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旭
《说诗蒣语》在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寻根”时说: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这里说的是,五位写山水田园诗的唐代诗人各得陶诗的好处。其中,第一个就说了王维。王维得到陶渊明的“清腴”,“清腴”是清新美丽的意思
王维和陶渊明,一个活在晋宋,一个生在唐代,其间隔了300多年。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有人说,王维是陶渊明在唐代的学生。具体情况果真如此吗?
“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
王维,字摩诘,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自幼聪颖,饱读诗书,9岁便能作诗写文章,17岁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工草书、隶书,擅长绘画,熟谙丝竹音律,可谓多才多艺。同时,他参禅悟理、精通佛学,有“诗佛”的美称,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山水田园派代表诗人。
王维现存诗约400首,主要是描绘山水田园、歌咏隐居生活,并有意识地把诗歌、绘画、音乐等进行沟通。文学史家大多认为,王维是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后才成就了自己。
《说诗晬语》在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寻根”时说: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这里说的是,五位写山水田园诗的唐代诗人各得陶诗的好处。其中,第一个就说了王维。王维得到陶渊明的“清腴”,“清腴”是清新美丽的意思。
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可以为此论作证: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此文品高气逸、无假胭脂,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同一格,盖关乎性情,独为千古。其中的“接舆”是春秋时代楚国著名的隐士,时人称为楚狂。“五柳”源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在古代,“五柳”被认为是陶渊明的代称。
诗中,王维以接舆比裴迪、以陶渊明来自况,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是像陶渊明一样的隐居者,而且在思想、行为和诗歌意境上,都有向陶渊明学习的意思。
一个“富隐”,一个“穷隐”
同样是隐者,王维却是少年得志,中了状元后官也做得好好的,只是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被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受到一些挫折,王维就想到了隐居,但并不完全死心,后来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史之乱后,授太子中允;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相较之下,陶渊明当的都是参军、县令等小官,不是当人家的幕僚,就是在地方上就职。王维一生最小的官是参军,陶渊明一生最大的官也是参军。
做着官的王维隐居在长安南蓝田山麓的辋川别墅,那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里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旧唐书》记载,王维晚年长斋,不衣文彩,与道友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陶渊明则是隐居在自己的家乡,还搬过两次家,一次搬到“颇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维很长时间是“半官半隐”,是“带薪隐居”,是没怎么过苦日子的,也过不了苦日子的。陶渊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也是因为“亲老家贫”“母老子幼”。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当小官,挣一点生活费;一旦形势险恶,立马就回归田园。
王维回归山林主要是潜心修佛、修身养性,这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陶渊明显然不是同一种人。如果说王维是“贵族诗人”“精英诗人”,那陶渊明就是“乡村诗人”“草根诗人”。
同样是隐居,他们之间不仅有“贫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两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爱好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
譬如外出疲乏了,要坐下休息,有洁癖的王维一定要坐在清泉洗过的白石上;而陶渊明可以在林边或田埂上坐坐,因为他热爱自己家乡有温度的泥土。
比起王维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渊明在南村的“素心人”朋友则更多。《移居》诗云:“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没有什么比这种诗文上互相欣赏、疑难时一起分析更好的朋友了。
此外,陶渊明还有真正的农民朋友。他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忍”,一个“不忍”
在对待压迫他们的政治强人、军事强人的态度上,王维和陶渊明也不是一类人,主要区别是一个“忍”、一个“不忍”。
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说“一惭之不忍”,而“终身之惭”。同时,他还批评陶渊明对督邮“不忍”,是忘大守小。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往四川,王维和朝廷其他官员在睡梦中来不及逃走被俘。王维不肯屈从,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但依然瞒不过安禄山的耳目。因为王维诗名很大,安禄山将他囚禁于洛阳菩提寺,并展开威逼利诱。
因为王维有“忍”的思想,所以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虽然是“被迫”的,但客观上仍然成为安禄山的“伪官”,被秋后算账的唐肃宗当作叛国的典型。
不过,沦陷期间,安禄山在凝碧池逼使梨园弟子为他奏乐。其中一位乐人因思念玄宗而流泪,被安禄山下令肢解于试马殿。在场目睹的王维写下《凝碧池》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又名《菩提寺私成口号》,因为是暗中当场写的,所以称为“口号”,抒发了作者思念朝廷的感情。唐肃宗读到过此诗,加之弟弟请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使王维最终得到从宽处理。
王维的“忍”和陶渊明的“不忍”,都让他们有了更多创作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成就了两位顶级的大诗人。但现在如果要我们选择做王维,还是做陶渊明?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王维吧?因为陶渊明太难做了。
同样难做的,还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潜说: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一个乘画舫,一个划小舟
再来看五言诗的创作,陶渊明那个年代,五言诞生不久,五言诗的写法像陶渊明一样并不富裕。许多平仄、对仗、语言技巧都是陶渊明之后,才由齐梁诗人集体创造出来的。
到了王维所处的时代,五言诗已经非常成熟了。还有许多前人的精美意象、巧思可供借鉴,写起来自然不同。两者相较,好似一个划的是小舟,一个乘的是画舫。
当然,诗人的创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时会突破形式。因为诗人不只是在写诗,而是在写自己。一个人的精神、人格、天赋和艺术技巧,会决定诗歌的高度。
陶诗的风格特点,其实不是我们所误解的“平淡”,而是渊深朴茂、清腴闲远、清新醇厚,是低调的奢华。尤其是那些表达知识分子、读书人精神定力的诗篇,其人格力量、艺术力量像长虹一样高悬在中国诗学的天际。
普通人也许可以把诗写成音乐、写成图画、写成精美的珠玑,但很难把诗里的树木、飞鸟、桑麻都写成有温度的自己。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却是今天仍然活着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那么,王维与陶渊明究竟谁的诗更好?宋代有一个“超级裁判”——苏轼。
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这里的“曹”,应该是指曹植;“刘”,应该是指刘桢;“鲍”,应该是指鲍照;“谢”,应该是指谢灵运。到了唐代,“李”是指李白,“杜”是指杜甫。
值得注意的是,李、杜之外,苏轼只说“诸人”。“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单里,没有提到王维。这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呢?我认为是有意的,因为苏轼对王维同样热爱。
苏轼对王维的诗是这样称赞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两种不同艺术审美融合的愉悦效果。由此可知,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是同时欣赏的。苏轼说王维“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更可证明这一点。
学习时“抱有警惕的同情”
最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们的作品——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最后说再也找不到洞口,让最美的社会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从开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到最后“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创造力都没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练笔诗。
陶渊明写桃花源,是因为现实不是桃花源。农民难当,土地难种,遇到灾年、荒年,不免挨饿。这使向陶渊明学习的王维抱有警惕的同情。
王维有一首《偶然作》,对陶渊明进行过一番调侃。大意是说,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作保障。同时,你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还有妻儿父母,还有肩上的责任。
这些话说错了吗?没有错。但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唐宋时期,很多人对陶渊明都有从不理解到慢慢理解的过程。许多诗人都在“拒斥”中有条件地接受了陶渊明。
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说,唐代的一些人喜欢“富贵”的牡丹,不喜欢陶渊明“淡淡”的菊花,可能就是指类似思想观念的不同。
除了这首诗,王维还有一篇能证明这种分歧的书信。这封信是写给魏征后人魏居士的,劝其不要隐居。
信中直言,陶渊明弃官而去的做法太过轻率,而且迂腐,并坚持以为陶渊明应该委曲求全,要“与世沉浮”。这样,就可以“安食公田数顷”,不会穷到要乞食的地步。
其实,陶渊明喜欢用幽默的口吻写自己的穷困,《乞食》中一开始就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用“黑色幽默”开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主人不说借而说赠,还说“我怎么能让你白跑一趟呢”。然后,便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一个谐字、欢字,定一篇基调,并没有像王维说得那么可怜。
在文学史上,自从陶渊明“乞食”之后,后世很多士大夫似乎就不再以“乞”为耻。
大书法家颜真卿与王维是同时代人,官也做得不小。但安史之乱以后,他就向名将李光弼(太保)“乞米”,其《乞米帖》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辛,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作者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文史馆诗词研究社社长)
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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