为偷过他哥的钱去买电影票。“我哥攒了好多那种五分钱的硬币，五分的一个大硬币。我足足偷了五个，正好买了一张电影票。”

“多半时候都是我爸带我去看电影，我爸有时候凭关系，到卖票那点个头。‘你好，我用买吗？’然后扶着我脑袋就混进去了，认识的人就给个面子。有一次特没面子，因为对方不认识他。我爸就让我进去看，他自己回去了。”

红霞见证了芥末的爱情。“我媳妇从小是学跳舞的，我们俩也都是922中的，但是上学的时候我们俩压根没确定关系。虽然都是同年级的，知道这个姑娘跳舞。有一年的元旦演出，我底下当观众，他们演我们也不好好看，到电影院黑咕隆咚老师也管不了，使劲闹、瞎看、聊天、不听话、嘀咕。”

“突然台上灯亮了，日本音乐响起来了，看一小姑娘穿着日本和服打着雨伞在那跳舞。慢慢地从幕后走出来，突然底下谁也不说话了，都开始瞪个大眼睛看小姑娘跳舞，特别安静。”这个心动时刻芥末记了很多年，后来阴错阳差又遇到一起，组成了家庭。

电影《新星》的最后，在时间里流浪多年的主人公一家人相聚在沙滩上。图/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摄影师/ Stefen Chow

90年代中期，市场化的红霞过了几年好日子。放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时候，老旧的影厅里挤满了人，几乎全酒仙桥的小学生都到齐了。当时的红霞开辟了更多业务，楼上开了游戏厅、录像厅，有点文化宫的性质，附近的文娱活动都集中到这边了。芥末有个发小叫刘寇征，中考第一天过后觉得自己没希望了，考试期间就跑来这里玩游戏机，后来他组了乐队叫“窒息乐队”，玩儿的是重金属。

新千年没给红霞带来新气象，反而新的视觉和音响技术把它逼得举步维艰。冯氏贺岁片和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红霞的售价是60到80元一张，消费得起的人受不了老旧的设施，更多的是难以承受价格的周边居民。

魏国田回忆，从那个时候开始，红霞影院最多不超过20人。当时票房报道都集中在“中国人看电影的消费水平差，美国人看电影很多”之类的云云。当然不到十几年的时间，情况已经完全倒转。

从2003年开始，酒仙桥开始吹风，说要拆迁改善了。那正是北京房地产发展最火爆的时候，加上酒仙桥楼太老，大家觉得它撑不了几年了。那几年周边的农村摇身一变，成了个顶个的好楼盘。

2007年左右，街上开始贴满了拆迁的告示，后来回迁房盖好了，那栋被称为“屎黄色的楼”从来没受人待见过，酒仙桥自然也没有拆。刘艾冬是在酒仙桥附近驻唱的歌手，他创作过一首《酒仙桥之下》的demo，里面的歌词唱着：“邻居谈论这里快拆了，人们盼望早点住上新房，即使日子过得依然紧张……”

曹斐对集体生活并不陌生，小时候，她生活在以广州美术学院为中心的世界，她的父亲是老师，身边的人也和她差不多。“读初中，离广美再远一点的时候，我说的广州话有时候会被广州的同学嘲笑，他们觉得自己说了一些俚语，我却听不懂。”

对曹斐而言，面对新世界的那一天是从读初中开始的。对酒仙桥的居民而言，新世界早已在自己身边，而他们却无法进入。曾有工作室的人员在进入一旧锅炉房时，被看厂的老大爷扣在办公室威胁报警，声称他们是日本间谍，前来窃取机密。

芥末小时候觉得，自己在酒仙桥生活接触的世界跟外面的人接触的是一样的。别人也过同样的生活，面对同样的世界。“工人家庭的子弟，阶级始终不高，不像那些文化知识分子的家庭。出来口碑也不好，比较粗俗、爱喝酒，文化审美水平也比较低。大街上经常看到酒仙桥有弹弦子的人，都是因为喝酒喝的，寿命都不长，这是整个地区人口综合素质的写照，就这么一个地方。谁也没想到让它去变成一个宝地，能发财，就是有感情了。”

这也是曹斐在路过酒仙桥时会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原因，快速变革的社会下，那种替代性的经历让她感同身受。“那是一种温柔和残忍交杂的记忆，对当代生活的脱轨以及面对转型后整个社会变化的焦虑和失落，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连通的。”

只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才能感受到巨大变化带来的失落。图/《阳光灿烂的日子》

芥末的父母都是在四五十岁下岗的。妈妈当过阿姨，搞过卫生，爸爸看厂子。2007年那会儿，身边的人都开始出租房子过活，但自己家就一套房子，没法搞这样的营生。刘寇征的爸爸之前是工厂里的外科医生，后来跑去丽都饭店里做按摩，“一小时挣70，给女的做按摩，这么大岁数实在干不下去。但要养家，只能找别的做”。

在楼底下大树被砍倒的时候，刘寇征说自己哭了。“从小我一开窗户就是这棵树，树杈如果没有修剪，就会伸到我的窗户里。你知道吗？”在曹斐拍摄的纪录片里，他边抽烟边说，“快到夏天的时候，晚上喝酒回家，我都能听到大树上的毛毛虫吃叶子的声音。早上起来，一只鸟叫起来，马上许多鸟也会跟着叫，我就知道天马上会亮。喝完酒我在树里撒泡尿，这树都是我哺育长大的，却给我砍了。”

他回过一次筒子楼，打开铁锁，里面还放着显像管，“大屁股”屏幕的电脑，抽屉里面还有自己媳妇的大头贴，房间里没空调，就是蓝色叶片的电风扇和饮水机，桌子的旁边就是床，他说，那个时候虽然拥挤，但跟媳妇睡在这里非常踏实。

“它已经得到了永生”

2018年，红霞遭遇了北京的天际线运动，负责的城管人员要将“红霞影剧院”几个矗立60年的招牌拆掉。“那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字，这个空间就不成立了，居民的印象就是字跟建筑的关系，这个字没有了，它不就变成了普通建筑了吗？哪怕它会随着整体拆迁消失，但是在它没有整体消失之前，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给人精神力量的。”曹斐不能接受红霞的“身首异处”。

她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红霞，却一次又一次忐忑地离开。“在城市化的进程里，很多东西都没留下，更不要说不太重要的区域，不太重要的一个影院。红霞是因为各方的拉锯才会残留，但它必然要走向废墟。这个东西我没办法说，我没办法去呐喊。”

曹斐拍摄的红霞影剧院外观。图/曹斐、维他命艺术空间、Sprüth Magers

负责评估工作的人员开始频繁光顾红霞，魏国田说：“红霞这块能盖成28层楼，你想想这能赚多少钱！”

曹斐还骑车到河对岸原来的工作室那片地去看看，一望无垠的瓦砾上只有几只发情的野狗疯狂地扑向一只邋遢的母狗，任凭母狗如何逃窜、反抗，也抵御不住猖獗的*。她心灰意冷地看着它们追逐撕咬直到消失在远方。

即便酒仙桥的拆迁工作仍是悬而未决的，但红霞终结的那天已经在曹斐的心里预演了100遍、1000遍，她感受到自己活在无形的倒计时中，紧张而焦虑，能抚慰她的，唯有持续进行的作品将这一切更立体更全面地存档下来。

芥末说，他在红霞看的最后一场电影，是指环王系列的《双塔奇兵》。而此时，因为新冠疫情，中国电影院线正在重映指环王系列电影，时间仿佛在那天早上变成首尾相连的回环，而红霞成为了时光机。

《新星》是红霞在展览中唯一会播放的电影，在曹斐拍摄的这部科幻电影里，红霞是一处可以穿越时空的地方。这部电影与《流浪地球》诞生于同一年。很多人将《流浪地球》的出现视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而《新星》明显更接近中国更早时候的科幻电影。

电影《新星》在红霞影剧院的拍摄过程。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曹斐喜欢苏联的科幻电影，那些电影指引着中国早期科幻电影的制作。从这些电影到父亲的美学影响（她的父亲制作过伟人雕像），到美术学院的教育再到仿苏联建造的电子工业园，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美学是贯穿曹斐与红霞的底色。在“曹斐：时代舞台”的展览里，曹斐还设立了一间名为“酒仙桥KTV”的小亭子，轮播着《喀秋莎》之类的歌曲，屏幕里配和的却是酒仙桥地区的日常画面。

曹斐没有跟酒仙桥的居民完整提过自己在做的事情，因为关于红霞项目的一切永远都是在成长中，她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如今这些都已经在里面了——她走遍了酒仙桥15个街坊，刺探了居民生活空间——社区医院、锅炉房、宾馆、退休职工活动中心、美发店、煤气站、小学、幼儿园等地，她不仅对街区建筑进行了测量和三维采集，还留下了口述史的记录。

这些内容都诞生了足够多的回响。在今天，关于电子工业，芯片仍然是一种处于国家层面的焦虑；一台电子计算机，曾经需要从数万人的电子厂制造出来，如今却可以支配数万人的劳工生活。许多来到展览的人，会在电影《特区打工妹》的海报下留影，说“这是一个适合每个上班族的表情包”。

当曾经是电子厂一员的798里重现红霞时，红霞便重生了，它迎来了自己最完整的灵魂。虽然它仍然有骨有肉地存在于红霞路上，但它已经不是一具空壳。对曹斐来说，红霞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无限膨胀下去的项目了。

当《新星》的片尾曲《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手风琴声在展厅响起时，展览更像是一个告别仪式、一个完成时和一个休止符。在展览的出版物《红霞》（HX）里，曹斐这样写道：

“是的，我们并没有真正搅动到现实，既无法把红霞影剧院留下，也无法为酒仙桥的居民争取到什么权益，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以所谓艺术的崇高性来榨取我们对它的一厢情愿，我们和绝大部分人一样，在时代的节点面前，是无力的，也是悲哀的，所以，才要小心翼翼地刻画下时代的美与荣光，失落与残忍，复杂和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